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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家陈从周

杂文家陈从周

时间:2022-12-12 09:05:18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李天扬

杂文家陈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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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先生,我只见过一次。
那是30多年前,我进复旦读书不久,陈先生来开讲座,当时我对园林和古建筑不甚了了。陈先生名气大,便和同学陈颂清一起去听了。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颂清比我知道得多。陈先生讲了些什么,自然是不记得了。记得的,有二:一是陈先生喜欢讲笑话;二是陈先生的《说园》刚刚出版,现场签售。陈先生笑着说,因为书中英文门同刊,也为大家用中文和英文签两个名。书的定价为四·九五圆(版权页如此印),我嫌贵,没买。当时,父母给我的一个月生活费,才30元,花六分之一买一本书,太奢侈了。但这一次错失,让我后悔许久。《说园》,是陈先生的传世之作,无论再过多久,要研究或了解中国园林,这本书是绕不开的。《说园》后来出了很多版本,长销不衰,但我觉得,1984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的这第一个版本,最好。工作以后,我在书店寻觅多年,终于买到了这本书,但陈先生的签名,却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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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从周先生的了解、崇拜,是随着读他的书,日积月累的。陈先生的那五本自编文集,我是出一本追着买一本,《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五本书,从书名到开本,从封面到装帧,都是那么可喜。当然,最好看的,是陈先生的文章。我以为,陈先生作为园林大家,名气太响了,他在文章上的造诣,被忽视被低估了。何以见得呢?陈先生的书,几十年来出了不少,可是,这五本集子,除《书带集》外,都未再版过,实在是可惜。
一晃,就是30年。2018年秋,纪念陈从周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因石建邦兄之介,我有幸登名堂入梓室,走进陈先生在同济新村的故居。陈先生的长女陈胜吾女士热情接待,给我们看先生的藏书和遗物,真是大饱眼福。出书,是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我提了将五本书成套出版的建议。胜吾女士同意。同座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兄当即表示由他来出。当年一本一本追着买陈先生集子的我,万想不到,30多年后,可以由自己来促成这五本书的成套再版。
在校读书稿时,我猛然发现,陈从周先生,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杂文家,于是,生出了编一本《梓室杂文》的念头来。
陈从周先生,自号“梓人”“梓翁”,也就是木匠的意思,写文章戏谑,称自己为“大饼教授”。洒脱如此,是不会在乎头上多一顶还是少一顶冠冕的。他被称为园林大师、古建筑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散文家,皆当之无愧。称陈先生为杂文家的,其实不是我的发明,有两位比陈先生更老的老先生说过这个意思。
一位,是俞平伯先生。他在《书带集》的序里,说过这样的话:“兹集多载杂文,名以‘书带’者,盖取义于书带草云。”
如果说,关乎此,俞先生是一笔带过的话,另一位老先生,则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就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在《世缘集》的序里,甚至论说了中国杂文的源流:“夫杂文,杂家言也。杂家者流,《汉书·艺文志》中列为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学派之专称,非庞杂无纪者可伦比,所谓‘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自序里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沪上著名杂文家吴兴人先生著有《中国杂文史》,据他考证,最早为“杂文”列名者,是南朝刘宋时人范晔。他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列有“杂文”一项。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写了《杂文第十四一章》,曰:“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指出杂文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体。当然,严格来说,刘勰说的杂文,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杂文,不是一回事。