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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曹操墓真相

唐际根:曹操墓真相

时间:2019-07-01 11:30:09 来源:古籍 作者:唐际根

唐际根:曹操墓真相

先简单介绍一下唐际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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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江西省萍乡市人,1964年生。现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学中心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资源学院文物专业教授等职。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与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北大资源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接受教育及取得学位情况:

 

北京大学(1982-1986),本科,学士学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8-1991),硕士学位

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0-2004),博士学位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hang China: a Mortuary Perspective, Doctoral Thesis 04)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95-1996)

美国波士顿大学进修世界文化遗产管理课程((Boston University 2007 – 2008))

 

学术任职: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 讲座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 殷墟考古队队长

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专家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 夏商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Orientations》中文版《美成在久》主编

 

教学经历:

 

2005-201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

2007: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客座教授

2005:台湾台南艺术大学(Taiw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客座教授

 

文化遗产工作选介(近10年):

 

2015:ICOMOS(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委托,就印度世界文化遗产候选项目Nlanda遗址并撰写评估报告

2015: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皇家学术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ritish Academy)文化遗产论坛

2014:受ICOMOS(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委托,前往伊朗SUSA遗址实地考察,就该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向UNESCO写出独立评估报告

2014:韩国庆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咨询评估

2012: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候选名单评审工作

2011:马来西亚古遗址Lenggong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Desk Review评审(国际古物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

2012: 参加中国-伊朗伊期兰文化交流代表团

2008:在温哥华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考古学家荆志淳共同主持《文化的接触与文化传承》(Culture Contact and Culture Transmission)论坛

2006:参加立陶宛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0届全体会议

2006: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岩手县平泉遗址,评议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

 

重要科研项目(近10年):

 

国内基金项目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批号16@ZH017A8):《田野考古资料与甲骨文字释读》主持人(2016-2018)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项目批号U1432243):《殷墟玉器的玉料来源、加工艺与受沁机制》子课题主持人(2014-2016)(课题总主持人为王昌燧)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项目批号13AKG002):《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人骨与商代羌人的种族与文化》主持人(2013-2014)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项目批号13&ZD100):《大遗址与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子课题主持人(2014-2016)(课题总主持人为李玉洁)

5、国家科持部课题(项目批号2013BAK08B07):《GIS技术与VR技术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应用》主持人(2013-2015)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无课题批号):《殷墟手工业遗存与手工业生产》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委托课题(2013-2014)

7、文物出版社《中国青铜器全集》(续编)河南、江西卷主编(2013-2016)

8、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殷墟布局探索与研究(含“考古数据管理系统”研制)》主持人,(2009-2011)

9、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B类《安阳殷墟白家坟东地商代居址与墓葬》主持人,(2003-2011),成果形式为专著《安阳黑河路》,40万字,文物出版社却将出版。

 

国外基金项目(中外合作项目)

 

Urban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2014-2018), granted by the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with Zhichun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uman and Social Dynamics of Early Bronze Age China: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2007-2011), granted by Henry Luce Foundation, USA, with Zhichun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vestigation of the Long-term Dynamics of Coupled Human and Ecological Systems in Early China(2006-2009), granted by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with Zhichun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o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and Landscapes in Early China(2003-2006), granted by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with Zhichun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o-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and Landscapes in the Capital Territory of Late Shang State (Phase II) (2001-2003), gran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A, with George Rapp, J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nd Zhichun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in the Huan River Valley, Anyang, China (2000-2002), granted by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with George Rapp, J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terdisciplinary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hang Civilization (1997-2001), granted by Malcolm H. Wiener Foundation, USA, with George Rapp, J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uman Settlements and Changing Landscape in Northern China (1997-2000), granted by Henry Luce Foundation and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A, with George Rapp, J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组织或参与组织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经历选介(近10年):

 

2016:文化遗产国际会议Relevance and Application of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中方组织学者(会后发布Toronto Declaration On the Relevance and Application of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2016年,多伦多。

2015:主持组织:考古学视野中的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暨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年会。2015年开封。

2014:主持组织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夏商考古论坛。2014年安阳。

2013:主持组织第四届中国文字论坛暨本土知识历史国际论坛(2013年10月)

2012:参与组织:东亚古代冶铸国际论坛(2012年8月29-9月1日)

 

PS:倒曹派的现在拿的出手的倪方六啊,张国安啊,跟人家的履历比一比,什么叫真才实学?什么叫哗众取宠炒作只为多卖几本媚俗小说,或者上个节目赚个几百块钱的通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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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说三条纪律:一、民科就不用看了,反正看不进去,看了也白看,其实也就是说民科没这个能力认真看完。二、本文发表于2010年,鉴于当年网络不发达,所以博主觉得很有必要重发重读,本文还是非常有料的。三、2010年到今天,中间其实有了更多可以证明的新证据,本文就不列入了,因为2010年的证据已经可以完全证明,而“倒曹派”一直以来也没啥新证据,无非就是在一些低幼的谣言,比如小时候的曹操上打转转。

 

主 题:曹操墓真相

主讲嘉宾:唐际根 (考古学博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主 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 办:腾讯评论

时 间:2010年8月28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 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燕山大讲堂第79期现场。关于曹操墓的争论,最近尘埃纷起,网民对这个事也一直比较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唐际根老师,向我们讲述他所做的曹操墓研究。唐老师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UCL),考古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掌声欢迎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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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友的科学素养,也就这样了。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国人居然那么容易被“曹操小孩尸骨”这种毫无常识的幼稚谣言骗到。

 

唐际根:曹操墓发掘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争议特别多,最近第三波的争议又出来了。我曾经到过曹操墓,在发掘过程中也去过,两个礼拜前又去过了,挖掘出土东西也看到过。就我所目睹到的现场情况,以及看过文物的情况,我认为那就是曹操墓。今天我会把我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听。

