仲威：《淳化阁帖》宋拓本的再研究
时间：2020-06-11 15:18:21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作者：仲威
仲威：《淳化阁帖》宋拓本的再研究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有五六件，其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一件是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另一件是安思远旧藏四册，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购，最终称为“最善本”。
先谈上海图书馆藏本，上世纪60年代初，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古旧书店征集碑帖拓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册《淳化阁帖》卷九宋小本金刚折裱装，鉴定为《淳化阁帖》枣木原本，即传说中《淳化阁帖》的“祖本”，又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上海图书馆的碑帖专家潘景郑、翁闓运等专家审定确认后，此册旋被提调至上海图书馆作永久收藏，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图1）
当年，专家一致鉴定为“宋拓阁帖祖本”的关键因素是：此本存有七处“银锭纹”。为何“银锭纹”如此重要呢？因为，“银锭纹”能与“枣木板”联系到一起，相传宋淳化三年（992）《阁帖》祖本刊刻在枣木板之上，不数年枣木原板开裂，为防止木板开裂加大，工匠就用银锭将裂纹锁定，此时的拓本上就自然留有“银锭纹”印记。又因“枣木板”能牵连到“阁帖祖本”上，所以“银锭纹”就成为“阁帖祖本”的最重要标识符。因此，当年专家们将此册新发现的《淳化阁帖》卷九审定为“宋拓阁帖祖本”就很容易理解了。
关于《阁帖》祖本刊刻于石版还是木版，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似乎好像还是以“木板说”占了上风，北宋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等人多有摹刻于板的记载，但未指明究竟是什么材质的木板；到了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开始有“枣木板”和“银锭纹”的明确记载，例如：赵希鹄《古今石刻辨》：“用枣木版摹刻十卷于秘阁，故时有银锭纹。”汪逵《淳化阁帖辨记》：“其本乃木刻，记一百八十四板，两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银锭痕迹，则是木裂。”
自南宋以后，《阁帖》祖本刊刻于枣木板，板上有银锭纹，几乎成为后世对“阁帖祖本”假想的共识。
笔者对上海图书馆《阁帖》枣木祖本的最初研究始于1998年。那年八月，上海图书馆携馆藏珍贵碑帖在纽约举办展览，前来观展的美国碑帖收藏大家——安思远先生曾经问我：“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为何没有贾似道收藏印章？”我当时无言以对，感觉这一问题切中要害，因为只有南宋权臣贾似道才有拥有“阁帖枣木祖本”的可能，没有贾似道印章，确实是个重大的疑问和缺憾。
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内钤有潘允谅、梁清标、孟庆云等藏印，却唯独不见贾似道印章。为何旧时书目将此册著录为“贾似道藏本”呢？如今找不到“贾似道藏印”，就从“潘允谅印章”入手，潘允谅系明代上海收藏大家，曾在万历十年（1582）刊刻过一套《阁帖》，储于府邸五石山房，世称“五石山房本”，我将此册卷九与潘允谅所刻的“五石山房本”卷九进行了校勘，两本完全吻合，“五石山房本”中板裂纹、银锭纹的位置、大小均亦步亦趋，可以肯定“五石山房本”卷九就是根据现存上海图书馆《淳化阁帖卷九》翻刻而成。通过此次校勘，卷九册中没有加盖贾似道印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原来贾似道印章仅仅盖在《阁帖》卷一的首页上，这在“五石山房本”中得到充分印证。
安思远先生的提问得以圆满解决，但有关《阁帖》的好戏才刚刚开始。2001年，时任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的马成名先生专程访问上海图书馆，向笔者出示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淳化阁帖》照片，一共九册（卷一至卷八，卷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流入美国），一眼就能认出这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卷九同属一套，皆为明代潘允谅旧藏本，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起首还赫然钤有贾似道印章，至此，残本又重新成为足本，成为名副其实的贾似道旧藏“阁帖祖本”。
那次马成名先生的发现，是《阁帖》鉴藏界的重大事件，确认了明代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十卷完好并保留至今，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事情至此本该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喜讯还是不断接踵而来。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又耗450万美金巨资购买安思远藏《淳化阁帖》四册。下面，就来谈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
自明清以来，在碑帖收藏界公认的《阁帖》枣木祖本，只有两套，一套就是上文介绍的潘允谅旧藏十卷本，另一套就是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藏本，存卷四、六、七、八，共计四册。
