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錄序

中國版刻圖錄序

錄自《中國版刻圖錄》（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61年3月
中國是發明造紙和印刷術最早的國家。公元前一世紀，已有紙張出現，二世紀初，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此後，書籍全靠人們在紙上抄寫來傳播，但一次只能抄寫一部，生產量仍是很有限的。我們祖先經過長時期的鑽硏，到了八世紀前後，又發明了刻版印刷術。幾百部幾千部的書一次印成，書籍的生產量，比過去手寫本時代，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術，是廣大市民階層傳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間需要的歌曲、日曆、韻書，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時白居易的詩，人民大衆都歡喜歌唱它，元微之爲白詩作序，曾說有人拿白詩印本來換取茗酒。九世紀初，長江下游以北地區和四川民間都刻印日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曆版片，可見在那時以前民間已有印本日曆了。公元八六五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叡，攜回日本雜書中有西川印本《唐韻》、《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發現的印本韻書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兩種唐曆，就是這些刊物的現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敎徒們很早就利用民間新興的刻版印刷術，作爲宣傳佛敎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塊佛像以外，有時刻些大張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圖爲洛陽敬愛寺僧惠確寫的雕刻律疏文，曾說印本共八百紙，可見那時已有寺院施捨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發現的公元八六八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資雕刻的卷子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印書，用紙七張綴合成卷，第一張扉畫釋迦牟尼佛說法圖，刀法遒美，神態肅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這卷舉世聞名的唐刻本，已於五十多年前爲英人斯坦因盗去，這是令人切齒痛恨的。
九世紀末，黄巢起義後，成都頓時成爲當時政治、經濟的中心。其地盛產麻紙，這就構成了刻印書籍的有利條件。柳玭隨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書店裏看到許多字書和迷信用書，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張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羅尼經》，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蓮座上，外刻梵文經咒，咒文外又圍刻小佛像，這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統治階級和佛教徒們都提倡刻書。公元九二三年曇域和尙出版了貫休的《禪月集》。公元九三五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寫了《九經》、《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時成都已一躍而爲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時，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這就給兩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術基礎。
唐時刻印的書籍，只限於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和佛敎經典。五代時馮道看到吳蜀之人鬻賣印版文字，種類不少，但沒有統治階級和士大夫們需要的書籍；因和李愚等建議政府國子監校刻經典。公元九三二年即後唐長興三年開始工作，先刻《九經》，後及他經和《經典釋文》等書，到公元九五三年即後周廣順三年校刻完畢。這就是宋人所稱的舊監本，可惜後來都亡失了。
北宋國子監除了翻刻五代監本十二經外，又遍刻九經唐人舊疏和他經宋人新疏。此外又大規模地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和《文選》、《文苑英華》等詩文總集。這些書籍，多數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時，經濟繁榮，生產發達，浙東西盛產紙張，就更剌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發展。公元九七五年即北宋開寶八年吳越國王錢俶倡刻的《陀羅尼經》，是現存最古的浙本，字體工整，和後來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經相似。近年淅江龍泉發現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經殘葉，字體寬博，和南宋官版書也相似。可見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從五代末年已有大批刻版技術熟練的工人在工作着，這就無怪乎北宋監本多數都是浙本了。
北宋時運往汴京的監本書版，靖康之變，全爲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國子監於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書、子書版片入監外，遠在四川眉山井憲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監。同時，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許多重要書版。宋亡後，這些版片，轉送西湖書院存儲。元時，余謙、葉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一三七五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轉存南京國子監。這些殘缺斷爛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紀初葉，因爲遭受火災，才蕩然無存。
從十二世紀中葉起，杭州中瓦子街和衆安橋一帶書坊林立。從汴京搬到杭州的榮六郞書籍鋪，公元一一五二年即宋紹興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抱朴子》。像榮六郞那樣的舊店新張的書鋪，在當時杭州決不止一家。十三世紀中葉，住在棚北大街睦親坊的詩人陳起父子把篇幅較精短的唐人詩歌和南宋江湖詩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對繁榮當時詩歌創作，是有幫助的。杭州書坊又刻印了許多民間流行的話本小說和雜劇南戯。中瓦子街張家書鋪出版的《唐三藏取經詩話》，是現存宋人平話小說中惟一的舊刻本。元時著名劇作家關漢卿、尙仲賢、王伯成、石君寶的作品和杭州書會中人編寫的南戲，杭州書鋪也出版不少。這些生動活潑富有生活氣息的文藝作品的大量流通，對當時和後代民間文學的改進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頗有名，而且影響深遠。現在先說建本。福建建陽，地處閩北武夷羣山中，盛產竹木，造紙工業非常發達。十二世紀初，建陽麻沙崇化兩坊書肆除了出版經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詩文外，書肆主人和當地文人合作，還編印了許多適應科場需要的大型類書和市民階層日常參考的醫書、百科全書。宋末平話小說盛行，建陽書肆出版武王伐紂、樂毅伐齊、前後漢、五代史、宣和遺事等書，對後來歷史小說的加工和再創造起了促進作用。入明，建陽書肆刻印的戲曲、小說和其他通俗書籍，風行四方，有增無減。十六世紀中葉，劉龍田、熊冲宇、余象斗等書肆出版的書籍，門類更多，銷路更廣。這一出版中心，直到淸初，才逐漸衰落下去。
