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价值和故事
时间：2024-12-16 09:57:23 来源：善本古籍 作者：拓晓堂
藏书的价值和故事
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不同的材质上记录各种知识、思想的载体，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书籍一旦产生，并迅速地流转，不论是抄本还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个人的认识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化成社会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版的书变成了古旧书，或因为内容过时，或因为新的版本出现，古旧书的可读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渐演化为藏书，这就是书的后半生最奇妙的蜕变。
我们为何要藏书？
随着人类的历史进步，更新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无疑都会替代之前的书籍内容。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天灾人祸，虫蠹水火，兵荒马乱，一些曾经存在过的书籍，稍有护持不慎就会失传。现存的古书种数，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浩瀚文献。例如先秦文献《论语》《荀子》《管子》中曾经引用过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传。甚至是名列六经之一的《乐》也夐不可见。如果说孔夫子整理的乐经，由于是耳食之物，且过于注重礼的等级化，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自然淘汰。不仅如此，一些极具使用价值的著作，诸如与现存《黄帝内经》并列的《黄帝外经》、三国华佗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也同样失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焚书，李斯的奏章讲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就是说有关医学、农业种植之类的书籍不在焚书之列，可是现在有关这些方面的先秦书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张頯，字达善，四川导江人，时称导江先生。著有《张頯文集》，《元史·艺文志》中有著录，原书久已不存，仅在元儒吴澄的《吴文正集》中有《导江文集序》。而张頯曾身为江宁学官，将朱子的“闽学”引入江淮，继而推广到中原，为确立朱熹理学成为元明之后五百年中国的正统官学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与大儒吴澄等并列入三贤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学大儒著作，也是今已只字不存矣！
书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学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书籍都被列为最高的保护和收藏项目。如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发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的图书馆。如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基什城，发现考证为古巴比伦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再如卡箍发现的亚述国王巴尼拔的图书馆，藏有大约25000片泥板文书。再如在昆兰地区（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窖藏的希伯来文古卷，称之为死海文书，书写在加工过的羊皮上，也称羊皮书。还有位于现在埃及始建于约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描写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迹一样驰名于世。它“收集全世界的书”，梦想实现“世界知识总汇”，曾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中国古代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至少在周朝已经建立，《庄子·天道》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可见周王朝图书馆藏书的存在。书籍的保护和收藏，传承下来就有了藏书和古籍书的收藏。藏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各民族历久弥新的共同文化现象。
人类有一个极终的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藏书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考古发掘的分析报告也会回答这个问题，但那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书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回答这个问题。远古的文献精髓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这也许就是国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藏书，当今的国学将会是什么内容。倘若没有孔安国从“鲁壁”中发现秘藏已久的古文《尚书》，何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学争论最大的问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端。
保护和收藏图书，就是保护和珍藏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思想精华。
南宋临安书棚本《丁卯集》
藏书价值如何确定？