 

提问:以往我国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虽然学术争论不可避免,但是此次曹操墓的发掘引来公众的热切关注和一些社会人士的强烈质疑,尚属罕见。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唐际根:仔细分析起来,倒也正常。三国人物大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何况曹操?所以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披露,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是真的吗?”超乎寻常的强烈求证欲由此产生。

 

常识让许多人期待墓葬中一定出土了墓志或印章等写有墓主人名字的证据。当河南省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将当时整理的“六大证据”公布于世时,期待与信息之间形成了落差。质疑是很自然的。

 

现在回头看,或许当时考古部门应该将“证据”收集得齐全一些、整理得逻辑性强一些;或许应该选择考古论证会而不是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公布结果,就不会引起这么多质疑。

 

问题是,墓主身份质疑很快发展成复杂的社会事件。考古学家被无数的“问题”和“评论”包围。但如果统计一下,我们会发现多数质疑声矛头所指的是曹操墓真伪背后的社会现象。有人谴责“墓葬GDP”,有人高呼“ 周老虎 再现”。这是因为此前,个别县市为了本地经济不惜虚构事实争夺名人故里或文化资源,学术界也有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发生。此类现象早已引起了社会不满。曹操墓的发掘将这种情绪带了出来。除此之外,也有人利用事件作舞台炒作自己。在他们看来,充满争议的曹操,可以赚足眼球。

 

我觉得,总体上我们应该正面看待这一事件。它让我们感受到国人对诚信的呼唤、对社会道德能否全面得到提升的忧虑。但我们还要谨防那些佯装严谨,拿曹操墓事件当作“道德秀场”的“学者”和借此炒作自己的学术流浪汉。

 

曹操墓论证与科学精神

 

提问:科学精神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缺失的灵魂。考古界亦然。您怎么看待考古学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唐际根:我想今天谈“科学精神”,是由最近有学者对曹操墓的质疑而引出来的。

 

科学精神的根本内容应该是“实事求是、探索真理”。一要占有材料,二要探索问题。拿曹操墓的讨论来说,要想否定曹操墓,就该拿出否定的证据来。探索问题,是指考古学不能停留在“罗列发掘品清单”的水平,而是要将真相告诉大家。所谓“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绝不等于只复述材料而不研究问题。

 

最近有学者呼吁: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材料,缓作结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对的,都是科学精神的表现。但是,如果仅仅以“科学精神”为名,在不确切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学术活动或者学术成果进行指责,这也是学术界的悲哀。

 

当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学术不端:一是曲解资料胡乱放话;二是拿学术当秀场,不脚踏实地研究材料,蓄意炒作。前者很容易被揭露,后者却尚未引起大家重视。但两者都不容于学术殿堂。

 

提问: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此次曹操墓的确认,是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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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曹操的头骨

 

唐际根: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的确定,靠的正是地下证据与文献证据的合理“关联”。西高穴二号墓的发掘成果提供了一系列线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确认墓主身份的“证据链”。

 

这条证据链的环节包括:墓主人葬于东汉末年(墓葬结构及出土文物都支持);有帝王一级身份(墓葬的规模、规格以及墓中出土的尺寸超大的圭、璧可证);生平可能与邺城相关(墓葬东30里有故邺城);死后称 魏武王 (墓中出土的刻有 魏武王 的石牌可证),去世后不久又被称为 魏武帝 (后赵鲁潜墓志可证);男性,死亡年龄在60岁以上(人骨鉴定)。墓主人有过丰富军事经历(墓葬中出土有铁铠甲和铁刀),也是位“舞文弄墨”的角色(墓中有石牌刻“书案一”,并有陶砚同出);墓主人用过铁刀(墓中出铁刀);而且生前曾经用香(墓中有石牌刻“香囊卅双”);墓主人生前有头颈病或头颈不适 (随葬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文献中的曹操死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曹操享有帝王级身份;西高穴二号墓东30里的邺城正是曹操成就事业之地;曹操以“魏武王”谥号下葬,但死后仅8个月由于其子曹丕称帝,他被尊为“武皇帝”,因而获“魏武帝”之称。他去世时享年66岁。曹操戎马一生;喜爱文学,登高必赋;他打制过“百辟刀”,而且生前用香;更特殊的是,他患有头风病。

 

因此文献中的曹操,是唯一可以以其身世、身份以及个性特征与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相吻合的历史人物。甚至曹操生前要求自己死后墓葬“ 不封不树”,西高穴二号墓也满足了,因为该墓的确没有发现封土。曹操自己在《遗令》中明确要求“葬于邺之西冈”,而唐代以前的文献,对曹操葬在“邺西三十里”均无异词。

 

这条长长的“证据链”,包括死者下葬时拥有“魏武王”谥号,后世却又能以“魏武帝”称之这样“唯一对唯一”的证据,形成了严格的排他性。因此西高穴二号墓的主人只能是曹操。

 

如何看待来自公众的监督

 

提问:考古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具有其特殊性。您曾提出:公众和学者在质疑曹操墓真伪之前,没有做足功课。您认为要想了解这一领域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知识?公众如果在学术素质上尚不能充分地了解这一领域,那么,来自公众和媒体对于考古界的监督怎么能够实现?