公元九七一年即北宋開寶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餘卷，這是一次規模空前鉅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紀左右，這一出版屮心，逐步向眉山發展。成都眉山地區刻印的書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頒行的標準本很快翻印出來，如現有傳本的蜀刻《周禮》、《春秋》、《禮記》、《孟子》和《史記》、《三國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據監本爲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長吉、孟東野、劉夢得的詩歌，蘇老泉蘇東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許多地志、醫書、類書都有蜀刻本。這些書籍，開版弘朗，字體遒勁，紙張潔白，校勘精審，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紀中葉，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區，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傳到現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
北宋亡後，平陽代替了汴京成了黃河以北地區的出版中心。平陽又稱平水，即今山西臨汾，其地盛產紙張，質地堅靭，私人開設的書坊很多，金元兩朝政府設有管理書籍出版的機構。從十二世紀起，開始出版古醫書、類書和其他各類書籍。當時民間盛行諸宮調說唱，平水書肆適應大衆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蘇聯政府贈還我國的《劉知遠諸宮調》，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裏提到的崔韜逢雌虎、離魂倩女、雙漸趕蘇卿等等著名的諸宮調，我們推測，當時平水書肆一定也有刻本。這些坊間文藝創作的及時傳播，對後代說唱文學和戲劇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平水書肆又曾刻印民間招貼畫。帝俄時代考古家在甘肅張掖古塔内發現的平陽徐氏刻印的關羽像，和平陽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畫面生動美麗，是兩幅巨大的富有藝術價值的版畫傑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费了七年多的時間在平陽刻成。這部七千多卷的經版，後爲元朝政府下令銷毀，現今除《雲笈七籤》零葉外，其餘都失傳了。這是一次非常鉅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術却因此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後平水書肆晦明軒主人張存惠刻印的《證類本草》和《通鑑詳節》，紙墨刻工，比過去平水本精美得多，達到當時雕版藝術的最高峯。十三世紀屮葉後，平水書肆還繼續刻印醫書和《中州集》等書。此外，山西運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寧晉刻印的經書和音韻學書，也頗有名。這兩個地區和元時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僅次於平水的北方刻書中心。
從十世紀到十四世紀，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陽、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陽四個文化區刻印了大量書籍行銷四方並互爲影響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和書坊也都從事刻書工作。王象之《輿地紀勝》著錄的方志遍及四川、廣西、海南島等邊遠地區，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我們試把宋人《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明初《文淵閣書目》和其他文獻資料來統計一下，見於著錄的絕大部分都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兩朝書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龐大了。
明清兩朝各地刻印的書籍，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國子監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區的宋元版片，連宋時廣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運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爲全國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書，都在南京出 版。南監本史書和其他書籍的補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擔任。十六世紀前後，南京、蘇州、徽州、杭州、吳興等地私人和書坊刻印了大量醫書、戯曲、小說和其他各類書籍，出版量激增，銷路遠及國外，對當時和後代應用科學和文藝創作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畫和技術革新的中心。
明淸兩朝的首都北京，也楚全國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龍藏》和明代經廠本、淸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和書坊刻印的書籍，紙墨之精、雕印之工、裝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見的。由於書籍大量出版，需用紙墨越來越多。同時隨着社會的發展，手工業生產發達，棉紙、竹紙、開化紙、毛太紙等新品種不斷增加，就更爲大量刻印書籍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以江浙等省的藏書家如袁褧、胡震亨、毛晉、黄丕烈、鮑廷博等同時又是刻書家，它們翻刻了許多對學術硏究有益的參考用書，行銷全國。各地書坊還刻印了大批通俗書刊如駐雲飛、掛枝兒、山歌、彈詞、鼓詞等唱本，爲廣大市民階層所喜愛。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鋪。明淸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邊遠地區。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這一時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發達。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近代印刷術輸入中國，上海、廣州、漢口等地陸續鑄造鉛字，出版書報。古老的刻版印刷術適應不了時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