吴兴人先生的著作将先秦至当今的中国杂文之流变,作了详尽的梳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先按下不表,再来看钱先生是如何评说陈从周先生的杂文的。钱先生先是“检讨”说:“君顷乃以所著《帘青集》、《随宜集》诸杂文集寄示,并以《世缘》一集,诿命序。余反复洛诵,乃大叹服,从周盖杂文家之雄杰,而余但品其为词人,隘矣。”在论述了杂文的源流之后,便大加称赞陈从周先生的杂文:“今从周之杂文集,得先秦杂家之髓,而非荡者之所为也。其翘然特异之处,不徒文笔之潇洒冷隽,兼典午《语林》、明人小品之长,尤可贵者,其内涵乃至博无涯,自哲理、美学旁及顾曲、园林、掌故、书画、琴棋、盆景甚至世态百状无不该。余至是而益叹从周为学之邃且广,备众长而渗透沟通,融为一冶。”“从周杂文,深通其邮。不宁唯是,即于形而下者之器,亦恒发明其与上层建筑间关联之理,此岂小言戋戋者所能措手哉!至于从周杂文之主旨,更在于育人淑世,语重心长,时亦皮里阳秋,振聋发聩,非仅供人茶香酒熟时作麈谈之资而已。”
如是,杂文家陈从周,如假包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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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从周先生会如何看待这个称呼的呢?我想,他一定是喜欢的。有文字为证。有时,他说别人叫他“杂家”;有时,他也自称“杂家”。且看陈先生的夫子之道:
“我欢喜听说旧书,看京昆戏,与民间老人们促膝长谈,我在这些不同的场合中,我学到很丰富的民俗文化,人家叫我做‘杂家’。”
“余陋学,学无所成,唯涉猎较多耳。”
“我原是文科出身,四十多年来做了大学建筑系教师,要我说我读的书,我仅仅是一个读杂书的杂家而已。我不是靠一本书吃一辈子的人,也无法说哪一本书是我的秘本,我只能说我喜欢,有兴趣。”
“我为什么写作?回答很简单,为情造文而已。我思想很杂,敏感不强,凭一点本能与没有埋没了的良心,在情难自已时,不免就要写作了,不论学术文也好,记景文也好,抒情文也好,决不无病呻吟,故作姿态,因为我不以作家自居,赏心只有自家知,那种自我陶醉,
算是一乐!”
陈先生说“不以作家自居”,当然也不会以“杂文家”自居,这是自谦。但是,对于自己“涉猎较多”“思想很杂”,是自得的。说自己写文章“决不无病呻吟,故作姿态”,则是自傲了。
对于杂文,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即“似匕首,如投抢”,就是说,要刺痛某些人。那就不是拍马屁、说好话,而是要说一些逆耳的忠言。陈从周先生的杂文,正是如此。陈先生并不是书呆子,挑毛病、提意见,大家不爱听,先生是深知的。因此,他的文章,常常是这样结尾的:
“这些谬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落后’或不明现状人的痴语而已,请读者原谅,我开始了这不切时务的呼吁,望恕浅见。”
“想要说的话很多,往往欲说还休,写了又怎么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行其素而已,多余的话,自己常悔恨着,何必多事。”
“恕我坦直,发此谬论。”
“我宁愿大家骂我不识时务,但是忠言逆耳,或许还有几分可参考之处。”
尽管总是说自己的意见是“谬论”“痴语”“浅见”“多余的话”,总是说自己“不识时务”“多管闲事”,并且清醒地明白“写了又怎么样”,但还是一直在说,一直在写,这就是陈从周先生的可贵之处,这就是陈从周杂文了不起的地方。
陈先生为人为文,姿态是很低的,从他这几个集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唐代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千古绝唱,他那两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句子,我分别用以名我的三本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书带是草名,因为长长的叶子,过去人为之取名叫书带草,从这意境中,可以想象到我的书斋也不会富丽与现代化到何等程度了。”以阶边的小草自比,足见先生品性。
陈先生的文章,格调是很高的。对此,我一个后生小子,说了不算。为他的五个集子作序的,分别是俞平伯、陈植、冯其庸、王西野、钱仲联、邓云乡诸先生,他们与陈先生,亦师亦友,相知至深,他们又都是大学者、大写家,他们对陈先生的评价,自然是我们阅读陈先生文章的上佳导引。这些序都不长,我把它们收在书里,诸君读来,定能寻到会心之处。这也是这六篇文章首次集于一册,我以为,是别有意义的。
如前所述,陈从周先生是不会在乎“作家”“杂文家”之类的头衔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志、编这样一本书呢?陈从周先生固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卓然成家成就卓著,固然情趣高雅涉猎广泛,我们泱泱大国,如此内外兼修的高人,还是颇有一些的。然而,能像陈从周先生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写了大量杂文,关注民瘼,为民立言,大声疾呼的大学者、大教授,就寥若晨星了。这,就是“大饼教授”陈从周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也是陈从周杂文的意义所在。(李天扬)
(本文为陈从周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梓室杂文》编后,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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