当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拿到安思远藏本后，马上就与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联系，取得“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完整资料，一经比对后，问题出现了，上图藏本与上博新购本，两种过去相传皆为枣木祖本的《阁帖》，面目居然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当然，两种藏本不可能同时都是“阁帖祖本”，加之政府巨资购买，干系重大，只有“你死才能我活”，对上博来讲，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不是“阁帖祖本”的有效证据。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汪庆正馆长，反而取得了《阁帖》研究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汪馆长在“潘允谅旧藏十卷本”的拓本间隙中找到了十分不起眼的刻工姓名，发现郭奇、王成、张通、李攸等人皆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因此，轻而易举地证实“潘允谅旧藏十卷本”为“南宋国子监刻本”，从而否定了其“阁帖祖本”的身份。
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诏依《淳化阁帖》旧拓翻刻十卷置于国子监，其先后次序、字行长短、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模刻精善，世称“绍兴国子监本”。虽然潘允谅藏十卷本从《阁帖》“北宋枣木祖本”降格至“南宋国子监刻本”，馆藏文物珍贵性打了折扣，但为进一步理清《阁帖》刊刻谱系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点。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只有“祖本”才会有银锭纹，若是“南宋国子监刻本”，就不应有所谓的银锭纹，为何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本中也有银锭纹呢？ 答案就藏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曹士冕《法帖谱系》里，其文曰：绍兴中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其首尾与淳化阁本略无少异。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故字画精神极有可观，今都下亦时有旧拓者。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第损剥非复旧本之遒劲矣。原来，早在南宋后期，碑帖收藏界已经有将此套“绍兴国子监本”冒充“阁帖祖本”的勾当，当时碑工在绍兴国子监本的基础上用厚纸垫衬伪造椎拓出所谓的“银锭纹”，此即曹士冕所载“迩来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潘允谅旧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就是此类冒充“枣木祖本”的“绍兴国子监本”。
模拟制作银锭文
既然是以南宋绍兴年间的《淳化阁帖》造假冒充北宋祖本，其作伪时间必在南宋后期，万无南宋初年“国子监本”初成之时的可能，也就是在贾似道生活的同一时期，所以，藏本上的贾似道印章势必也是伪造而成，贾似道万万不会愚蠢到钤印在当时的“南宋绍兴国子监本”的新拓本上。
遥想当年安思远先生的提问，以及笔者此后煞费苦心求证“贾似道收藏印”的研究，原来都掉进了南宋后期文物造假者布下的陷阱里。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谈及的《阁帖》刊刻于石、于木的争论上，来正视有关南宋赵希鹄、汪逵等人关于枣木板和银锭纹的记载，原来他们就是看了此类以“绍兴国子监本”作伪的“祖本”，从而，信以为真，造成以讹传讹，难怪北宋人从来没有讲过“枣木板”和“银锭纹”，基于此类南宋学者的误导，致使明代潘允谅的上当受骗，只到四百馀年后的今天，真相才大白天下。
否定了潘允谅旧藏《阁帖》祖本后，那么，上海博物馆购买的“安思远本”是否就是唯一的传世祖本，这一令人期待的假设能够成立吗？
这一问题初看，似乎多余，属于“杞人忧天”，因为“安思远藏本”有着显赫的收藏经历，无数收藏大家经手，这就意味它有多重保险：1、南宋贾似道旧藏。 2、明末清初孙承泽旧藏。3、清代李宗瀚旧藏。4、1995年，安思远纽约拍卖购得，马成名先生担任碑帖顾问。5、1995年，来北京故宫展出，启功先生撰文推介。6、2002年，收录在启功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一册。以上六重保险，任何一重，都足以让它流芳千古，难怪上海博物馆有如此魄力斥巨资购买。
此外，“安思远藏本”还有一大“亮点”，传世善本碑帖的题跋作者多为清代人，尤以乾嘉以后居多，明代人题跋已极为稀罕。但是，“安思远藏本”卷六后，却有一则北宋无名氏题跋，其文曰：
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岁久板有横裂纹。魏王好书，尝从先帝借归邸中模数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拓镌刻皆用国工，不复可辨。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可知其为祕府本也。人间有潭州、绛州二本，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并魏府本，四矣。