 

唐际根:考古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有人戏称考古学“小才做不了,大才不屑做,中才足矣”。其实,任何人只要对历史有兴趣,都可以参与到考古发现的讨论中来,不过我建议大家在参与讨论之前多学一些文物考古知识,培养分析考古材料的能力。真正要质疑,就要做足功课,否则很容易出错。

 

例如,最近有人说,西高穴二号墓出土了陶猪圈,因此“要么不是曹操墓,要么曹操是个养猪的”。普通民众或许很容易被这种解释误导。实际上这种解释缺乏常识。随葬陶圈厕是汉魏时期流行的习俗,大量墓葬均出土陶圈厕,现已发掘的7座东汉诸侯王墓,6座都出土陶圈厕。2005年南京上坊东吴墓也是帝王级别,年代略晚于曹操墓,同样出土了陶圈厕。

 

还曾经有人将曹操墓的画像石解释成“垓下之战”。这也是缺乏相关知识所致。实际这块画像石描绘的是古代“七女复仇”的故事。内蒙和林格尔古墓发现过同样题材的壁画,画面有“七女为父报仇”榜题。可见出土文物的解读需要专业知识做基础,并非“人人可得而考之”的游戏。

 

我认为,公众对学术的监督,应该放在对学术机制和科研运作程序上面。学术界有内部监督机制,学术论证会、论文审稿制度等都属于这种机制。公众应该更多地关注这套机制是否得到了贯彻。如果曹操高陵考古成果公布之前未经过论证,如果认定曹操墓的不是考古学界而是其他机构,那么质疑当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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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认定河南安阳东汉大墓墓主为曹操

 

曹操墓的发现

 

首先将曹操墓的大概情况理一遍。中国河南最北的一个城市叫安阳,过去以甲骨文出名,现在由于曹操墓的发现,大家了解甲骨文的同时,可能会觉得安阳最出名的就是曹操墓了。

 

曹操墓在西高穴村,距前鲁潜墓志发现地很近。我简单说一下曹操墓的结构以及曹操墓究竟出土了多少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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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曹操墓”地表图)

 

这是“曹操墓”的航拍图,到过考古现场的人,或者研究考古的人,看这样的图是非常容易看懂的。这是从西往东拍,这个就是所谓的曹操墓,墓道下面是墓室,旁边是一个陪葬墓。左边还有夯土建筑,这个范围大概有10000平方米左右,这是它的规模。

 

墓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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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的墓室结构

 

墓葬里头的结构是一个典型的汉墓的结构,从外面看曹操墓的结构,墓门进去以后是前室,两侧各有一个侧室,中间有一个甬道,甬道过去以后就是后室,后室也有两个侧室,这是它的结构。从墓道下去,经过门到前室(各有一个侧室),经过一个甬道,就到后室(各有一个侧室),这是墓的结构。墓顶两个盗洞,盗贼就从盗洞里下去,把这个墓洗劫过若干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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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的墓室内部图

 

进到墓里,就可以看到墓的结构,这个就是前室,中间是甬道,后面是后室,两边是侧室,这是里面的结构,这相当于现在的四室两厅。

 

出土了哪些文物?

 

墓里出了什么东西?我有一个清单,这个清单跟考古队核实过,除细碎甲片不算,大概有400多件,有金银类,有玉质的,包括玛瑙、水晶,还有石质的、铜质的、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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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出土六边形石牌

 

这些石牌都是里面出土的六边形的石牌,上面都有文字,这些文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而且都很清楚。网友对这些字有一些质疑,一会儿我会回答这些质疑为什么是不对的。

 

为什么是曹操墓?

 

为什么说这个墓是曹操墓?请注意,我讲的时候,同时引用了其他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研究。

 

墓葬透露出哪些跟墓主人有关的信息?如果想了解这个墓的墓主人,第一步不是去查文献,而是把墓里的文物、墓的位置、结构整理一遍,找出跟墓主人有关的信息。经过整理,这个墓葬里的信息有令人遗撼的地方,比如说没有印章、没有墓志。考古学家挖的墓葬第一反应这个墓是谁的?如果里面出了墓志或者印章,就容易相信这个墓主人是谁,大家就不再质疑了,比如说曹休墓出了印章,大家就不质疑了,可这个墓没有墓志、印章。

 

这个墓有很多关于墓主人的信息,如果把这样的信息分成类的话:

 

“曹操墓”基本信息

 

第一,墓主人的身份,是帝王一级的规格。因为墓葬的结构,是四角钻天顶,这种结构过去只有王侯一级才可以使用。所以我用的是“帝王”,而不是“帝”、“王”,这样比较严谨一点。

 

第二,这个墓是东汉末年的。当我们对它的平面形状以及用的桩和出土的400多件文物,一件一件排列,最后排出来,这些文物就是东汉末年的。这是根据文物排出来的,所以年代是都东汉末年,这都跟墓主人有关,他的身份、规格、时代都有关。

 

第三,邻“邺”。“邺”过去是一个古都,曹操曾在“邺”建立基业。这个墓在一个相对的高台上,东边十公里有西门豹祠,往东就有“邺”城遗地。离“邺”城很近,这跟墓主人的身份有关。

 

第四,地面有遗迹。除了两个墓之外,边上还有遗迹,有地面上的遗迹,也就是说,当时有地面建筑。

 

第五,墓主为男性。为什么说是男性呢?出土了三个人头,怎么那么确定是男性呢?因为这三个人头是一男两女,这个墓地出土的主要文物都是男性所有的,比如说铠甲、铁刀、石牌等所指向的都是男性,而不是女性。这个人头经过鉴定是在60岁以上。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有70岁以上,因为这个下头骨后面还有两个牙齿,那个牙齿底下都空了,一看就是饭吃不了的老头。所以把他鉴定为60岁以上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第六、墓主人生前有行武经历。

 

第七,墓主人生前喜欢舞文弄墨。为什么?因为墓地出土了一个砚台,而且有一块石牌上写着书案。

 

所有这些基本信息,可以把这个人大概定在东汉末年的帝王一级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人跟“邺”城有关系。

 

但有了基本信息以后,还不能肯定他就是不曹操墓,因为帝王一级的人,而且是“邺”城附近的人都很多。我们之所以能够认定为是曹操墓,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信息,这个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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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县发现的东汉大墓经考证确定为曹操高陵

