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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

王亮: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

时间:2023-01-03 12:59:42 来源:古籍 作者:王亮

王亮: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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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像

古今学者无不与书册结侣。世人每称先曾祖王国维先生学术博大,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其实他生前藏书资料存世尚多,一旦厘清原委始末,足以揭示思想、旨趣、行实的伏脉潜流,为知人论学之助。以下试据亲长见告者及本人积年调查所得,拉杂陈述静安先生一生藏书的状况和归宿,时代既已悬远,其间或有纰谬失察,尚祈方家匡旃。
1 、藏书始末与归宿
静安先生出身地浙江海宁,素称文物郁郁之乡,但据《〈敬业堂文集〉书后》自述:太平天国战事后,创痍未瘳,家道中落,“自能知书以迄弱冠,居乡之日,未尝见一旧本书、一金石刻,盖三百年来文献尽矣”,仅“家有书五六箧”而已。其实当时海宁士绅藏书仍有蔚然成家者,如张渭渔的小清仪阁,静安先生是在二十九岁返乡闲居时才得以过目所藏图书金石。后来静安先生追随罗雪堂,观摩逮于殊方,交游及于天下,先后经眼上虞罗氏、上海哈园、吴兴蒋氏、清廷内府之书,尽窥诸家高编大册、秘笈逸编,治版本目录卓有成就,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谓之“手中何限名山藏,眼底无涯沧海观”。他虽于书籍有夙好,为琉璃厂常客,但资力并不充裕。有一类珍罕的书,如唐写本《切韵》残帙、王念孙《方言疏证补》残稿、《录鬼簿》明抄本,就手抄自存,再以他本校正,更多情况是以自藏通行本参校获见善本,每每重勘数次,足成学术意义上的“善本”。如《藏书目》,《尊前集》万历顾梧芳刻本较近世稀见,罗氏唐风楼中有朱彝尊曝书亭旧藏本半部,遂钞一过,又以汲古阁刻《词苑英华》本补阙卷。友朋如缪荃孙也曾转录清尤贞起钞本《录鬼簿》相赠。静安先生中年以后留心金石学,箧中所存友朋赠与拓本零叶尤多。
静安先生居沪、居京时,往还较多的书肆、书估。古玩商分别有蟫隐庐、柳蓉村、古书流通处、金颂清、程冰泉、富晋斋、文友堂等。
刘蕙孙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他自日本回国,罗振玉先生“将大云书库所藏副本三万馀卷全数借赠”,这个数字未尽可靠。据《丙辰日记》稿本,赴沪时有书箱十箱,并记“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可知自罗氏所得去三万卷之数颇远。
弟子姚名达在《友坐私语》中说:“返观身后所遗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可知他所蓄惟期有裨治学,不以弆藏善本书名世。清末任职学部期间,先生收得戏曲善本较多。如明宣德本《周宪王杂剧》、嘉靖本《雍熙乐府》、崇祯本《盛明杂剧初集》。董康诵芬室1918年刊《盛明杂剧初集》,即借用作底本。一度有传闻董康将此书私下高价让售他氏,静安先生致罗雪堂书信中曾述及,董氏力辩无其事,据《大云书库藏书目录》,此书后归雪堂所有,今在辽宁大连图书馆。1916年岁末先生居海上时,于蟫隐庐书肆以价银5元得孙诒让《契文举例》稿本,曾付影印;又曾得清严元照手稿零篇多种。他为湖州藏书家蒋汝藻编藏书目,蒋氏曾赠以宋本残页。《传书堂善本书志》稿本(今藏北图)中有失题跋语一则,谓“宋刊九行本三史,余所见有归安刘氏、南海潘氏《史记》二本。此本行款既与《史记》略同,当是同时所刊。《史记》既为两淮刊本,则此当是江东漕司刊本矣。南林蒋氏藏明钞《成祖实录》,其封面以此页作衬纸,因乞得,装为立轴,因记其”(以下阙)。此残页为南宋两淮、江东转运司刊本《后汉书》,附跋原迹今藏上海图书馆。
静安先生辞世之际,有遗嘱“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据现居台北的姑婆王东明(曾祖长女)回忆,1928年家眷南归海宁,藏书之大宗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吴宓、赵元任诸先生商议,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方给价五千元。同年《北海图书馆月刊》二卷三、四号载馆讯说“海宁王先生之殁,为学术界重大损失,其藏书虽不多,但生平遇有善本,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间有发明,则别作识语,此项手批手校之书,共有一百九十馀种,约七百馀册,本馆为保存先哲手泽起见,特全部购入,以垂久远”。批校本既为静安先生一生精力所倾注,其学术价值自然为藏书中之白眉。治专门之学者如顾廷龙先生等均曾择要过录。可惜经整理刊行者仅《水经注校》等寥寥数种。