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和魂：不懂这些谈何收藏
时间：2022-09-16 10:21:13 来源：收藏家大参考 作者：
文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和魂：不懂这些谈何收藏
收藏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因为收藏品承载着远古的历史和文化，承载着艺术审美和工艺传承。当然收藏品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稀缺性和独有的价值，使得它同时具有投资升值的功能。记得著名主持人王刚说过一短话：“天底下还有这等美事吗——每天让你玩着，欣赏着，由于它的存在，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同时，它还能保值和升值，一不留神更能让你发大财。”话虽诱惑一点，但道理的确是这样，道出了许多玩家的收藏初衷。但无论那一类收藏，对于另一些藏家而言，不仅仅是将有价值的古董买来珍藏起来等待升值那样简单。
所以，他们经常会说，什么时期的古陶瓷工艺是如何不可逾越，什么时期的古陶瓷釉色又是怎样不可企及，什么时期的古陶瓷的神韵又如何怎样无法制，什么时期的古陶瓷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人为附加的一种浅层次认识，古陶瓷本身蕴含的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以及它们独有的原创艺术品质才是我们收藏的本质。
说到收藏，从收藏的历史来看，历朝历代都有收藏文物的爱好。上至皇帝和贵族官员阶层，下至士大夫文人和富商阶层，大多数对前朝历代文物收藏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尤其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物收藏已经相当普遍。但要说到收藏境界，就不是简单收藏那么容易。起码要收藏到真品，并且把收藏历代文物看做是对民族文化根基的延续。通过收藏，增加文化修养和体会文物收藏带来的精神享受。通过收藏能结交收藏圈子里志同道合的知己，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真正的建立良性的收藏观和认识观。从而更好的保护文物和传播远古的文明。
有一句话非常经典：一件经历千百年的文物艺术品或文物遗址，恰巧被你收藏或发现。如果你不研究它的文化价值或不把这种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播出去，只是一味的利用的商业价值为自己牟利。那是十足的文化愚蠢，严重点是文化犯罪（经营古玩或投资古玩的人，把东西卖给懂其真正价值的人也是一种善举）。
在收藏领域，谁都有收藏和研究自己祖宗文化遗存的权利，一时走错路或走了弯路不要紧，要命的是一直走错路，而且还要带着一群人走错路。这就很可怕了，我们放眼望去，这种“大虾”如**时期的军阀一样比比皆是。他们真正的陶瓷学术研究探讨没有，有的是政治阶级斗争口号和相互奉承、吹捧。可悲的是很多文博资深专家感动的“屁滚尿流”，甘愿俯下身为他们兜着屎尿。我有时在想，这那是文化收藏和传承，简直是一场场政治运动。殊不知收藏与政治运动是有本质区别的，收藏是讲求真理的，是实实在在的真就是真，假就是假的古美术工艺的鉴赏行为，而政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收藏不分贵贱，小收藏有小的境界，大收藏有大的境界。比如收藏烟标、收藏小人书，收藏唱片，收藏钟表，收藏邮票。这些收藏与那些动则上百万千万的书画瓷器相比很小，但小有小的好处，小有小的方便。如果把这些小收藏的各个门类和品种都收藏齐全，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通过这些收藏能展示其相关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这也是一种收藏境界。
作为瓷器收藏来说，在眼力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还不具备财力的情况下，不一定非得要收藏到几百万或者数千万一件的精品，才算收藏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果有这种思想，收藏则是很痛苦的一种选择。其实收藏名贵的精品瓷片，照样也能成就梦想，通过收藏瓷片，不但自己开阔了视野，而且通过这些瓷片收藏弥补了馆藏完整器缺失的器形和品种，完善了陶瓷发展史。给深入研究陶瓷窑口的学者和藏家提供重要的标本证据。这也不失为一种收藏境界。
有很多务实的藏家说过：收藏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但受罪也是心甘情愿的，可谓痛并快乐着。“越肤浅越简单，越深刻越复杂”这句话用在收藏探究上最恰当不过。因为收藏是实打实的经验学，这些经验的获得几乎都是血的教训，都是拿血汗钱买卖出来的，没有一次比一次惨痛的打眼，就不会有痛彻心扉。当你发自内心感激让你吃药的“抢手”时，你才能把交学费看做是自己收藏路上的历练，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迈向成熟的收藏之路。
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先生，在总结自己收藏历程时，他领悟古玩的能力是“反复捉摸”；他的丰富经验获得是多听、多问、多买，活到老学到老，他的生意经是看得懂，买得起，卖得掉，卖不掉还要摆得起；他信奉的古玩信条是“只要东西好，贵了还能贵”，他推崇“高举高打”和“高进高去”，“以学术带商业，以品牌推藏品”；他虽然八十多岁高龄，现在依然子夜不眠，晨曦方寐。他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他善于学习和总结。他就像一名刺客，时刻预备着锋利的刺刀，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随时出动。也许有人会问：这样的一生多累啊？其实这就是真正的进入收藏境界，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精品，拿下别人不敢拿的高价精品，因为他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潜在价值。看似满世界奔波和劳累，其实也乐在其中。
古玩市场上，无论是官高位重的官员，还是外国的驻华使节，再还是文化名人或者演艺明星，只要痴迷于收藏的，一头扎进市场，和小摊小贩或者是同道藏友打的非常火热，彼此忘记了各自身份，彼此忘记了实力均衡，也许为一个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也许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和颜悦色。仔细想想，什么玩意能有如此功能？唯有古玩收藏。
这里面有一些收藏人是实实在在的收藏找罪受，因为并不快乐。为什么呢？一个是眼力和悟性很差，一个是心气儿很高，还有一个是梦想着通过收藏来发财致富。越是急于求成，越是频频打眼或者被“杀猪”。有的悔悟能力有限的，气急败坏到喊爹骂娘，甚至跳楼自杀。
收藏的平和心态很重要，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但是财力和运气不到，藏品也是与你无缘。财力和运气都到了，没有眼力辨别真伪，或者不能发现是否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精品，藏品也是与你无缘。