此段宋人题跋非同小可，起首“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开宗明义，就已经点题为“枣木祖本”，结尾“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又将题跋时间指向北宋后期，题跋所称“先帝”，当为宋神宗无疑。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更加了不得的是，此段题跋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在明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中，两相对照，即可将“安思远藏本”导向“孙承泽旧藏本”，因此，此段题跋也是“安思远藏本”最大的买点。
但是，仅凭这点，就将“安思远藏本”确认为“孙承泽旧藏本”，未免草率。因为《闲者轩帖考》在记录跋文之前，还有一段话，其文曰：
甲申（1644）三月之变，……得阁帖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板纹墨色大约皆有宋故物。而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
“第六册有‘翰林院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识”，如此关键的北宋钤印和装裱题记却偏偏在“安思远藏本”卷六中缺失，这是很反常的，后人重装时，万万不会丢失带有如此重要信息的内容。
仅凭丢失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就否认它不是“孙承泽旧藏本”，略显武断。但是，这引起了笔者的警觉和怀疑，再细读此段宋人跋文，还是找到了其中的破绽。
宋人题跋有“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这是十分关键的版本信息，在没有图像资料的古代，如此重要的版本面貌特征描述的文句极为难得。再回看“安思远藏本”卷六，首幅却偏偏没有横裂纹，这是一个致命的漏洞。再看“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却有伪造的“银锭纹”和“横裂纹”。
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了三点：
一、“安思远藏本”不是“孙承泽旧藏本”，因为“孙承泽旧藏本”卷六首幅有横裂纹，另有宋人印章和装裱题记，这足以否定两本的关联性。
二、从“潘允谅旧藏本”卷六首幅的“银锭纹”和“横裂纹”来看，南宋人以国子监本伪造“阁帖祖本”的银锭纹，或许有出典，不是凭空杜撰的。
三、从《闲者轩帖考》记载信息来作初步推断，“孙承泽旧藏本”应该就是“阁帖祖本”，它首幅有横裂纹，且没有银锭纹，还有宋人印章、题跋和装裱题记，可惜“孙承泽旧藏本”早已不明下落，估计已经失传了。
最后，再看“安思远藏本”卷八后有宋淳熙年间宰相王淮（1126-1189）题跋，其文曰：
豫章黄太史谓古人作《兰亭序》《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馀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尔。观《淳化法帖》用潘谷墨作蝉翼本，笔下锋锷隐见，有若真迹，诚可宝玩也。
从王淮题跋文意推断，卷八应该是“淡墨本”，但细观安思远旧藏卷八拓本，墨黑如漆，绝非蝉翼拓本，再者，若此本真是“孙承泽藏本”之卷八，孙氏在《闲者轩帖考》不应不记录如此重要的宰相王淮题跋，因此，可以肯定此段“王淮题跋”亦是从它本移入。
综上所述，两段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宋人题跋，原本是“安思远藏本”的亮点，现在看来却是个污点，卷六北宋无名氏的题跋出现，足以说明“安思远藏本”是依照《闲者轩帖考》的记录伪造而成，与“孙承泽藏本”毫无关系。
现在，该来看看“安思远藏本”的另一亮点——卷六、七、八首页均有王铎题签。
卷六题签：“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这张题签十分蹊跷，上款写在最下，极为罕见。“初拓淳化帖”也文意不通，卷六已经有“银锭纹”，难道还会是淳化三年初拓，王铎不会如此糊涂。
“丁亥”即顺治四年（1647），再结合“初拓淳化帖”的文意，笔者马上联想到了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费甲铸依照“肃府本”翻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世称“关中本”。笔者怀疑这条“初拓淳化帖，丁亥九月王铎书”题签，应该是王铎为“关中本”的初拓本题写的，被人移花接木到“安思远藏本”上，其下“孙北海家藏至宝至宝”一句，则是后人作伪补入，以呼应所谓的“孙承泽旧藏本”。
再结合“安思远藏本”卷六、卷七、卷八的装裱尺寸样式相同，面板题签“淳化阁帖，麓村珍藏”，可以肯定这三卷原本就是清代安岐（麓村）收藏的一套《阁帖》南宋拓本，后人依照《闲者轩帖考》伪饰成所谓的“孙承泽藏阁帖祖本”，现在应该更定为“安岐藏本”。
现在可以揭盖“安思远藏本”的真实身份，因篇幅有限，兹不展开讨论，仅将结论公布，卷四、七、八与“肃府本”的底本相类，因“肃府本”刊刻后底本就已失传，故“安思远藏本”卷四、七、八的珍贵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安思远藏本”卷六兼具“泉州本”、“肃府本”的共同面貌，但缺乏古代文献支撑，导致版本不明，也就无法与其他三卷分出早晚，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本也是善本无疑。
上海博物馆购买“安思远藏本”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年拙著《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出版后，再未就《阁帖》宋本展开研究，此次应邀参加绍兴召开“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研讨会”，有感于《阁帖》宋本在“二王学”中的至尊至高地位，故重拾未刊旧稿，直抒己见，聊作“再研究”。己亥谷雨后二日，仲威写于上海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