赵万里先生整理遗书,检出历年手校手批各书凡一百五十五种,草成《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1927年10月发表于《国学月报》第28卷第10期。稍后又检出三十多种,都一百九十二种,编为《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刊于次年出版的《国学论丛》一卷三号。抗战时期部分北平图书馆善本迁运美国,其中也有静安先生批校之本(如明正德十年苏州刊本《大唐六典》三十卷,乃宣统庚戌得于京师,《庚辛之间读书记》列为首篇者,从最末的题跋可知直迄民国十年仍以残宋本再校),后来寄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又转入台北故宫博物院。1967年王德毅先生在台北著成《王国维年谱》,以赵编为蓝本,附录《王观堂先生校勘书目》一百八十四种。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辑录七十种,刊载于1981年《文献》第3、4期。时下文献信息远较数十年前富足,可补苴的品种为数不少。如赵先生附记说“先生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见原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附记所指涉的,大致就是《静安藏书目》著录的词曲书。赵撰《王静安先生年谱》丙辰年(1916)四十岁条下“罗(振玉)先生又贻以复本书若干种,先生亦所藏词曲诸善本报之”。所以《罗氏藏书目》(《罗雪堂合集》题作《大云书库藏书目》《王国维全集》题作《罗振玉藏书目录》,编成年月二本均定为赴日之初,其实依据著录书籍内容,可知此本已经罗氏增订,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观堂著述)集部词曲类一度著录。其中25种现藏于东洋文库,有“罗振常读书记”之印,于昭和三年(1928)7月经文求堂归东洋文库,日本的榎一雄先生曾于1977年3月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作介绍。相关的背景,是静安先生逝世后,罗振玉委托其弟罗振常售出观堂旧藏以接济家属,故友、后学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均曾获致。如大谷大学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厢记》第四册有内藤湖南识语:“丁卯六月,王忠悫公自沉殉节,沪上蟫隐主人售其旧藏以充恤孤之资。予因购获此书,永为纪念。九月由沪上到。炳卿。”这批书籍后来仍有未售者留存罗家。如《静安藏书目》著录的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冷斋夜话》,静安先生后来在日本,经董康手又获致日本五山版覆宋版五卷残本,据以对校并有识语,罗振玉据此王校之本排印,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校本在罗家庋藏数十年,罗继祖先生身故后散出,近年为京津某藏书家购得。五山版《冷斋夜话》后来仍归董康,1914年傅增湘曾借校于自藏《稗海》本上,今藏何地已不可知。近年现身的《曲录》稿本,也出自罗振常后人家中。不过据周一平先生记述的周子美先生回忆,他的岳丈罗振常曾将手头的若干书籍盖上王国维图章售出,罗氏经营书肆多历年所,这些书籍的散布范围也就相当广泛了。至于1928年神田喜一郎所得、今藏大谷大学的自批蒋刊本《观堂集林》,则是由静安先生第三子、笔者的叔公王贞明直接让售,与罗氏无涉。
抗战结束之后,任职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自笔者曾祖母潘老夫人、祖父王仲闻处取走若干遗稿交北平图书馆,当时赵先生操办此事甚为隐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也是事后才获知。一九五〇年代初,祖父将家藏静安先生遗稿、信札捐送北京图书馆,经手人为赵万里先生,少数留存者在“文革”中遗失。至此,曾祖藏书和遗稿大体已汇归北图。在台湾,东明姑婆和庆襄堂伯(三叔公王贞明之子)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向台北“中央图书馆”捐送了所保存的静安先生手迹、遗物十四件和罗振玉所治的一枚印章,包括印入《王国维遗书》卷首的附手跋段懋堂(玉裁)墨迹,其中一半为附跋拓本,如宋巨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汉南吕编磬拓本、唐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图拓本、伯吉父盘拓本等。宣统甲子(1924)元旦试笔诗一首,是各种诗文集和年谱中失收的。而他最后所任教的清华大学,现在确知并无遗留书籍收藏。
民国时期的学者已注意收集与静安先生有关的各种文献。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卷一《古文尚书孔氏传不分卷》篇述及“昔年沪上哈同花园拆除旧屋,有人扫得残纸一束,为邻近秀州书店所收。友人偶过,得钞本王国维所著《唐韵残本校勘记》,已嫁名睢宁姬觉弥,为备刊之底本。余见而亟得物色,得此及臧庸所辑《汉书音义》两钞本。盖当时静安讲授于仓圣明智大学,为刊《学术丛编诸书》,此其所储资料也”。
