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归来：梁启超和他的时代
时间：2020-05-06 11:10:27 来源：同古堂 作者：同古堂林妹妹
先生归来：梁启超和他的时代
▲梁启超（1873—1929）
永乐拍卖——先生归来: 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专场
先生归来：梁启超和他的时代
文/ 同古堂
黄遵宪亦曾慨叹：“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诚然如斯，作为曾经的“戊戌维新志士"，他励志改良，积极参与变法，成为时代先锋；在流亡海外期间，又以笔为刀，被尊推为新秩序的意见领袖；而归国后，其亦是心系天下，所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个中强烈之进取精神，让深处黑暗的国人尤为振奋，各方势力更是无不夹道欢迎，礼遇之盛如众星之拱北辰，可谓国士无双。
十年饮冰，冷暖自知。其自“公车上书”开始，即跟随恩师康有为，大力倡导维新变法，之后又因反对帝制，师徒二人分道扬镳。而当各类“新思想”频频涌动时，他一度选择与孙中山合作，逐渐倾向武装革命，却在欧美游历考察后转身为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可以说，在局势风云动荡，亘古未见的时代转弯路口，梁启超的每一次政治方向，都是他恪守着民族利益至上，选择心中认为最适合当时各方政治角逐以及国人安定的平衡方式，寻找振兴中华的思想与方法。
此外，学界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亦日渐增多，而其生前文物绝大部分已经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间收藏并不多见。所幸另有部分梁氏珍贵档案一直保存在其故居北京南长街54号，而且所有档案藏品均由其弟梁启勋整理珍藏，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甚是难得。
永乐拍卖季的这批梁启超的手札家书即属于“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中的一部分，所涉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方方面面，不仅是研究梁启超及其家属和朋友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最新发现，也填补了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研究的空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时，书信和手稿用精美信笺书写，书法俊逸清秀，亦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欣赏价值。
这批信札手稿的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其本身的价值，且不说其重大的史料文献价值，仅按其书法艺术的价值就远超过当下的估价。此次永乐网拍所有的梁启超信札都以一千元起拍，是一次难得收藏梁启超信札的机会。
▲梁启超致梁启勋有关肾病信札
1926年7月26日作
著录:《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P204-205，中华书局，2012年。
释文：腹疾后发热，狼狈经旬，昨日始起床，今日无事矣。惟赤祸因牵动复剧作，极可厌。天如药膏今日制成，当虔服，希收效耳。此上仲策。超。廿六。
关于梁启超的死亡真相可谓众说纷纭，众说纷纭，成为一桩历史疑案。后来其子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在著作《梁思成与林徽因》中提到梁启超是因“肾脏手术”的医疗事故去世的。
此信札中“惟赤祸因牵动复剧作，极可厌”，其中“赤祸”即尿血。事实上，几年前由于妻子病逝，梁启超过于悲痛，之后尿中开始出现粉红色，怕家人担心他就一直隐瞒病情。
德国医生为其看病后，认为问题出在肾脏，需要手术方可以康复。1926年3月，一心要把“赤祸”根除的梁启超，来到协和医院进行肾脏手术。信中所言“天如药膏今日制成，当虔服，希收效耳。”，可知其术后病情并未好转，其中“天如”为唐天如。
唐天如（1877-1961），字恩溥，广东新会人，少年举考廉，后为翰林苑国史馆总裁，历任广东高等学府教职，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晚年移居香港行医，曾任香港红十字会会长。
肾病手术后，梁启超元气大伤，后因病情持续恶化而逝世。
▲梁启超致梁启勋有关牵挂亲友及北戴河购房信札
1925年8月19日作
著录:《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P185，中华书局，2012年。
释文：
1.书悉。葬期总在（阴历）九月内，请告伯修任择一日可耳。四妹独行诚可怜，交通梗隔，尤不放心。老七辈尚无书来，可想行路之难耳。此复仲弟。兄。十九日。
2.此间房子已万元买过来，可谓豪举（但其房子已值万元，家具亦值三千，地价约值一万外），因此地太可爱。顷拟与思顺平分，若彼不能，则以保险单押借耳。
1926年8月期间，梁启超在肾病手术后，再次到北戴河休养。据考，其共有四次来到北戴河海滨，可见对于此地非常喜欢。此信中所言为第三次，时间为1925年夏天，停留大约一个月左右。
在梁启超8月3号致梁思顺的信札中，曾有提及章宗祥因需钱款，拟以一万一千元出售该别墅，而据此信中可知最终售价为一万元。