 

“曹操墓”个性化信息

 

第一,墓地出了八块石牌,其中最完整的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这样的文字,这个墓主人很可能跟魏武王有关系。

 

第二,墓葬的附近发现过鲁潜墓,鲁潜墓里面提到他这个墓在“魏武帝陵”的西北角。这里提到的是“魏武帝”,所以这里用的是“魏武王”+“魏武帝”,也就是说,这个墓主人曾经被叫过“魏武王”,后来又被人叫做“魏武帝”,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条件,历史上要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其实就只有曹操一人。个性化信息这一条很重要。

 

第三,这个墓的墓主人有头疾。这个信息哪里来的呢?一个是这个墓里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这个东西被盗走了,后来又从盗墓贼手中收缴过来。一个人有头疾,这是很难碰到的,这是一个个性化的信息。

 

第四,看到过的小石牌里,提到过“香囊”,墓葬里出土了几把铁刀,一般的人死时不一定把这些东西带进去,但是这个墓主人把香囊、铁刀都带进去了。

 

这些我叫做个性化信息,当了解了这些信息以后,就能知道这个墓主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还不下结论他就是曹操。因为我的证据是从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获得的, 这个工作做完以后,然后再去看文献。

 

1.葬于东汉末年。墓葬的形式结构可以认定,包括文字结构;2.死的是帝王;3.与“邺”城相关,相距西门豹祠;4.简礼薄葬;5.陵园阁殿;6.戎马倥偬;7.头疾 ,这就是“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8.他曾经被称为“魏武王”,这就是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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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文字比照

 

当然“魏武王”的写法各有不同,在鲁潜墓志里被称为“魏武帝”,“魏武王”跟“魏武帝”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两个加在一起,非常重要。这个墓主人为男性,60岁以上。百辟刀、香囊以及墓中使用“木墨行清”等难得用的概念或者词汇。

 

文献中曹操的临终前后

 

整理完墓葬以后,实际上就知道这就是曹操墓了,但用文献时,要对文献进行梳理,不是乱用。《三国演义》我们不可能去用,因为它是一个小说,我们要用经得起检验的、可信度高的文献。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过曹操的死:

 

“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关于曹操的死还有一些记载,《终令》就有记载。

 

“古之葬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还有《遗令》: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不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痛,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纟惠’帐,朝脯‘米X’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遗令》是快要死了,才说的话。就是他死前告诉自己的人,死了之后埋到哪里,进行交代。《终令》和《遗令》都提供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寿陵”就是人还没有死,人还活着,陵就修了。

 

“西原上为寿陵,”一定是在高岗上。“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里面有关于曹操下葬的信息。

 

这些文献中,我们看哪些信息跟曹操的临终前后有关?

 

1、 帝王一级;生前征战;邺城基业(嘱葬邺西);文武全才;曹操属于帝王一级,文献上说,他虽然没有称帝,但他可以设天子锦旗。他的位置接近皇帝。生前征战,且他的基业主要在公元204年,他攻下“邺”城以后开始的。后来他被封为“魏王”。他跟“邺”有关。文武全才,墓主人喜欢舞文弄墨,诗写得很好;

 

2、生前为“魏王”,死后下葬前,汉献帝给了他谥号“魏武王”。死了以后,曹丕称帝,他被称“魏武帝”,死时66岁。

 

3、文献里说他有头疾,有头疾的线索不是根据《三国演义》华佗要把他的头砍过来得到的,而是他的确有头疾。临终前遗嘱分香,制作有百辟刀;嘱薄葬,但墓上有建筑(陵园)。

 

把考古实物材料得到的墓主人的线索和文献里得到的曹操线索比比看,非常吻合。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如此吻合的,特别是生前是“魏王”,死后叫“魏武王”,8个月后,又叫魏武帝,而且有头疾,头部有毛病的,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墓就是曹操墓。

 

考古研究中的学理问题

 

刚刚我是把证据罗列出来,考古的、文献的两个咬合在一起,证明他是曹操。我虽然一条一条地去讲,但有一点,证据要关联起来,所以讲完曹操墓的材料,讲完我的观点以后,我要申述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研究。这涉及到考古研究的学理问题。因为很多社会上的质疑,是不懂得学理的,所以我要讲这样的问题。

 

第一、实物证据优于文献证据(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即使暂时不能解释,首先必须承认它)。首先,做考古的材料通常是地下挖出来的,但如果挖出来的时代比较晚时,比如说商周,特别是汉唐以后,会碰到大量的文献材料,如何处理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学理的问题。

 

现在社会质疑曹操墓出土的东西不对,说因为文献上是这么讲的,所以这个墓地错了。那他的学理有问题,因为他使用文献记载做标尺,甚至是《三国演义》做标尺。说这个墓地不符合文献的标尺就是错的?考古学的学理不是这样的,对于任何考古发现,世界上通行的考古学原则都是实物优于文献,如果我是挖出来了,不管它和文献对不对,有没有错误和毛病,这个东西是摆在那儿的,首先得服从这个实物。第二才是文献,这是全世界通行考古学的道理。中国有一段时间个别的学者不明白这个道理写了一些文章,结果遭到西方学者的强烈抨击。这是一个学理的问题,如果考古发现问题暂时不能解释,没关系,首先要承认它。

 