静安先生一生既屡经转徙,旧藏散处大陆、台湾、日本,为私人所有未公示者为数当仍不少。经他题款的精椠名钞,不计金石零拓之本,合计也在二百种以上。除前述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外,他若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若南开大学图书馆,若笔者供职的复旦图书馆,都有静安先生藏书和批校本的影踪。
赵万里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稿,凡王国维先生的重要著作都一一作了解题,后来经冀淑英整理刊载在《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中的《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即为其中一部分),不过并未将《静安藏书目》和《传书堂善本书志》列入。赵先生为曾祖编集,也偶有将手录他人文字视为自作误录的情形。
一般而言,对前人的学术思想作切实的观察和研究,著述、书札、日记、藏书可视为四把通启户牖的“管钥”,藏书每每被有意无意忽略,则与搜辑原始资料的种种困难有关:学者本人未必编书目、记书账;早期与晚年的藏书内容会有持续变化;是否钤章、作题跋,各人未必有定则。而甄别伪作,尤非易易。比来文物拍卖兴起,一再有热心的私人藏家告知静安先生藏书现世的讯息,各地书影图录中也屡屡发见线索。目前,筹办中的海宁王国维书院(陈列馆)正着手访求蒐集。不过市价既已高企,随之也有伪迹、伪本出现。静安先生一生书法得力于《多宝塔碑》,行、楷而外,不习他体。日本有藏家收得甲骨文书联相询,而静安先生一生未尝以篆隶题字,又有据称出自北美张充和旧藏的赵之谦体魏碑联,亦非真迹。数年前津门有书坊老辈示以《捃古录》校跋等数种,目验方知实系赵万里先生过录之本。孟宪钧先生并告知笔者,他所见及的扇面赝品不止一例,印章颇精,作伪者为数十年前的天津人氏。
2 、《静安藏书目》与早期思想
观堂先生三十岁以前藏书的情形,在自撰《静安藏书目》中能见出概貌。这里说到的《藏书目》,其实是《人间词话》手稿本的一个附录,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原件与《人间词话》合订一册,同为毛边蓝格直行笺纸,半叶十行,版心镌“光绪口年口月口日”暨“养正书塾札记簿”字样,卷首自署“静安藏书目”五字,末页记“张砺若”姓名地址(张氏行实待考)。养正书塾在杭州,此札记簿经刘烜等学者考证,原属先曾叔公王国华(1887-1980,静安先生胞弟)所有。《人间词话》稿本写就于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间,因此《藏书目》的撰作也可以确认大致在此时段内。全《目》均出静安先生手,并有增补改易处,共著录一百七十部自藏书(包括丛书)。《人间词话》稿本已数度影印,但均不是完整原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的影印本,首度向学界揭示了《藏书目》,不过印数极少,似乎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
就体例来看,《藏书目》著录颇简略,大致按四库分类法编次,首列江西局本《十三经注疏》,仅记书名、册数,间或注出版本、作者。非通行本者才特为注出版本,计28种。如《湛甘泉集》注“原刻”,《剑南诗稿》注“汲古阁本初印”,《尊前集》注“影钞万历顾梧芳刻本”,《沤梦词》注“刘彦翁手抄本”,《传奇汇考》十册注“精钞本”,《雍熙乐府》廿一册注“嘉靖楚藩刻本”。核以今日可明确藏地的若干原本,可知《藏书目》中著录的抄本,多为静安先生自抄。
《藏书目》所记以通行本为主,以词集和剧曲为大宗,其中词集(总集、别集)42种,戏曲类24种,古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齐备,与他当时研究的侧重也是相符的(斯时静安先生自名京师宣内居所为“学学山海居”,戏拟收藏戏曲的前贤李开先、黄丕烈)。他辑录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纂辑《词录》、《曲录》二专题目录,大致也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藏书目》可以作为《人间词话》的参考书目来读。譬如《词话》论“双声叠韵”,说“吾乡周公霭先生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馀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而《藏书目》中即有《杜诗双声叠韵谱》一部四本。值得注意的是目中理学家著作16种,包括《二程全书》《杨文靖集》《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四书语类》《陆象山全集》《薛文清公读书录》《王文成公全集》《湛甘泉集》《陆清献公全集》《李二曲全集》《近思录》《朱子年谱》《性理会通》《正谊堂全书》。《静安文集》中有《论性》《释理》二早年名篇,其中国哲学方面的主要参考书很可能就是这些著作。《人间词话删稿》第四三则中对龚自珍有如下评语:
    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龚氏原诗为《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
如此这般呵责“儇薄语”,今天的读者不易索解。《藏书目》中有《龚定庵全集》六本,可知静安先生对龚氏的诗文是熟悉的。参照这个书目,也许可以见出静安先生早年熏习性理之学、重视立诚修身的程度甚深,超出我们以往所知,而此一以贯之的道德上的“洁癖”,很可能与宋代王氏先人忠义传家的家史有关(王禀据守太原抗金,入《宋史·忠义传》,参见《观堂集林》卷二三《补家谱忠壮公传》),此种传统士大夫情怀,影响及于其文学观念和对文人的臧否。梁任公手跋龚定庵自书诗卷有“少年深喜定庵诗,过半成诵,后渐厌之”(大意)的话,静安先生对龚氏的体认是否也经历过这样一番的纡折,不敢言必,兹拈出以就教于高明。他与吴昌绶在词学上互为师友,吴氏好龚氏词文,光绪三十四年前后并撰成定庵年谱,此则文字可能是对吴氏一再揄扬龚自珍的回应。而仅存于《词话》手稿,未在《国粹学报》正式发表,可能自觉用语太过,也可能见解有所变化。这其中的主因,恐怕还是“性分相戾”。晚年批校《藏书纪事诗》,对于顾千里、黄丕烈的褒贬不同,缘于顾氏“善骂人”,不如黄氏“坦率”,取则大致相同。在学术统系上,龚自珍属今文学派,静安先生虽不以家数自限,宗旨仍与古文学派相近。后来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有“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习旧艺者,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惮,至庄葆琛、龚定庵、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二牖轩随录》中“近世金文之书最著者”条称:“(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则出于龚定庵自珍,……惟《筠清》释文,最为诞妄”,学术上的评价就更低了。
《藏书目》中未列入新学、西学书。也许静安先生有意识地按传统书目体制加以甄择去取,而并非斯时一无所藏(是时客居北京,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编译局编译、名词馆协修译、译述夥夥)。《藏书目》可视为一种行箧书目,虽不能揭示他当时收藏的全部,但足以窥知其一阶段的治学旨趣和心力所趋。比照二年后的《庚辛之间读书记》15种题跋,多为此目著录之书,可知《读书记》所记皆自藏本,经前后数年读,故多心得之语。
近来有学者欲探究静安先生早年所凭藉的“思想资源”与日本人著述的关系,曾辗转询及他早年收藏日人著作的下落。可惜他的大宗藏书迭次归入北图时并未设立专藏,其中纵然有普通平装本,今人无从辨识,不免有追踪人迹至于桑驼海,于此路穷之叹。北京图书馆馆旧档存世尚多,倘有该馆执业者从中爬梳,或仍有线索可寻。
2007年的《中国学研究》第10辑和2008年7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有学者撰文,认为观堂先生覃精佛学,《人间词话》《人间词》的得名来自佛教语汇,“人间”两字应视作是佛教六道之一的“人道”来解。取照《藏书目》,其中仅有佛教书三种:《一切经音义》《象教皮言》《因明琐记》。其中《一切经音义》严格说来属文字音韵训诂门类(前后所藏所校不止一本,今藏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各一部)。《因明琐记》作者不详,内容当为佛教逻辑,很可能是作为研治西方哲学的参考书。最后一种《象教皮言》,即明人陈士元编《象教皮编》六卷,分类汇辑释家语,内容较浅显。此外别无一部“正宗”佛家典籍。他撰吴兴蒋氏密韵楼书提要,释家类较诸其他部类更形简略。再参证以全集中的著述、诗文,引用和考论佛学的内容戋戋无几。其中比较特出的是写成于光绪戊戌、庚子间的《咏史》二十首第十一首“慧光东照日炎炎,河陇降王正款边。不是金人先入汉,永平谁证梦中缘”,可知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边陲地理的浓厚兴趣发于早年。静安先生中年以后又曾用力于与敦煌学、西北史地相关的佛学目 录学和释书中的史传部分,这类研究与接受佛教思想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他思想中与佛学义理近似的部分,更可能来自熟悉印度哲学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蔡元培1923年5月1日日记载“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可为辅证。
李一氓曾收藏有“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计9页,为1955年秋阿英检赠。用“唐风楼校写”钞稿纸(“唐风楼”为罗振玉早年在上海首用之斋馆别号)“不知书为王藏目,或罗振玉藏目”。李氏书身后多归诸公藏。此本今在何处,待考。李跋述及影写元镌《中原音韵》,为《藏书目》所未列;又述及《花间集》仅有明仿绍兴本,似为《藏书目》中《花间集》二种之一(参见《一氓题跋》“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条)。此本显系写录自藏,写录的时间在《静安藏书目》之前或之后,未见原本,目前也不可知。