信中“此间房子已万元买过来，可谓豪举”，可见此笔款对于梁启超而言，也是不小的数目。毕竟，他不但支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开销，而且还同时供应三个子女在国外留学。
另外，信中部分有提到牵挂亲友，如“四妹独行诚可怜，交通梗隔，尤不放心。老七辈尚无书来，可想行路之难耳”。
而“葬期总在（阴历）九月内，请告伯修任择一日可耳”，应是指李蕙仙的迁葬事宜。专场中另有数封书札，均是梁启超关于督办李惠仙墓事宜。
▲梁启超致梁启勋有关督办李惠仙墓信札
1925年8月20日
释文：
十八书悉。新图布置极善，请即照办。一昨扶箕亦不主迁古冢也。开工后弟可不须常住彼间耶，抑借此山居或亦不恶也。拟自作一小墓志铭，有便乞询购不刻石等事。季常极窘，拟赠与二百元，入城时望交去。此复仲弟。超。廿日。
李蕙仙幼承庭训家学，熟读古诗，善于吟诗作文，且擅长琴棋书画，有才女美誉，因病逝于1924年9月13日。梁启超与她十分恩爱，其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因此信中言及“开工后弟可不须常住彼间耶，抑借此山居或亦不恶也”，而且梁启超决定为妻子作墓志铭以悼之。
“季常极窘，拟赠与二百元，入城时望交去”，此中“季常”应是蹇季常，也可知梁启超待友十分好爽仗义。
蹇念益（1876-1930），号季常，遵义老城人。其父蹇洗，先以“军功”保举四川越省、马边知县，后任江北同知。
梁启超曾作一集联，赠予好酒之蹇季常，众人观之，无不拍案叫绝。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至如归
▲梁启超致梁启勋有关督办李惠仙墓信札
1925年8月8日
释文：
1.七日书悉。再致博渊一函，请弟亲持往交涉，能特许最善，否则只好改期开工。因红契非王姨亲去不能取出，去则全眷俱去矣。顷拟廿一二间便全家归去也。此复仲弟。兄。八日。
2.或并托翊云向博渊一言。
此为梁启超致梁启勋关于李惠仙墓申请动工的信札，信中“请弟亲持往交涉，能特许最善，否则只好改期开工”，即是言及申请事宜。
信中另有言及因“红契非王姨亲去不能取出”缘故，因此或将携全家一起同去。
在梁启超8月19日中关于北戴河购房的信札中，可知梁启超的经济已经有点吃紧。在其另一致梁启勋信中，也可窥知一二。
1918年
著录:《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P126，中华书局，2012年。
释文：
溥泉不必客气，公估其值，否则吾甚难处也。调印泥之簮记代致。本月公府津贴收到后暂留弟处，应支各款，暂现支之（《左传》想已开卷耶）。潜夫。
信中梁启超所言“本月公府津贴收到后暂留弟处，应支各款，暂现支之”，可知其经济并不宽裕，开支较多。而“溥泉”指朱溥泉，北京琉璃厂闻光阁经理人，闻光阁开办于1902年，主要经营书画瓷器等。
1918年，梁启超屏弃百事，专注于治学。从来往书信中可知梁启超亦是勤于碑学、金石跋、书法等，并请梁启勋代觅《三段碑》、《礼器》、《船山遗书》。此信同样作于是年。
梁启超如此多才，而子女也是个个成就不凡。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1928年5月23日
著录:《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P322-323，中华书局，2012年。
释文：
1.书悉。昨日已发振飞一长电，今日又致公权一电，看结果如何再说。现在仍以设法维持原位置为最好。改行员恐甚难，即办到恐薪俸不能及今之半也。思成已就东北大学聘，有电促其七月底到津。此复仲弟。超。廿三日。
2.四行恐更不易，若各路走不通后再议之。届时尚需季常加一书，或可有效耳。汽车请留意碰机会售去，新贵盈城，或有过问者也。
1927年，病中的梁启超也为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后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
其本来准备推荐梁思成进清华大学教学，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东北大学建筑系在1928年成立，工程学院院长本希望梁思成的好友杨廷宝担任系主任，但是杨廷宝已经接受了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聘书。于是梁启超便向东北大学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并推掉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同时在考虑东北的局势后，为梁思成订立了与东北大学的教学合约，催促梁思成夫妇迅速回国。
此信中“思成已就东北大学聘”即提及梁思成学成归国，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皆请他任教，梁启超两方面比较，为其选择了东北大学，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日后，梁思成、林徽因也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组建做出了诸多贡献。
其中，“振飞”，指徐新六，“公权”，指张嘉璈，“季常”，指蹇念益。
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祖籍浙江余杭，生于杭州。徐珂之子。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学者。浙江财阀巨头。
1928年5月23日
