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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书的主要方法

校书的主要方法

时间:2021-12-10 16:54:26 来源:善本古籍 作者:杜泽逊

校书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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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总结出校法四例,甚为简括。今略予推演,而更换其例证,以求贴切易懂。
 
一、对校法
 
假如一部书传世的本子不止一个,那就应对不同的本子进行对校。对于印本来说,同一版印出多份,传世再多,也只是一种版本,自然无须对校。如果同一版,中间经过修版补版,前后刷印的本子就有差距,初印本与后印本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要经过校勘才能明白。
 
对校的方法,刘向校书时就大量采用了。《文选·魏都赋》李善注:“《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御览》卷六百十八:“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文选注》无“故曰雠也”四字,据《御览》,当有此四字,文义方完。
 
根据上面的史料可以发现,不同本子对校,是由两人进行的,一个人拿着书本,另一个人读,遇有异文就标示出来。这种方法清代仍有用之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目录后有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刻书识语云:“详细对阅,胥借力于男之坍、侄之璇。盖若辈亦曾手录过也。既敷于板,又命侄之玫、之璐对勘,而后交工。每刻一页,刷印数纸,坍、璇两人对面唱答,一点一画,不许轻易放过。”这就是过去称校勘为“雠对”“雠勘”“雠校”的来历。
 
我们在进行对校时,不一定要两人对唱。一个人也可以对校。把两个本子摊在桌子上,一个作为工作底本,遇有两本异处,就把异文统统记在工作底本上,让人看到你的校本,就像看到另一个本子一样。这种工夫叫作“死校”。在过去,没有复制技术,你有一个通行易得的本子,人家有一个宋刻本,十分难得,怎么办?借来对一遍,把所有不同之处用红笔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包括某处至某处为一行,某处抬头,某字因避宋讳缺一笔等,都要记下,这样等于有了一个宋本,过去称这种用宋本死校过的本子为“校宋本”。同样,用元本校过的称“校元本”,用旧抄本校过的叫“校旧抄本”。如果宋本、元本、旧抄本因难以预料的原因失传了,那么校宋本、校元本、校旧抄本就保存了可贵的旧刻、旧抄的面貌。清代陆贻典、毛晋父子、黄丕烈、顾千里等都做过大量这样的死校工作,他们的校本后来被学者们奉为名贵的善本,原因之一在于保存了古本面目。《四部丛刊》中有毛扆校宋本《鲍氏集》十卷,其底本为明正德五年朱应登刻本,毛扆用宋本朱笔校,凡遇文字不同,直接用朱笔改过,行款用朱笔勾出,属于典型的校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时,仍用朱墨两色,可供我们观摩。
 
假如异本不多,可以逐一对校。假如异本较多,则不可能逐一对校,那就要先弄清版本系统。
 
考究版本系统仍要先将各种印本进行重新鉴定,依时代排出先后顺序。然后细细审阅序跋,许多序跋对于刻书底本都有交待。例如清同治间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大都依据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重刻,就没有太大校勘价值。其中《史记》经张文虎等精校,则又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与局刻本他史有所不同。
 
通过研究序跋可将版本分为若干组,每一组有一个祖本,其余是根据祖本重刻的本子。
 
如果序跋没有说明底本来源,则应通过与他本对校,弄清各本之间的关系,弄清哪些版本关系校近(即异文最少)。你会发现,同一系统的版本,连稀奇古怪的错误都往往一样,一脉相沿。这种校应当死校,一丝不苟,当然只校一两卷即可解决问题,不必再通校全书。
 
分出系统后,每个系统依据时代先后找出祖本,这样,通校的工夫可限于祖本与祖本之间。其余从祖本衍生的本子则作为参校本。所谓参校本,就是在有分歧处参考一下,就不再作一字一句、一点一画的通校工夫了。张元济校《史记》,就以南宋黄善夫本与清武英殿本通校,其余清刘喜海藏百衲宋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刘承干影刻宋本、明嘉靖震泽王延喆刻本则作为参校本。周祖谟先生校《洛阳伽蓝记》,其卷前《叙例》首条对版本源流有精彩的分析:
 