3 、关于广州遗嘱复本
2004年11月间,南方《广州日报》等报刊先后以“国学大师王国维遗嘱77年后现身揭自杀之谜”、“投湖遗嘱竟不湿 王国维遗嘱现身广州博物馆”为题,报道广州博物馆收藏并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国维“遗嘱”的消息。记者引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的介绍说:遗书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容庚收藏,1994年8月,容庚家属将遗嘱连同100多件国宝级商周时期青铜器一并捐献给广州博物馆。程馆长并称:“看过遗书的人屈指可数,估计只有他本人和家属、容庚、陈寅恪、吴宓、罗振玉等,之后的77年它没有再出现过。”以上消息经国内各报纸和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传布颇广,收藏“王国维遗嘱”的中国国家国书馆对此有所回应。李小文于2004年12月9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遗嘱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库中。“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迭痕”,并附有罗振玉题款。2005年9月,台北李敖赴京访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国图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王国维遗嘱”,实有藉此以正视听的用意,但馆方也不明广州藏本就里,始终没有直接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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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物馆藏王国维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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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遗嘱
“遗嘱”真伪问题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解释说,现在尚无人考证真伪,但该馆收藏的这一份绝对是真的。对于两份“遗嘱”并存,他提出“一些网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图片有罗振玉的题款,但根据记载,王国维从自沉到办理丧事,罗振玉都不在场,而容庚却一直在现场。1935年,容庚亲自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书信包括这份遗嘱进行了精心的装裱”。程存洁还推断,“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复制版。有可能是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自己或者组织人手复制了一份上呈废帝溥仪,以便给王国维邀求谥号”。至于罗振玉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版交给溥仪?为什么要多抄一份?程存洁说,这又是一个谜团。
静安先生去世时家人俱在,“遗嘱”交付家事,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原件断无由他私藏之理;而北图藏本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仲闻)庋藏多年,与一百馀件王国维遗墨真迹一并捐予北图的,经手人是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流传有绪。捐献一事,赵先生还承担了相当的风险。此后不久的 “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时期,因有若干暂存案头手续未备,被馆内群众追查,赵先生还作过检讨。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留作纪念的少数图书文籍大多散失。所以赵先生在建国初期建议将王国维遗存归于公藏,确实是对保存静安先生的学术遗产有特出功绩。