活字版印刷術是公元一〇四五年前後即北宋慶曆年間畢昇發明的。它比德國的谷騰堡早了四百年。這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文化又一偉大貢獻。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版，先用黏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排列在鐵製的框子裏，印書前，把鐵製框子放在敷有藥品的鐵板上，加熱，等藥品凝固後，便可印書了。十三世紀末即元大德初年東平人王禎發明了轉輪排字架，用特製的木活字，按放在轉輪上，試印六萬多字的《旌德縣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百部。畢昇和王楨發明的快速印書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進度簡直無法相比。
宋元人活字版印書，很平就失傳了。現在流傳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紀末蘇州、無錫、南京一帶盛行的銅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無錫安家和華家。這兩家印的古類書、唐宋人詩文集和水利專業用書，行銷各地，爲後來藏書家所重視。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 楊儀印的王岐公《宮詞》，張習印的《范石湖集》、孫蕡《西庵集》，都是蘇州出品。張某印的《開元天寶遺亊》，賈詠印的《莊子口義》，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銅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詩集，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這一時期蘇州一帶出品。同時，常州人還用鉛、錫活字版印書， 可惜現在都早已亡失了。
公元一七二六年即淸雍正四年，陳夢雷用新造的銅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册。公元一七七三年即淸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新從《永樂大典》發掘出來的宋元佚書和《畿輔安瀾志》、《琉球國志》等書一百三十三種。這兩次規模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無前例的。但運用前人遺法加以大胆革新的，要數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涇縣翟家的泥版。住在山東泰山一帶的徐志定，公元一七一九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創製了磁版，出版了自著《周易說略》。公元一八四四年即淸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涇縣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創製了泥活字十萬多個，印了自己的詩集《泥版試印初編》和《翟氏宗譜》二書。此外明末和淸代的京報，各地家譜和民間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
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中國木刻畫就已經出現了。七世紀中葉，唐代玄奘法師以回鋒紙印普賢菩薩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剛經》扉畫，和敦煌發現的許多宗敎畫，藝術已漸趨純熟。宋元木刻畫從宗敎畫發展到百科全書、文學、醫學、考古學等方面的書籍，《證類本草》、《三禮圖》、《宣和博古圖》、《事林廣記》、平話小說的插圖，出現了不少藝術質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書肆刻印了大量佛經、戯曲、小說和其他通俗書籍，幾乎沒有不附插圖的。十五世紀初葉，徽州派版畫興起，直到十七世紀末，徽派版畫獨步一時。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吳興、蘇州、南京等地鐫刻的木刻畫，特別是戯曲、小說的插圖，具有高度的藝術造詣和獨特的時代風格，吸引着千千萬萬的讀者。
那時著名的畫家，曾爲木刻家創作畫稿，如丁雲鵬爲木刻家黃鱗、黄應泰等畫的《程氏墨苑》，陳老蓮爲木刻家黄子中畫的《博古葉子》，淸初蕭尺木為木刻家湯尙、湯義、湯復畫的《太平山水圖畫》和《離騷圖》。許多木刻家的創作能力，通過藝術實踐，得到了改進和提高。明末浙派項南洲，淸初徽派鮑承勳父子創作的木刻畫，精麗動人，構圖和鐫刻技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此後木刻畫轉趨消沉。直到二十世紀初，北京的木刻家和畫家合作，木刻畫又渐盛。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公元一三四〇年即元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的無聞和尙《金剛經注解》，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這是現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用朱墨和多色套印的通俗讀物和戲曲、小說逐漸增多。公元一六〇〇年徽派刻工刻印的程君房《墨苑》，其中天姥對廷圖、巨川舟楫圖等都是用各種顏色塗在一塊版上印刷的，顯得畫面格外絢麗奪目。稍後，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便發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運用當時流行的餖版、拱花二法，編印《十竹齋畫譜》、《箋譜》二書，把彩色套印木刻畫推向新的技術高峯。《畫譜》全用餖版法，把刻好的一塊塊小木版順序付印用來表現畫面的深淺濃淡。《箋譜》則兼用拱花法。拱花和近代凸凸相似。印時用紙壓在版面上，天際的白雲，江上的流水，禽類的羽毛，花朶的輪廓，就一一凸現在紙面了。入淸，畫家王蓍等創作的《芥子園畫譜》和蘇州、楊柳青等地出版的民間年畫，用餖版而不用拱花，也都是彩色套印的。近年鄭振鐸委託北京榮寶齋翻刻的《十竹齋箋譜》，全用徽派遺法，比原本毫無遜色。
中國歴代刻版書籍、活字版書籍和版畫，絕大部分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我們今天還能從很多歷史文獻書籍和科學技術書籍中找到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資料。從題材廣闊多様、形式豐富優美的古典文學名著中，發現很多爲人民大衆所喜愛，又能體現人民大衆思想感情的後秀作品，加以發揚。此外，有優良傳統的彩色套印木刻畫，在畫家、木刻家和印刷工人的合作改進下，今後一定會得到更多的提高，並大放異彩。
三年前，我們曾計劃輯一部版刻圖錄，來系統地反映我國各時期版刻的發展過程，直到前年全國大躍進中，才把這一計劃確定下來。由於各級黨組織的關懷和大力支持，這部書的計劃和編輯工作，才能順利完成。在工作過程中，鄭振鐸先生、徐森玉先生和館內外有關同志們曾對選材、斷限等方面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意見。選材時，除了採用北京圖書館的書藏，還採用了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和寧波范氏天一閣一部分的書藏。我們對於各方面的幫助和兄弟館的支援，表示衷心的感謝。
限於水平，舛誤難免，尙祈讀者多予指正。
 

北京圖書館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