藏书的价值，决定于古籍书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书，尤其是善本书本身就有历史的文物性。在国家有关文物政策法规中，对于文物有明确的下限年代规定，包括绘画、瓷器杂项等，早年定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当年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和有关方面专家，出于对于古籍书的保护和重视，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下限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种类下限延后了一个多世纪。据此制定了有关文物进出境限制标准，意在严格保护国家的书籍文献。现在随着时间变化，下限已经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有一个相对的时间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书，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对于那些宋元古籍，不论残缺，均属善本。这对于整个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南宋刻印残存的葛胜仲《丹阳后集》一纸零叶，就曾经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葛胜仲，字鲁卿，江阴人，南宋官员，词人。进士出身，曾官至礼部员外郎、国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阳集》八十卷、《后集》（又称《外集》）二十卷。均已失传。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丹阳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阳集》和二十卷本《后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国家现存的有关书目，未见著录。此《后集》零叶，证明了不仅是《后集》已经刊刻印行，《丹阳集》也应该刊刻印行。在这叶书口上，还有刻工名字“朱谅”。查阅宋代刻工资料得知，朱谅还曾参加了葛胜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归愚集》十卷刊刻。此书为南宋抚州地区刻本，可知朱谅当为南宋时期江西一带的知名刻工。古时的刻工通常会受到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这叶《后集》亦当为抚州地区刻本。加之清末民国古籍鉴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此书余藏大库宋刊叶《丹阳后集》数叶，元明以来无刻本”，说明此叶原为清宫内阁大库之物，随“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叶零纸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实为罕见。可称寰宇遗孤，其文物文献价值当属一级，实不夸张。
其次是文献性。这是书籍的共有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在其中的知识和思想的总和，贵在独有和创新，即便是新出版的书籍，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
最后是艺术性。古代书籍雕版印刷，是现有书法名家手书，然后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书都是书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协作完成的艺术品。比如宋代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据称就周密手书上板，字迹之优美，直到八百年后著名书法家沈曾植见到之后，惊呼为“妖书”；学者叶昌炽呼其为“尤物”。元代有赵孟手书上板《道德宝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渔洋门人、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对北宋刻经情有独钟，就是看重这些经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时的高僧之手，书法古拙，极具感染力。
古籍中艺术性最为直观的就是其中的插图版画和图谱画谱。明代万历年间中国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画，以其线条精准、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足以称雄于世界艺术之林。同时期的《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以拱花饾版印刷工艺，印制之独特精美，至今令人赞叹。
凡书文物、文献和艺术居其一者，即可称之为藏书中的善本。
藏书的魅力何在？
“书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来读的，也可当工具书来查阅，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对于古籍书来说，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来阅读，而真正的古书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对于专门的藏书和藏书家，他们或许不是学者，也不是研究的专家，确是尽职尽责的藏书守护者，同样是功德无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故事。
清宫紫禁城乾清宫旁边是昭仁殿，那里有一间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天禄琳琅。乾隆御笔题写匾额。乾隆将藏书的精华部分聚集于此，并编写了藏书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初编）》。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后，嘉庆二年乾清宫不慎失火，殃及天禄琳琅，聚集于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板，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计439部珍贵藏书焚之一炬。是时乾隆仍在世，嘉庆皇帝很是难堪，下令重建天禄琳琅。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书却不能再造。于是在宫中四处搜寻，东拼西凑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号称“天禄继鉴”，皆是“宛委琅函，螂嫒宝简”，并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20卷。天禄继鉴藏书声称绝无翻雕赝刻。