容庚(1894—1983)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又精深艺事,生前撰有《颂斋书画小记》,以簿录体例详记所藏历代及当世名家翰墨书画,广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其“王国维”条下,著录所藏王氏尺牍册十通十二纸,并记:“(尺牍册)末附王先生“遗嘱”一纸,石印本,与罗振玉先生尺牍合装一册。”广州藏本既出于容庚家藏,当即为此“石印本”无疑。容氏郑重记载此“石印本”,也可证实他的藏品中并无原件。据此条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容先生确为当时最早前往颐和园自沈地点的人士之一:“……次日辰[晨]其家人来觅,答以未见。旋即有人奔报王先生蹈湖死矣。余奔往颐和园鱼藻轩拜哭之。尸卧于地,盖以草席,轩中虚无一人,其家人尚未至也。余挽以联曰……”以上记述,可与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证,均未提及获藏“遗嘱”原件。
先曾祖“遗嘱”曾付石印一事,未见文字记载,广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年罗氏贻安堂铅印本《王忠悫公哀挽录》中附入之件(另附海外追悼录一卷,华侨哀挽录一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王氏后人、王门弟子为纪念亲师、留存手泽,每本均夹订附入一石印原大遗嘱,天壤间所存尚多。即如杨锺羲撰文王国维清华旧墓墓志铭,原碑不存,也有拓本流传于世,北平北海图书馆民国十八年即已入藏,据黄永年先生见告,八十年代初曾于中国书店购得数本。
广州博物馆主事者崇仰先贤、宣传馆藏的热忱可钦可佩,惜乎相关考订未能周浃,令世人有“荆轲不习剑”之憾。毕竟学术进步,要以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为前提。笔者曾于2006年初就此复本问题在网络上和复旦校刊撰作专文,但流布不广,而媒体炒作效力惊人,各大网站充斥对广州藏本的报道及转载,负面影响可能历时多年,无法消泯。误解的发生,或许在于“容庚的装裱功夫十分了得”(程馆长原话),而此件又与罗、王亲笔书札合订,遂于不经意间为学界平添一新掌故。容庚先生身后,遗藏多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博物馆。其《颂斋书画小记》,虽名为“小记”,实为多册巨著,所录存近现代学人事迹小传,尤为珍贵。如胡厚宣先生考证胡义赞(石查)先生事迹,专门致函咨询,容庚先生即据《小记》中胡义赞小传作答(参见胡厚宣《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小记》中辑存的诸家文翰题跋均系容先生亲笔过录,藏品今日具在,且集中公藏,完全可以摄制图录,合璧成书。相信随着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规范,容先生以数十年之力搜罗保存的丰富文献及文物,定能遂其初志,获得规范的整理与阐扬,为岭南学术增添新的荣光。
4、遗文辑集与刊行
静安先生的著作,陈寅恪先生称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遗书》序)。先后结集的情况大致如下:
诗词方面,1905年9月刊布《静安诗稿》一卷,《静庵文集》出版后附入,增补为古今体诗五十首。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集数年间所填词成《人间词甲稿》刊,次年又刊布《人间词乙稿》。先生对于早年词作珍爱不置,至中年以后,还先后抄为《苕华词》、《履霜词》赠示友人。民国二年在日本有诗集《壬癸集》,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皮纸印行,印制精雅而存本不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特予著录。陈鸿祥先生在传记中说初有日本江州旧活字本,后有日本京都圣华山房聚珍本,实际上仅印一次,并无二本。在观堂诗词的注释和解读方面,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功力深厚,虽有过于简略之病,诸继起注家仍未能逾越。要做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钻味既深、神理相接”,尚有待更多努力。
静安先生早年文章和单种著作,多刊载于《教育世界》杂志和罗振玉所刊布的几种丛书中。自日本流亡归来后数年所撰,则多刊载于《广仓学窘丛书》。《教育世界》所刊载的文章以匿名编译为主,迄今作者归属还未有确论。《红楼梦评论》始载1905年版《静庵文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徒以议多违俗,物论骇之,寻遭禁绝,不行于世”,殆非事实。不过《静庵文集》初版本确实存世无多,世人习见的还是后来收入《遗书》的本子。
静安先生的学术代表作萃于《观堂集林》。1921年,他亲自编订《观堂集林》二十卷,计文百八十五篇,诗词七十首,由乌程蒋氏助资以聚珍版铅字印行,蒋汝藻亲任校勘,高时显(野侯)襄助其事,次年夏始毕工。当时张尔田、孙德谦欲为作序,均未采用,可见标格甚高。1927年静安先生自沉后,友朋弟子设“观堂遗书刊行会”,推罗振玉为首,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共四集四十三种一百二十二卷,当年和次年以海宁王氏名义由天津罗氏贻安堂陆续出版,其中《观堂集林》部分增订为二十四卷,收文二百篇。赵万里先生曾于1929年8月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二号登出《征求王静安先生遗文手札启事》,向公私藏家借抄、借影。1940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石印,其卷次篇第由赵万里、刘节、戴家祥、吴其昌先生重新校订,而赵先生对前后二《遗书》付出心力最多,居功至伟。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将商务本更名为《王国维遗书》影印行世。1959年,中华书局将商务版中《观堂集林》部分略予增删,断句影印。