《洛阳伽蓝记》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如隐本不知何人所雕,板刻似出于嘉靖间(赵万里先生谓此书盖长洲人陆采所刻)。《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盖据《逸史》本校改者。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二、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四、道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本。考《汉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学津》本即据《津逮》本翻雕,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则又参取《津逮》《汉魏》两本以成者。至于吴氏《集证》本,虽云出自如隐,然亦略有删改,凡别本有异者,均于《集证》中详之。综是而言,《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
 
在总结版本系统时,除研究序跋,校对异同外,还应尽量参考前人成果。前人成果一般表现在目录题跋中,重要的书目题跋如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及彭元瑞等《后编》、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楹书隅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昌彼得《蟫庵群书题识》等,对我们了解古书版刻源流优劣都有重要帮助。
 
总之弄清版本源流十分重要,可以执简驭繁,得其要领。
 
古书的讹误通过对校容易被发现,例如《旧唐书》传一百四十六《李白传》明嘉靖闻人诠刻本: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嗜酒,曰与饮徒醉于酒肆。
 
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作: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倶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
 
张元济先生以宋本校明闻人诠本,因而发现闻人诠本脱二十六字,这二十六个字牵涉到李白生平中的大事,非常重要。如不对校,就无法发现这二十六字脱文,因为闻人诠刻本仍然可以读得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沈德潜序称“合之《新书》以核其异同,征之《通鉴》、《纲目》以审其裁制,博求之《通典》《通志》《通考》与夫《英华》《文粹》诸书,以广其参订”,做了很多考证校订工作,但这二十六字脱文却没有发现,一仍闻人检本之旧。由此可见,获得古刻旧抄精善之本进行对校,是校勘古籍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校书应从版本对校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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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校法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釆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这其实也算得上一种对校,不过不是全书对校,而是片段对校。无论他书引本书,或本书引他书,这些语句都仍是出于这一部书,所以仍属于对校。
 
我们先举两个极简单的例子:
 
张元济《校史随笔·旧唐书》:“《传》第一百四十六《李白传》。”我们查《旧唐书》传第一百四十六,是《吐蕃传》,不是《李白传》。再查,《李白传》在卷一百四十下,知“六”乃“下”之误。这属于本书引他书,我们拿他书来校本书。这个错误从表面不容易看出来,非拿《旧唐书》来核校不能发现。这就是最简单的他校法。
 
《文献通考·经籍考序》:“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这是说的开元时藏书至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存者仅十分之五六,我们很容易推测出这段文字来自《新唐书·艺文志序》,拿来一校正是,但是“忘”字作“亡”,《文献通考》误作“忘”。这也是他校法的简单例子。
 
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是较权威的《淮南子》校注本,前面有胡适序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吾知之审,请略言之。唐宋类书征引《淮南王书》最多,而向来校注诸家搜集多未备。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遗漏尚多。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取原书,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同异。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
 
刘文典的方法即属于他校法,找的是他书引本书的材料。但工作艰苦细致,绝非易事。
 
王念孙在他校法方面有突出成就。如《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唐孔颖达《尚书·洪范正义》曰:“《荀卿书》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宋本及各本《荀子》均无后二句,《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极相近,亦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无下二句。唐杨倞注《荀子》不释后二句,知所见本亦无。但孔颖达引《荀子》有此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这二句是应当有而脱落的文字。王氏说:“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故白沙在涅与蓬生麻中义正相反。”另外,这四句是古代常用语,《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史记》褚少孙续《三王世家》:“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唐司马贞认为褚少孙所称“传曰”见于《荀卿子》。这说明司马贞所见《荀子》有“白沙”两句。当然,我认为《三王世家》所称“传曰”四句与《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同(唯衍一“中”字),当出《大戴礼记》。《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和《史记》褚少孙续《三王世家》属于旁证,而孔颖达引《荀子》则是直接证据。由此可以断定《荀子·劝学》中原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八个字,唐代开始脱去。近人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已根据王氏主张补入这八个字。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文学史选本亦据王念孙的说法加上了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没有版本依据,完全只是用他校法发现并补入的。
 