第二,实物证据是相互关联的。考古学称之为组合。单条证据的质疑不等于否定全部证据。刚刚我讲一些证据时,我一条一条地罗列,但相互之间都是有关联的。证据不能割开来看。就算是一个墓葬出了一个墓志,或者出了一个印章,就说这个墓主人是谁谁,那也不对。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印章或者一个墓志,可能会有一个假印章往里面一扔,你就相信?你不能相信。这个印章必须关联墓葬的其他现象来解释,比如说曹休墓,如果说曹休墓只是出了一个印章,就证明这个墓葬是曹休的,这不严谨。你必须说,这个印章上面写着曹休,这个人是曹魏时期的,这个墓葬本身的年代也是曹魏时期的,而且整个墓葬里出土的文物都符合那个时代背景,关联到一起看,这个印章才有用。所以证据要有关联,不能单独地看,考古学称之为组合。

 

第三,文献证据要去伪存真。《三国演义》不能为据。不能什么文献都拿来用,南宋以后的包括蒲松龄的“志异小说”也拿来用,说曹操墓设“七十二疑冢”等等,其实没有“七十二疑冢”这样的事。这些文献不能用。文献本身要去伪存真,这是考古学界的学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理。我强调一下证据,发现其中某一一小条的问题,可以质疑,但要关联其他的证据。

 

回应大众最关心的若干问题

 

问题一、发掘曹操墓的动机是否是地方GDP?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大家可能不知道,曹操墓的发掘,申报过两次,第一次报给河南省文物局被否决。后来之所以同意,是因为盗墓很厉害,不得不同意,当然这里面包括一部分人想挖。但河南省市文物局作为决策部门,他们否认过一次挖掘,第二次是迫不得已才批的,这是一个事实。

 

问题二、曹操墓只是“七十二疑冢”的一个?

 

关于“七十二疑冢”问题,很多网友说,曹操墓只是“七十二疑冢”的一个。这是不对的,那“七十二疑冢”是怎么来的,北宋以前的文献记载,对曹操墓的位置没有什么质疑,大家都知道曹操墓就在那个地方。

 

“七十二疑冢”的出炉很可能是源于王安石的《疑冢》: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垅亩,麒麟埋没几春秋。

 

有人做了一个算术题:八九七十二。“七十二疑冢”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从北京往安阳去,会路过磁县,到了磁县往西看,就会看到公路的西侧有大量的封土。1950年以后,逐个发掘,挖出了十几座(其实在明朝就挖过了,当然那时候的挖掘是民间的发掘)。1950年是有组织的发掘,是政府的发掘。在封土地前有石羊、石人。这就是所谓的“七十二疑冢”,但根本不存在。现在开车走老的107国道,路边就会看到,这就是一座皇陵,是北齐元善见的“天子冢”,看着有点像曹操冢。这个冢的内侧有石人,有石雕。

 

问题三、 为什么这个墓葬不能造假?

 

现在的质疑有很多种,其中一种质疑整个墓都是假的,都是河南造的。可是哪个人能造一个10000平方米以上,挖那么大一个大坑,在墓地里留下非常古朴真实的造出上千年的灰痕,谁做得了?而且墓的文物,每件文物都符合曹操时代的风格,要符合当时的典章制度,要符合考古学之间的组合关系,要符合文字的写法、用法、结构,还要符合当时的书体,而且文字所描述的内容必须跟当时的事情相关联?所以墓葬造假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墓边上就是西高穴村,两千多居民,如果造这样一个大墓,两千多老百姓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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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内巨石“千年压痕”

 

即便有可能造文物的假,墓葬中有很厚的石块留下的痕迹,一块那么厚的石头,要压成这么大的痕迹,到现场一看,是很重的重物给压的,像这样的痕迹谁能造出来?当然人头造假更不可能。

 

问题四、为什么说鲁潜墓志不会造假?

 

另一种质疑聪明一点,不说这个墓是假的,而是说里面一部分文物是造假的。是河南人或者安阳人把一座东汉墓包装成了曹操墓,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好像是很有力的说法,但这也不可能,为什么?

 

我先说鲁潜墓志不能造假,网络说1998年发现的鲁潜墓志是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不可能是假的。鲁潜墓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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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潜墓志文拓片

 

鲁潜墓志宽31.5厘米,高20.7厘米,厚4.5厘米,上刻14行126字。全文如下:

 

“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歩,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歩,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歩,沛上黨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向南。”

 

“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这种表达方法在座没有几个会习惯性地表达,而且估计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文字、字体、结构不但要像,还得要知道鲁潜这个人。鲁潜的名字在文献里就出现过两次,而且是近代以后的文献,一般的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根本不会关心这个人。有人说这是农民徐玉超作的假,徐玉超到哪里知道鲁潜这个人?而且除了知道鲁潜这个人之外,还要知道他是“太僕卿駙馬都尉”,而“駙馬都尉”在那个时候不是后来的皇帝招女婿。农民造不了,连专业博士都可能造不了。

 

同时,文字本身有结构和写法,比如说“武”字,那个时候“武”字跟现在的写法不一样。字体,那个时候没有楷体,也应该不会成状体和甲骨文,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风格,还有表达,《晋书》里记载:“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於勒”。

 

我在网上搜集了所有关于鲁潜墓志的质疑。

 

第一、纪年表达法上的疑问。有个学者说鲁潜墓志的表达是不对的。因为“十一月丁卯朔……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这个人是9月21日死,7日后就下葬了,墓志怎么到11月才造好,打开墓再放进去吗?这就是他的质疑。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读懂这个墓志,因为这里面有这两个字——“其年”,这个7日并不是9月21日以后的7日,而是十一月的7日。如果造假怎么能造出这样的水平来?做不到吧。

 

第二,“路标”问题。鲁潜墓志提到:“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有人就说这哪像一个墓志?墓志一般会说:某某,字某某,什么时候死,生前都做过什么,那才是墓志。其实,这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的墓志。后赵阶段的墓志,不是这样的墓志,那时是墓志的早期,没有那么完善,墓志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面提到鲁潜墓在曹操墓的什么位置很正常。

 