全集性质的静安先生著作的刊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最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后规模较大的则有1968年台北文华书局版《王观堂先生全集》正续集。1976年台北大通书局版《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已出版的王氏著作汇编中规模最大者,兼取排印和影印,但仍有不少王氏遗著未能编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吴泽教授主持的新编《王国维全集》的工作启动于1978年,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集《书信》卷。之后编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直到1997 年才重新启动。新编的体例,一是凡王著中引文,都须查明其确切出处并找到原书对勘,二是凡学林能找到王著手稿或原始清钞本者,皆须以之与底本对校。早期译文、译著也尽量全数收入。《王国维全集》的编纂历二十馀年,学界伫望已久,其难度和工作量可以想见。新编《王国维全集》2010年5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有精装、平装二式,收入静安先生各类著作56种,译作21种,总字数约为830万。这样集成性的出版工程,较诸迭次重出的选编本,对于改变王国维研究基础文献薄弱的状况可谓善莫大焉。
静安先生墨迹的辑录影印成集,前后共有三次:
1927年,神田信畅辑录诗文手迹二十种,由京都博文堂出版。
1930年,陈乃乾辑录《观堂馀墨》二卷,上卷为彝器图籍题识之属,下卷为致蒋汝藻父子及徐乃昌等书札。
2008年,海宁地方学者虞坤林辑录《王国维书札墨迹》一册,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彩色影印。
近三十年来出版繁荣,各种王国维著作选本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但有些选本编次出于一己之意,不说明底本和出处,能取前后不同版本参互对照的则更鲜见。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遗文则始终未刊行传世,尤以题跋、书札为甚。还有一些文章的初稿尚混杂在大宗著述中。如现藏国家图书馆的《传书堂善本书志》稿本中,有《校大典本〈水经注〉跋》、《〈金石苑〉稿本跋》《毛公鼎跋》《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考证》等数十种文字的拟稿,倘取以与后来的定稿比对,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著者学术的前后变化。
静安先生日记存世仅《丙辰日记》一种,前后不足六十日,文字不足万字。房鑫亮、虞坤林二先生先后撰有释文。
静安先生生前书信不留底稿,但收到友朋书札均精心归类庋藏,今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书信数量极为可观,出诸邹安、柯绍忞、容庚、唐兰、马衡、顾颉刚、傅增湘、梁启超、杨锺羲、张元济、刘承幹、刘世珩、沈曾植、孙德谦、胡适、金梁、陈衍等名家之手,还有海外学者铃木虎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神田信畅、桥川时雄、松浦嘉三郎、明义士,尤以张尔田(125通)、沈曾植(47通)、蒋汝藻(39通)、马衡(46通)、吴昌绶(59通)为大宗。致长子王潜明、次子王高明的家书近百封,也是五十年代初同一批捐献的。这批书札不仅于了解观堂先生的交游和思想有特出价值,就其本身内容丰富的程度而言,也堪称近代重要史料。目前,仅与罗振玉的书信已由萧文立等标点注释为《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又影印收入《罗雪堂合集》)。马奔腾先生据国图胶卷作了初步的整理,限于条件,阙漏不少,既失伦次,且多讹误。如能次第影印刊布,揭之于世,并与已陆续发表的王国维书信合并参照,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对于有心且有力者,应该是一项亟亟从事之的工作。
本文原刊载于《学林漫录.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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