著录:《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P71，中华书局，2012年。
释文：
得顺儿书，称弟病颇剧，乃至两日水米不进。忧骇何极！比复何如？医不可缓，切勿自恃，弟体素非壮实也。棠村寄来纸，迄未见，当再查。仲弟鉴。制。超，初七日。
信中“得顺儿书”所指长女梁思顺。其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她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则担任其日语翻译。父亲逝世后，她有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梁启超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外交官周希哲夫人。中央文史馆馆员。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编有《艺蘅馆词选》。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专场中，另有梁启超牵挂亲友，安排三妹婚事等其他信札，同样笺纸精美，书法俊逸清秀，文献考据价值颇高。此外，还有一批梁启超同时代的名人、名家书札精品，皆是耳熟能详，如周作人、林长民、郑孝胥、溥伒、康有为、陈师曾、于右任、梁实秋、樊增祥等。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随即被以汉奸罪逮捕入狱，可谓是斯文扫地，直至南京解放前夕，才重获自由。
然而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将其永远拒在体制之外，周作人只能于编制外翻译希腊、日本等古典文学，以稿费为生计，好在一切倒也颇是平静。不过，此后各项政治运动，致其经济渐难以为继，生活物资也愈加匮乏。
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粮食短缺，遍地饥荒，此时的周作人早已非高级干部或体制内知识分子，并不符合临时特供的规定，对于国内短缺的生活必需品，只得求助海外友人。身居新加坡的郑子瑜便经常向周作人寄去国内短缺的物资。
此信即言及郑氏寄来白糖五公斤，猪油一缸，周氏对此“至为感谢”。而且“诸品均未收税，尤为难得”，并说“北京现在此二品甚缺乏，砂糖即甚好，方糖反不甚适用也。”北京所缺的物资，郑子瑜每月寄去，其热心可见。周作人还提到要为郑子瑜介绍日本的松枝茂夫，信中说“友人郑子瑜君在新加坡师范学院任教，现在早大语学研究所，拟前往晋谒。有所请益，特为介绍，希加以照顾并予赐教，不胜幸甚”，后二人因此得以相识。
钤印：林长民印、创学者室、眉寿
1919年，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然“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召开前，梁启超即作为彼时青年领袖，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代表相继会面，以求收回山东主权。尽管其据理力争，然而由于日方背后唆使，公理终究无法敌过强权，形势愈发不利。
忧心国事的梁启超，因尚在欧洲游历考察，只得致电汪大燮及林长民，请求归还青岛，警告北洋政府不要屈辱签字。接到梁启超巴黎来电后，林长民对列强偏袒日本的无耻行径，十分愤慨，撰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于《晨报》，文章慷慨悲壮，语调激昂，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又谓“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此后，其在《国民公报》发表《敬告日本人》长文，谓“勿为伪善，尤望亲爱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
林长民在烽火中顶住重重压力，为国家社稷诤言，日本人对其恨之入骨。
钤印：郑氏孝胥、苏戡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其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所作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此外，郑孝胥与陈衍都是闽派诗的首领。晚清光绪12年(1886)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
钤印：溥伒长寿、山可一窗青
溥伒是道光皇帝的直系后人——惇勤亲王奕誴（道光帝旻宁第五子）之孙，领正蓝旗，幼时封赏固山贝子爵。他与两个弟弟溥佺、溥佐均有画名，有“一门三杰”之称。
其幼年饱读诗书经史，能文善赋，尤其痴迷书画，山水、花鸟、人物、鞍马均具风采，极善画兰，风神飘逸，在画坛上堪称一绝。民国时期，他还当过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兼教授，同时与张伯驹、管平湖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古琴会。
1966年，突然失踪成谜。
行笔至此，因篇幅所限，其余精品佳作不一一而足，好之者可前往艺典中国【先生归来：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专场，一窥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