事实上《续编》的天禄琳琅藏书，鱼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谓宋板《尚书详解》《配觿》《帝学》，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两部竟然还有乾隆御笔题诗，成为后人贻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书虽然可笑，民间的学者也无缘一睹，可是天禄继鉴藏书作为一代国家藏书象征，其文物地位和价值无有它书可以替代。更何况乾隆藏书毕竟保留下来一些珍贵文献，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从子》，是为海内外孤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名贵的善本书，除却自身的文物文献和艺术价值之外，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无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价值是可以参照比对用标准去衡量，而故事的传奇色彩所赋予的附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诚如天禄继鉴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学》，与民间所存的版本无异，由于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里面，已经令乾隆的藏书羽化登仙，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都是幸运儿，必有传奇的经历和故事，这些都是书的后半生陆续附加的文化内容，如此说来，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类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这就是藏书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作者：拓晓堂，系原国家图书馆古籍采编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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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刻本书籍版式设计
时间：2024-12-04 14:26:13 来源： 善本古籍 作者：董春林
论宋代刻本书籍版式设计
宋代刻本书籍曾以鲜明独特的风格给后代留下深刻印象，开卷扑面书香气不仅体现在其“纸坚刻软，字画如写”上，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版式设计理念同样得到后人的文化认同。从版本学角度来看，不同时期刻印行款字数、版式规格的差异，常常可以当作版本学家区别版本的依据。但版式设计的独特性及其前瞻性，对于后代出版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版式设计工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然而，有关宋代刻本书籍版式风格介绍的著述不少，却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本文即期通过版式数据统计、文献分析，对宋代刻本书籍版式的多元化、实用美观的设计理念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从而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宋代刻本书籍的版式设计。
一、宋代刻本多元的版式风格
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宋板书，行少者每半叶四行，行八字；行多者每半叶二十行，行二十七八字至三十字不等。”[1]按古人所谓板书半叶（页）即为今人一页来看，宋刻本书籍版式设计中行格并无统一的标准，每页行数介乎四行到二十行不等，每行的字数也根据行数的不同而多有差异。不过，粗读这句话我们可能会被误导，我们可能会认为每行字数随每页行数的增加而增加。事实上，叶德辉的这句话主要得益于好友江标的《宋元本行格表》。有学者论及其中宋本的行款特征时说：“以每页十行、十一行、十二行最多(每半页十行者占四分之一以上)，但十行本中以每行二十字为最多，三十字者为巾箱本。经统计，似可说，宋刻本以半页十行行二十字为最多。”[2]这个结论曾经颠覆了宋版往往每页20行行20字的说法，也大致指出了宋本行格的特征。不过，这个结论所述并不准确，江标《宋元本行格表》所收每页10行的宋本书籍确实占了宋本总量的1/4以上，但10行本中并非以每行20字为最多。据笔者统计，忽略个别每行字数不统一的书籍，《宋元本行格表》中10行宋本共计263种，而每行20字的宋本只有59种，每行18字的10行宋本却有71种。此外，每页9行的宋本10种、11行104种、12行88种，宋本诸行格书籍中当以9行、10行、11行、12行为最多。与行数既多元又具有突出特征一样，宋代刻本字数不一。反映到每行来看，字数少则11字，多则32字。开本尺寸大小权且不论，《宋元本行格表》记载宋本书籍每行字数并不一致，但却以每行18字、19字、20字、21字为最多。据笔者统计数据来看，《宋元本行格表》中18字至21字的宋本书籍占据宋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除去行格与字数既有集中特征又具多元化风格之外，宋代刻本边栏、版心、书口也颇具多元化特征。宋本书籍以左右双边及白口居多，南宋时黑口、四周双边的书籍增多。版心部分有鱼尾，鱼尾上方刻有字数，下方刻刻工姓名，中间多刻卷、书名、页码等信息（见图1）。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吕氏家塾记考》：“宋之初，去古未远，其刊四部之书，以其多出于卷子本，界栏尚是则乌丝界栏之旧，大抵用单边画，其非美观也，则有左右双边。宋之南渡，流风既远，古法几乎息矣，于是始有四周双边。其南宋刻本如岳本《五经》、巾箱本《周礼》、景德本《仪礼疏》及巾箱本《周易》、七十卷本《礼记注疏》，则界用四周双边。而秘府《尚书正义》则汴时刻本，则画以左右双边，而修版则多四周双边。是四周双边固非古法，而左右双边，亦未可谓得旧样也。《考槃馀事》云：宋本无四周双边之书。不知宋中叶已有之，故举以正之。”我们从《宋元本行格表》中也看到，四周双边的书籍仅有4种，主要是访古志，并且主要集中在10行、11行书籍中；至于版心信息内容，刻有刻工姓名及字数的书籍最多，但出版地、卷名、刊刻年等内容也偶有出现在版心；边栏外则刻篇数内容者居多，也有少量书籍刻有卷数、字数、页数、出版地等内容。总之，宋本书籍的版式并不统一，呈现多元化版式风格的同时，又有其较为集中的特点。
图1 宋本书籍版式设计样式
二、美观实用的版式设计理念