有人说“墓志”怎么会说成“路标”呢?我举个例子:1984年4期《文物》简报:东魏茹茹公主墓中,出墓志载铭该墓“葬于滏水之阴,齐献武王茔内” ,也就是说,茹茹公主墓就用墓志来说她墓的位置,这样的墓志不止一个。所以质疑者没有知识储备,根本不懂考古的内容,所以才会有对“路标”问题的质疑。

 

第三,字体。“武”字的写法。质疑者说“武”的下面写的不是“止”,写成了“山”,还说鲁潜墓志的字体跟曹操墓的石牌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人造假造的。其实鲁潜墓志字体和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是一样的。质疑的人说这个字体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武”的写法是一样,所以是一个人造的假,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两种字体不一样。所以所谓学者的质疑根本不靠谱。

 

说“武”字下面居然写成了“山”字,是错的,那个时候不可能写成这个。大家查查,曹全碑下面是“山”字,景北海碑下面也是“山”字,两个东汉的,都写成了“山”,所以不要信口开河指责考古学家,《隶书字典》载古碑将‘止’写成‘山’。

 

问题五、为什么说石牌不能假造?

 

为什么说石牌不能假造?如果这八块石牌是假的,我很难说他一定是曹操墓。但这个东西不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文字的结构、书体、用法以及文字内容都要经受时代风格、典章制度、组合关系检验。我做考古这么多年,敢说,中国考古界的人很难仿制到这样的水平。

 

第二,文字内容与出土文物的组合关系经得起检验:镜台1+铁镜;砚台+书案。如果光顾石牌上的造假,还得买一块铁镜,还得让铁镜生锈,生出1000多年的锈来,这很难吧?这就是组合关系的检验。

 

第三,石牌所刻文字内容要符合当时的典章制度:“木墨行清、白练单裙”。这样的汉代词汇,没有知识背景支撑,怎么能够造出来这样的概念来呢?“木墨行清”,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有几个知道这个概念?

 

第四,每个字的结构要符合当时的文字特征,比如说“魏”、“书”、“练”与同时期的其他碑进行比较,可以比得很清楚,完全是同一时代的东西,所以每个字的结构还要符合时代。

 

第五,每个字的写法要符合当代的书写风格。那个时候不可能写出楷体,也不可能写出甲骨文。

 

第六,措词要符合当时的词汇,“常所用”、“格虎”都是当时的词汇。有人说这是现代词汇,其实不是。

 

第七,表达要符合当时的习惯: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这是但是的表述语法。

 

造假要挖空心思,造得这么天衣无缝,60块牌子加上8块石牌,全国有谁能做?组织全考古研究所的人研究一年,也不可能造出。这是文字上的证据。

 

还有一个若干块的文物的“皮壳”——上面有明显的土垢和水垢,这是造不出来的。到现场的所有考古学家回来以后没有一个质疑的,为什么?因为他看了文物以后,这个水垢、土垢是真实的。这是材质上的证据。

 

最重要证据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当然有一块是收缴的,发掘出土,地层关系均无法造假。倪方六先生是质疑者的代表,他没有进过大墓现场,像这样的装饰结构的墓碑,存在了1700年1800年,里面的棺材腐烂,本身的漆器、书案、木头都要腐烂的,砖墙肯定会往里渗水,所以经过一千多年以后,会到墓的底层形成一层地层,这个地层是无法造假的。

 

而这些大部分的牌都是这里一块一块清理出来的,可以找一万条理由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但是你造不了出土层位的假,所以这不是假的。

 

如果说有人在这里作假,我们挖墓时,雇的工人是当地的,技工是自己带的,或者是征召过来的,有照相人员、绘图人员,技工在记录,所有出土的文物要先划图,登记,照相等等。当然也有科研人员,挖了一年多,肯定会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如果要造假,怎么瞒所有人,怎么能做到不穿帮?我不相信,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没有良心,不把这些事揭发出来?

 

如果河南要证明这是曹操墓的话,干嘛不造墓志或者印章?文物造假要骗过检验容易,但是要把这些东西都造得天衣无缝了,就太难了。

 

至于闫沛东手中的石牌,如果有的话,很可能是“后仿制”。真假石牌一比较,很容易发现差别。很容易将制假点铲除。所以曹操墓出土的石牌不是假的,也造不了假,没有人有能力去造这个假。这是最关键的。

 

其实铁镜也是,我不相信有人能够把铁镜锈到这样的程度,我不相信石牌上这样的黄土会跟那个石牌本身结合到这个程度。我不相信这些“皮壳”后做,能做到这样的自然,张骞墓的石牌,是公元220年,“练”字的结构和写法和“书”的结构和写法比较一下,就发现是一样的写法,字的结构都是一样,无法造假。

 

问题六、为什么“魏武王”石牌不可能是“赏赐”的 ?

 

有人说魏武王的石牌是赏赐的,这个墓葬正因为有了魏武王的石牌,才不会是魏武王的,不会是曹操的,而是曹操把这个东西赏赐给了别人。

 

大家知道,曹操死前叫“魏王”,“魏武王”是死后给的封号,曹操死了之后,如何还能把“魏武王”赏赐给别人?而且下葬8个月后曹丕称帝,如果曹操果然赏赐给了爱将,这个人必须在8个月之内就死掉,否则,8个月以后,曹丕称帝了,就不能叫曹操为“魏武王”,而是叫太祖,或者“武皇帝”,怎么还能叫“魏武王,所以不可能是赏赐的。

 

问题七、石牌上的简体字和异体字如何解释?

 

凤凰网有一个网友说:考古狗官,居然造假,公布的石牌里有简体字。汉代的墓葬怎么可能有简体字呢?这不是造假吗?

