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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的伤痛| 文物大盗华尔纳

莫高窟的伤痛| 文物大盗华尔纳

时间:2019-04-01 15:03:18 来源:艺素链 作者:

莫高窟的伤痛| 文物大盗华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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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他们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
 
 
在广为人知的古丝绸之路,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活动的再次启动。
 
他以充满乐观的语调为自己的声明收尾:“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中国那片区域如此广阔,我们寻求的信息如此多种多样,我们几乎不可能一败涂地。我们应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于是,在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成了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任领队的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1924年1月华尔纳来到敦煌莫高窟,当时莫高窟藏经洞中的遗物早已被瓜分得一干二净,所谓的经卷和绢画已成为了传说。华尔纳不甘心因迟到而一无所获的结果。在他组织考察队的时候就决心一定要在敦煌带回点什么。在经过一番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采用壁画剥离和彩塑搬迁的方法,进行文物盗劫。
 
为了达到盗取的目的,华尔纳给了当时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他在揭取壁画时采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20、321、323、328、329、331、335、372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这种极其简略、原始、低劣而粗鲁的方式,导致壁画受到残害。
 
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这二尊精美彩塑像,一尊为328窟盛唐时期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另一尊为110窟北魏彩塑飞天像,这两尊彩塑现珍藏在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1925年,华尔纳又组织了一个7人的考察队,进行第二次远征,同样直奔莫高窟,准备使用胶布再次大规模盗劫敦煌壁画。当时,华尔纳带了“一大车的布匹”,参与调查团活动的中国学者、北京大学陈万里先生发现后警觉了起来。因为中国学者的爱国和当地人士的保护,华尔纳此次阴谋落败,“到此一游”三天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但在觉醒的中国人眼中,这是保卫敦煌和榆林窟文物的一次成功宣示,它开始关上" 外(国人)盗敦煌" 的大门。
 
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
 
被盗彩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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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8窟唐代彩塑
 
此窟开凿于初唐,窟形平面为正方形,窟顶是覆斗形,中心绘交杵莲花藻井图案,四披绘棋格团花图案;西壁敞口龛内绘塑结合,表现佛、弟子、菩萨,龛顶绘弥勒说法图;南壁北壁及东壁上方均为净土变,东壁下方为西夏时期的八身供养菩萨。  

 
西壁佛龛内的群像,是唐塑中的精品, 制作精细,神态逼真,形神兼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居中的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上,作说法相,身披田相袈裟,右手平举,作施无畏印,左手抚膝。佛像造型丰润,神情威严而端庄,两眼俯视,给人一种亲切感。随着佛陀手臂的动态而改变的衣纹褶皱十分细致,结跏双腿和被包裹的双脚,使袈裟的横向褶纹疏密有致,极富韵律。
 
在佛像两侧塑的是佛的两位弟子迦叶和阿难。左侧为迦叶,他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首,因少欲知足被称为“头陀第一”。此身迦叶塑像双眉紧锁,瘦骨嶙峋,身着水纹田相格袈裟,端严直立,双手合十,表现出一位老年高僧庄严虔敬的神情。
 
右侧为阿难像。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他19岁皈依佛门,侍佛25年,多闻佛法,长于记忆,被称为“多闻第一”。此身阿难像阿难身着华丽袈裟,身躯微斜,两手笼于袖内,昂首侍立,面貌丰润,双目微睁,似在出神聆听佛法,意态洒脱,壮若踌躇満志的华贵少年。
 
弟子两侧为两身胁侍菩萨,姿态优美自然。一腿盘于莲座上,一腿下垂,足踏莲花,作闲适的“游戏座”。发髻高耸,面相丰腴,双手纤巧,胸饰璎珞,腰围锦裙,造型柔丽端庄,表现菩萨的智慧和深沉。
 
佛龛外侧为三身半跪的供养菩萨像双手合掌胡跪于莲台上,体态修长,璎珞长垂,神情虔恭文静,气质端庄典雅,造型严谨细致,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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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8窟唐代供养菩萨像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此尊菩萨原位于龛内南侧,在1924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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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110窟北魏彩塑飞天