宋代刻本版式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设计风格，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则是版式设计中较为集中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行数、行字数及版口、边栏样式几个方面。综合而言，宋本行格特征告诉我们，1页10行行18或20字的书籍最为出版界所青睐。当然，笔者是在抛开官修与私修的成本差异、开本大小的差异基础上得此粗略认识，但这至少说明宋本书籍这样的设计迎合了多数读者。有学者曾指出，宋代刻书出版，无论经、史、子、集，也不论官刻、私雕，并没有一定的款式规格，至于行格疏密则取决于刻书出版单位或个人的财力物力和崇尚信仰。[3]这种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宋本书籍行格疏密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印刷成本并不完全与宋本版面信息量成正比，理学信仰至少在南宋还没有得到士大夫群体乃至平民阶层的普遍认同，宋本行格的疏密应该与书籍的实用性及宋人的审美趋向相关。
谈及宋本书籍的审美，开卷书香气就是后代人对宋本书籍由衷的审美感受。有学者认为，宋刻每行字数往往多寡不一，是仿古卷子本体式。[4]也或许是这种体式上的原因，使得后代人感受到宋本的书香气，版口及版心的美学设计理念，也给后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初叶盛《水东日记》云：“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墨牌。首则刻工私记本版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以及字总数，余所见当时印本如此。”叶盛见到的宋本版心特征也许并不能涵盖所有宋本书籍，但却点名宋本书籍重视版心美感及方便折叠的实用理念。至于宋本书籍的边栏设计，主要包括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及少量四周双边。之所以设计边栏，可能同汉字的书写习惯、抄本形制乃至农业民族田亩耕作及其计量思维有关。[5]笔者认为，边栏的设计一如行格的设计一样，并非单纯地为了仿古体式，更多也具有审美与实用双向诉求。
在页面的开本尺寸之内，书籍版面信息多寡关系到“版面率”。宋人在刻本书籍中初定了天头、地脚、版心等版式规则，既使得边栏以内的版面信息占据开本的70%，又实现了版面布局的中和之美。另外，就版面信息传达效果来看，宋本行格的突出特征也符合宋人的阅读习惯。除巾箱本之外，宋本书籍大多版框尺寸也不统一，在既定的行格之中字号亦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随着开本大小变化而变化。并不整齐统一的文字尺寸可能与现代书籍标准化排版迥异，但却符合边栏限制内文字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也对宋代文人明视距离内有效获取版面内容有所帮助。至此可见，宋代刻本整个版式的设计特征虽然并不明显，但却集中体现了宋人从实用角度推衍出的审美趋向。当然，竖排版式及蝴蝶装装帧风格与汉魏简牍书型有着不可回避的关系，但宋本书籍版心的设计无疑整合了实用与审美的出版理念。笔者据《宋元本行格表》统计发现，江标记载版心内容的宋本书籍共计130种，版心刻有刻工姓名的72种，版心刻有字数信息的有61种，同时刻有刻工姓名及字数的有48种。显而易见，宋本版心的这些信息兼有刻工工资核算及读者了解刊刻情况双重功用，少量刻有出版年、卷名信息的版心更是承担了方便读者阅读的功能。版心上下鱼尾型的设计及白口、黑口的设计，既是为了左右页面折叠方便，也增加了整个版面布局的美感。这些版式设计取向及内容都着眼于宋人的阅读诉求及审美趋向，对后世书籍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值得我们今天版面设计者借鉴和学习。
三、宋代刻本版式设计的历史影响
宋代刻本对元明清书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宋本版式设计中常用的版心鱼尾、象鼻及天头、地脚等内容都被后代出版界所继承，版面行格除少有界行之外，半页行数及行字数特征也都被后代沿用。更重要的是宋本书籍开卷书香气的整体风格大为后代学者推崇，明清士大夫更是刻意追怀宋本书籍仿古风尚。
日本松崎鹤雄曾指出：“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重不亚宋、元，盖以此也。”[6]宋本白口指除版心相关信息内容之外，多余板木都要铲去，印刷出来呈空白；黑口指版心上下鱼尾至上下边栏中心刻有细线或不用剜刻，印刷出来的版心上下部分呈黑线或粗黑条块。宋人多喜欢白口赏心悦目，黑口刻本较少有出版，很显然是因为宋人镶刻版心的前提是追求清雅美观。黑口刻本较为简单，故元明多有继承，嘉靖年间刻本再以白口为珍重，则说明明代出版业对宋本审美趋向的认同。
当然，明清出版业摹拟宋本书卷气风格并不仅仅局限于宋本的版心设计，宋本行格及天头、地脚版式都被明清出版业所继承。宋本书籍以每页10行者居多，明清刻本书籍也多是以此为摹仿对象。尽管明清商业刻本书籍为了实际最大利润增大版面率，并没有达到每页10行的标准，但宋代以后士人群体常常以“一目十行”来形容阅读效率之高，则又说明士人群体中对宋本每页10行的行格特征普遍认同。此外，每页10行行18字至20字的宋本书籍，在明清官刻本中也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明清书业商品化利润驱使书商增加版面字数减小成本的结果，并不能遮蔽明清出版业对宋本版式设计诸多方面的继承和摹仿。比如，明清刻本中天头、地脚的比例虽然没有严格遵循宋本的三比一，但这样天人合一的版式设计内容则对明清出版业影响深远；明清刻本各行文字都十分整齐似非宋本各行文字参差不齐，但明清刻本文字整齐美观，是建立在承袭宋本界行及边栏设计基础上追求更为高雅的书卷气。
宋本书籍成为明清士人藏书偏好，也可透视宋本书籍的历史影响。清人吴翌凤编著《逊志堂杂钞》云：“(明世宗)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三先生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能得也。婢临行，题诗于壁曰：‘无端刘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它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未几捐馆。”这里记载朱大韶以婢换书的佳话是否属实尚在其次，明代士人喜好宋本书籍之心态可见一斑，清代士人传播此佳话更可见其对宋本书籍的热衷。(董春林)
[1][6]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2, 240
[2]上海大学书籍馆学系编.古籍整理与版本[M].上海大学书籍馆学系（铅印本）,1983:69
[3]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47
[4]程千帆著.校仇广义·版本编[A].程千帆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49
[5]田建平.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来源：中国出版 2013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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