 

我今天郑重地做一个解释,大家有一个知识盲点,大家想当然地认为,简体字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用的简体字,共产党真正创造的就一个字:窗帘的“帘”字,其他所有的字古代就有的,文字的改革委员会只是把它整理出来重新公布,也就是说,这些简体字古代就有。

 

比如说:破体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的“东”字;“万事和合”中的“万”和“合”,元朝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了,四个字当中就有两个简体字。正因为曹操墓有简体字,才证明没有造假,如果造假干嘛不造一个繁体字,而要造一个简体字?还有异体字:古代异体字的写法非常多,不能根据见过或没见过这个写法下断语。

 

最重要的是,考古学研究一定要以出土的为准,不是说出土的文物不符合文献、想法就是错的。一定要以出土的为准,文献的东西有可能是错的,而出土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如果写错了了,但还在那儿。还有这个“机”字,有人质疑这个简体字错了,其实不然。

 

问题八、为什么可以称“魏武王” ?

 

现在有一个质疑说这个石牌肯定是假的,因为写了“魏武王”三个字,不应该叫“魏武王”,曹操是“魏王”,死了以后,是“武王”,生前称“魏王”,死以后叫“武王”,“魏武王”连在一起就不对。这位先生提出来的,就说明他没有做足功课,是乱讲,为什么不能叫“魏武王”,这么多的文献,包括东晋的、南朝的,都有“魏武王”。他说他查遍了所有的材料,没有这么叫的,其实他没有查。

 

夏朝、商朝、周朝是称王,就是天下之王,而到了汉代,是皇帝底下的,所以任何一个王,必须以他的封地为前提,曹操作为武王是魏的武王,是有封地前提下的“武王”,比如有“中山靖王”、“鲁恭王”。

 

问题九、“常所用”是现代语汇?

 

质疑者说,“常所用”是现代语汇。古代的石牌上出现了现代语汇,这不是考古学家造假是什么?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宋书·肖思话传》都有“常所用”。“格虎”一词在《魏书》中都有。

 

“格虎”在汉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题材,汉墓有大量的格虎图案,这是1988年出土的,难道说从1988年开始就造假了吗?不可能。“常所用”“格虎”不是现在的语汇,二是汉代常用语汇,根本就不是什么破绽。

 

问题十、墓内的翡翠珠、夜明珠是怎么回事?

 

有人质疑墓内的翡翠珠、夜明珠是怎么回事?这个网上吵得很凶。我见过墓里出土过的所有文物,没有翡翠珠也没有夜明珠。有玛瑙,有水晶。这个消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有可能有人造谣,稻草人战术,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人不懂说的,但我看到的出土文物是没有翡翠珠,也没有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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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为什么不做热释光?

 

文学家倪方六先生质疑为什么不做热释光?倪方六在博客里写了怎么做热释光,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可笑,他讲了很多貌似大道理的问题,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误差,考古学研究在要求精确度很高时,热释光起不了多大的帮助。当然不是不可以做,也可以做。从考古角度来讲,可以不做,因为我们根据文物所确定的年代,已经超过热释光。

 

问题十一、为什么不做DNA?

 

为什么没有做DNA?一定要做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污染的问题,从考古专业的角度来说,不做DNA也知道这个墓葬是曹操的。而且曹操脑袋的价值甚至高于蒙娜丽莎,破坏了很可惜。但不要做并不是说不可以做,非要做也可以,但做了可能会落空。这和不敢做是两码事。

 

问题十二、墓内出土有陶厕圈如何解释?

 

有质疑说,既然墓里出了陶圈厕,要么这个墓就不是曹操的,要么曹操就是养猪的。这话很滑稽,但是我可以说出事实来,这个陶圈厕,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习俗。现在我们所发现的,可以肯定诸侯王等级以上的汉墓里,有6座出了陶圈厕,包括东吴时的一个墓葬,里头也出了陶圈厕。有这个东西时表示这个人死后,还要吃肉,还要上厕所等等,这应该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一点都不奇怪。如果质疑它的话,只能说明你没有知识储备,这方面的知识不够才会有这样的质疑。

 

问题十三、“七女复仇”画像石会不会是假的?

 

什么是“七女复仇“?“七女复仇”是发生在汉以前的一个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个咸阳令或者长安令,误杀了一个人,这个人恰有7个女儿,后来这7个女儿就报仇,埋伏到一个桥上,在桥上把咸阳令或者长安令给杀掉了。这样一个题材,这在汉代比较流行。我们为什么知道“七女复仇”,就是同样的题材、同样结构的画面在内蒙、山东、安徽也出土过,其中内蒙的壁画上还写着“七女替父报仇”,考古学家命名为“七女复仇”。这个东西不是假的的。这人物关系、服饰、内容(手戟、环首刀)均无破绽,如果是假的,电锯挫痕很容易鉴别出来。建议不要根据图片质疑,而是要看到实物。考古队将这件东西摆在考古队敬老院的大厅内,任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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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出土“七女复仇”画像石

 

这就是“七女复仇”画像石。上面勾画出了人物关系和服饰。环首刀等都是那时的常用的兵器,一点破绽都没有。包括服饰都没有破绽。

 

问题十四、 ,必须以他的封域发现这 为什么墓中没有印玺?

 

曹植[诔文]:“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没有玉玺也很正常。当然,有印玺更好。

 

问题十五、为什么葬在安阳而没有葬在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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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邯郸地理位置图

 

之所以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安阳和邯郸的地理关系,大家看一下上面这张图,这是“邺”城,上面就是磁县,曹操死后埋在漳河以北、以南都是在“邺”城附近,在那个时候,安阳与磁县几乎是同一个地方。实际上无所谓在安阳还是在磁县,那个时候来讲,只有一个地方是中心,就是“邺”,埋在附近就可。邯郸和安阳这个行政区划,是后来才有的。这个争议很有趣,这才是真正的利益之争。

 

为什么没有葬在许昌或亳州?葬在“发迹地”是常事。

 

比如,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死后葬在安阳。毛主席湖南人,死后葬在北京。(他们都没有葬在祖籍地)

 

问题十六、曹休墓否定了曹操墓吗?