《战国策·赵策》有一段人所熟知的故事,《触龙说赵太后》。原文:“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
 
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触詟”应作“触龙言”。其根据有:(1)《史记·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2)《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策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3)《汉书古今人表》有“左师触龙”。(4)姚宏注云“一本无言字”,说明姚宏本原有言字。(5)《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这些证据中《御览》引文属于直接证据,《荀子注》算变相引用,《古今人表》《史记·赵世家》算是同一史事互见。姚宏注则可间接归于版本证据。虽然当时没有直接版本证据,这些旁证也比较充足可信了。另外还有“太后盛气而揖之”,王念孙认为“揖”字不通,因为下文说触龙“入而徐趋”,说明这时触龙尚未进来,太后无从揖之。元吴师道指出《史记》作“盛气而胥之”,当是。《史记集解》说“胥犹须也”,等待之义。《太平御览》引此策正作“须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其中《战国纵横家书》一组,恰有此篇,正作“触龙言”,不作“触詟”。“揖”字作“胥”,与《史记》正同。这就从版本上彻底证明王念孙校勘的成果千真万确。
 
从以上两例看,他校法要求广泛掌握同类文献资料,包括引文和同一史料互见他书,因而此法很见功力。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证据。要求掌握本书文法文例,韵文掌握韵例。熟读全书。目录与正文可以互校,注文与正文可以互校等等。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证序》,据《观堂集林目录》,此篇当作《史籀篇疏证序》,脱“疏”字,可据目录校补。又《遗书》中收有《史籀篇疏坪》一卷,亦是本证。
 
下面再举两个复杂的例子。《庄子·刻意》:“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俞樾《诸子平议》:“按‘休焉’二字传写误倒,此本作‘故曰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与此文法相似,可据订正。”
 
《离骚》:“乃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闻一多《离骚校补》:“案:‘犹其’二字当互乙。上文‘虽九死其犹未悔’‘唯昭质其犹未亏’‘览余初其犹未悔’‘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并作‘其犹未’可证。王注曰‘然年时亦尚未尽’,正以‘尚未’释‘犹未’,是王本未倒。”
 
闻一多举出《离骚》本文中四个文法一致的句子,又举出王逸注作证据,证明“犹其未央”为“其犹未央”,“犹未央”即王注“尚未尽”,这是本校法的很好例子。从这条例子可以体会到闻一多对《离骚》已烂熟于胸中,故能运用自如,左右采获。
 
四、综合考证法
 
我们上面举出三种方法,为便于讲解,挑选出较为单一的例子,但在实际校勘实践中,则并非如此,往往诸法并用,而且要根据自己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是非,这叫综合考证。一位合格的校勘学家,其功力可尽见于此法。
 
例如《荀子·君道》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
 
王念孙《读书杂志》曰:“‘欲得善驭速致远者’,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卢(文弨)从宋本云‘俗间本有“及”字’。按:有‘及’字者是也。‘及速’与‘致远’对文。行速则难及,道远则难致,故唯善驭者乃能及速致远,非谓其致远之速也,则不得以‘速致远’连读。‘善驭及速致远’与‘善射射远中微’对文,若无‘及’字,则与上文不对,一证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蠭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与此文同一例,二证也。《淮南·主术篇》云:‘夫载重则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而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远’即‘及速致远’,三证也。《群书治要》有及字,四证也。”周祖谟说:“读此可悟校书之法。”(《语言文史论集·论校勘古书的方法》)这里有对校、他校、本校、旁证、文法等各种手段,可谓精绝。
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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