那么，作为普通收藏者，到底如何进入正确的收藏轨道呢？首先具备眼力，即便那些商界精英或者政界精英，没有时间苦心专研具备一定的鉴藏眼力，但必须要借助鉴藏眼力的人才（资深艺术品经纪人）来为之把关。其次就是藏有所取，即：你喜欢那一个门类？准备投资那一个门类？开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全面开花，慢不说精力和财力有限，就是一个门类的收藏，也是牵扯到很多的知识和内容。一个领域搞透彻了，再跨到另一个领域，最后形成系列。
从龙泉窑瓷器的收藏，到系统的对龙泉窑瓷器进行研究，这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收藏境界。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龙泉窑收藏到一定程度，如果不是专业去研究窑口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与之相邻的越窑青瓷或者南宋官窑青瓷，都可以跨窑进行收藏和研究。直到你把整个浙江窑口的收藏和研究形成规模和气候，我想你已经很成功了。狼的精神之所以被人们称道，主要是因为狼的目标专一和群追不舍的精神。
收藏的最终境界是藏品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的一个过程。很多收藏成功的收藏家总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我就是这些藏品一段时期的保管员。想想历朝历代的皇家收藏还是私人收藏，莫不如此。古人的收藏品，即便死后带到墓葬中，多年后还是被盗出或者被考古发掘，谁都不可能最终真正拥有。
拿宋代来说，宋徽宗时期的内府收藏极其丰富，宋徽宗本人对收藏也极其专业，而且内府拥有一大批造诣非常高的文人雅士共同来研究和整理。金兵入侵后被抢的抢，被毁的毁，如此丰盈的收藏不但没有保全，连同宋徽宗和妃子们都被掠到北方，北宋整个灰飞烟灭。皇家的收藏总免不了朝代更迭毁灭或者流失的命运，作为私人收藏也多都是如此命运。宋代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详细叙述与其夫赵明诚节衣缩食换取的收藏之富，但也感慨收藏“得之难而失之易”过程的悲恸和无奈。
除了清宫旧藏文物而外，民间收藏的大量文物都没有躲过这次漫长掠夺的灾难。很多中国收藏家有这样一个认识：中国文物无论收藏于国外任何地方，只要我们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总比国内完全毁灭要强许多。这种认识最开始源于民国战争的大量毁坏，其次是新中国文革时期“破四旧”大量无知的砸毁文物。鉴于此，甚至有许多的国人鼓吹艺术品是无国界的，它起到对中华文化思想的传播。但这种思想境界，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一个国家的文物是其文化命脉的载体，尤其重要文物非正常流失，显示一个国家的灾难和遭受的文化掠夺。强盗抢劫了你家的贵重物品，你不去反思自己的失败，反而还赞赏他们在替你宣扬文化？自古以来，要知道拥有大量重要战利品对强者是一种荣耀，但对被抢劫的弱者是一种耻辱。这些列强把抢夺来的中国文物在一定时期需要合法化，自然要鼓吹“文物艺术品无国界论”，最可悲的是我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和“收藏精英”竟然帮着其漂白。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正应了外国一位将军的话：“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文物都不重视，尽管去奴役”。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在民国收藏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与民国其余的“三公子”相比，确实成为以后中国的收藏精神楷模。
民国至新中国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文物重要收藏基地，也有人说是中国文物流向世界各地的跳板。由于连年动乱，不少没落贵族南下上海，家资收藏随之也积聚上海，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国内的一大文博中心，有古董经营商二百多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局势动荡和经济管制，不少外侨、华人纷纷转移资产或离境，有移居海外的，也有定居香港的。其中，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大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也在其列。文物收藏也随人散而散，中国大陆民间收藏可谓命悬一线。文革时期，“破四旧”风潮席卷全国，更是形成了官方和民间走私两条流失主线。
这几十年，内地流散出去的文物，大多会以香港为中转地。作为集散地，香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成就了很多知名的大收藏家；同时，也造就出了敏求精舍这样一个华人民间收藏团体。
敏求精舍中的重要个人收藏，有精舍首届主席胡仁牧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的明清家具收藏、九如堂李大鸣的高古瓷收藏、天民楼葛士翘父子的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
华光船务的老板，赵從衍先生，因为事业才能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收藏，为了事业而放弃这些收藏。赵先生夫妇都是在中国古代工艺品和中国书画方面造诣极深的人物，对佳士得和苏富比能够在香港站住脚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当年专场卖掉所有藏品当然是无奈，为了公司的周转。可是，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争气的，枉费了上一辈的心思。
胡惠春先生在1949年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移居香港，在随后的30余年里，其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350余件藏品。上海博物馆后来专门为暂得楼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使其多年收藏终获归宿。
这些让人尊敬的是他们能把自己的藏品当作人类的藏品，不但能够提携后辈，还能捐赠当年倾家荡产求得的宝物。
中国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收藏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沉淀，必将有一大批涌现出来。这无疑对国内严重的文物外流筑起一道拦水坝。也将为我国的文物收藏和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