尺寸:26.9 x 12.5 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被盗壁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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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0窟南壁唐代壁画
尺寸:73.7 x 58.4cm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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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20窟南壁唐代半身菩萨壁画 
尺寸:37 x 29.2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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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35窟南壁唐代菩萨头像壁画
尺寸:37 x 43.5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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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9窟北壁唐代壁画

尺寸:52.5 x 26.4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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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35窟南壁壁画 跪拜菩萨 
尺寸:46.7 x 47.2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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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335窟南墙唐代跪拜菩萨壁画 
尺寸:47.2 x 46.7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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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1窟北墙唐代壁画
尺寸:51.5 x 31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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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1窟北墙半身菩萨壁画
尺寸:35.3 x 63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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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3窟唐代佛教史迹壁画
尺寸:50.8 x 94 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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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23窟东墙北侧唐代壁画  
尺寸:33 x 36cm
哈佛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
 
由于美国人使用了化学胶水,许多精美壁画因此被永久性毁灭了。据原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调查,被美国人从千佛洞用胶布粘去和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有26方,共计32006平方米,破坏留下的残迹现在仍很清楚。因为使用的是化学胶水,破坏不可逆转,未能粘走的壁画也彻底毁了,今天走进敦煌石窟,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连同样有盗取之心的日本学者也为之痛心。
 
敦煌大盗 |
 
自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禄因偶然机会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今17窟)后,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第一个进入敦煌开始盗掘、之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相继来到敦煌,以蒙骗手段,用极低的价格从王道士“购得”藏经洞的文书及珍贵文物。
 
这些人即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更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名牌大学教授或博物馆高层,却有着狼一样的野心和残酷的手段。
 
斯坦因(1862-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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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他是第一个来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斯坦因在其助手蒋孝琬的配合下,用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再次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了满满5大箱。他带走的文书、绢画因保存完好著称。
 
伯希和(1878-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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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由于藏经洞的门紧锁着,伯希和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首次大规模拍照。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有着良好汉学基础的他,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在藏经洞里足足呆了三个星期,最后挑选出几千卷精华偷运往巴黎。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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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探险队为日本佛教净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考察队,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1911年10月5日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组成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敦煌,至次年2月7日离开,共在敦煌待了3个多月。他们从王道士及其他途径获取的文物,包括佛经在内,共带走600件宝藏,这些都是他从王圆箓私藏的宝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吉川小一郎日记中记载,他们于“10月23日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 
 
大谷光瑞伯爵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在已经提及的各国考察、探险队中,只有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这一支探险队中有佛教徒,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大谷光瑞是京都西本愿寺第21谷光尊的长子,是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1900年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程途中前往中亚探险,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奥登堡(1863一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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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探险家,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1914年8月20日,奥登堡考察团到达千佛洞,随即按计划展开工作。在敦煌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内的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甚至对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都作了考古清理,并第一次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二区的崖面平面图,工作量之大、态度之认真细致、收获之丰硕,令人惊叹。这可以说是首次对莫高窟的全面研究。考察团于1915年1月26日起程回国,带走了千佛洞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2000多张所摄照片、剥走了一些壁画、几十身彩塑、几百张复描绘画、详细的资料记录,同时也带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有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装满了几大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千佛洞。
 
奥登堡考察团回国后,他们所获的资料分成二部分:文献移交亚洲博物馆(今天的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入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全部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现在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敦煌文献与艺术品等主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本画、麻布画以及丝织品等。其中幡画66件、绢画137件、纸本画43件、壁画14幅、彩塑28尊、织物58件、近2000张照片等。而藏于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后的佛经文书约有20000件。
 
华尔纳(1881-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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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也是臭名远扬的敦煌文物偷盗犯。1881年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5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深造考古学一年。1906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
 
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开展猎获和征集藏品之旅。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的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后,玩赛船,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附:华尔纳中国行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俩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1226年,党项人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因天寒地冻,为揭取壁画带来困难。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
 
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倍感温暖。”
 
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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