 

有人说曹休墓一出来,更加证明西高穴村的墓不是曹操墓,为什么?他们所谓的依据就是曹休墓的规格跟曹操墓的规格是一样的,其实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不熟悉材料,不掌握材料,才会说这样的话.如果认真比较曹休墓和曹操墓就会发现,两个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曹操墓是四角钻天,规格很高。曹休墓很一般,这就是区别;尺寸方面,曹休墓每一个部分的尺寸都比曹操墓要小。所以不做认真研究,是没有发言权的。谁说7级台级一定是帝王以下的?没有这样的文献。

 

问题十七、 为什么不是梁惠王的墓?

 

有人说这个墓是梁惠王的墓,魏国的梁惠王,公元前386年魏武侯立,十六年卒,其子惠成侯三十六年于大梁称梁惠王,追尊父考魏武王。这是公元前的故事,年代对不上。

 

问题十八、为什么说不是冉闵的墓?

 

为什么说不是冉闵的墓?冉闵(约322年-352年)。公元350年建“冉魏”,后被追封为“武悼天王”。352年战死。死时30岁。文献谓有 “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之勇。有人说这应该是冉闵的墓,但年龄不对,年代也晚了很多。

 

为什么说不是高欢墓?年代也不对。

 

为什么说不是姚襄的墓?死时年二十七岁。姚苌称帝后追谥姚襄为“魏武王”。也是年龄不对,拿一个27岁的脑袋和60多岁的脑袋相比,肯定有不同。

 

很多这样的质疑,其实也是他们没有做足功课,考古不是那么复杂,谁都可以做,谁都有资格做,但做之前要稍微下一点工夫。

 

为什么说不是石虎的墓,同样是年代不对,因为,是公元349年,等于是150年以后的事。

 

为什么说不是曹奂的墓?在所有的质疑中,稍微靠点谱的还是曹奂,但确实也不是曹奂的,因为死亡年龄不对应。个性特征也不对应,因为只有曹操享有“魏武王+魏武帝”的唯一称号,而且有头疾。曹操的后脑袋都是坑坑洼洼的,不像一个正常的脑袋。

 

为什么不是夏侯惇墓?《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夏四月事:“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

 

夏侯惇葬地有异说:

 

《河南通志》:“三国夏侯惇墓,在祥符县境内。”指 今河南开封一带。

 

《山西通志》“平阳府?襄陵县”条:“大将军高安乡侯夏侯惇墓,在县东南三十里下梁村。”指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南一带。

 

王沉《魏书》云:“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邺城“东门发哀”,应指葬于邺东。故《河南通志》所记可能属实。但西高穴大墓位于邺城之西。

夏侯惇于建安前期封高安乡侯,文帝时拜大将军,卒谥“忠侯”。墓葬规格与西高穴二号墓不对应。

 

更可笑的有人说为什么不是常林的墓?“魏武王常所用”说是魏武王底下姓常的人所用的,那完全是瞎猜,不值一驳。

 

面对质疑,我的态度

 

面对社会质疑我有几句话:

 

第一、质疑前要做足功课。

 

第二、要质疑“质疑”:如果有质疑,不要去跟风,不要轻易相信,要对他进行反质疑。因为很多的质疑是不靠谱的。

 

在质疑“质疑”时,一定要鉴别出错误质疑和不相干的质疑。当年王国维犯过错误,但这与曹操墓真假无关;社会有不良现象,不等于曹操墓是假的;鲁潜刻石是否应称“墓志”与曹墓真假无关;廓清“魏”字的“委山鬼”写法并未否定曹操墓;谨防自我炒作和“道德秀”。

 

第三、重证据,勿纠缠。重证据是关键,要纠缠某个细节,纠缠说错了一句话,就以偏概全,说整个事都是假的,这是两码事。关键看的是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所见的反方质疑,全都是不能成立的质疑,没有一条能够成立,所以我呼吁社会要尊重专业,让研究回归学术。

 

在结束之前,我提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曹操墓既然已经挖出来了,合理利用有何不可?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好,现在是提问环节。

 

提问1:我从报纸上看到“曹操墓”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中山靖王墓,都是靠印章来鉴别墓主人的身份,你说印章不重要,我不敢苟同。

 

唐际根:我没有说印章不重要,你可能是后到的,没有听全。我说首先是有没有印章,其次,印章的使用和解读必须同其他证据是相关的。如果有印章是最好,但这个墓没有印章。

 

提问:当时的墓葬是简葬,印章是不是随身配?

 

唐际根:考古研究是基于考古发现,如果有是最好的,但现在是没有。

 

提问2:据我所知,“碳十四”测量很精确,为什么不接受这种方法具体确定一下它的时间呢?另外DNA您说可以做,我希望能组织力量去做。

 

刘老师:我是唐际根的同事,是做科技考古的。,他是考古学家,对科技考古的内容没有我熟悉,但无也要申明,我不是做DNA这一块的。我的一位同事在社科院的会议上曾经讲过,为什么主张不做?因为“碳十四”要有合适的样品,这个“曹操墓”已经到了特别精细的年代,如果做“碳十四”取不到好的样品,出来的误差范围比这个还大。这个墓不是不能做,但从现在来看,这些考古证据已经很多了,碳十四未必能提供更可靠的证据。

 

至于DNA,已经不可能做了,因为DNA要求从他的牙里面提供样品,他的牙齿损坏非常厉害,几乎不能提出样品,就不能做DNA。而且做DNA目的是为了比对,可是我们又和谁去比对?

 

国外的对非洲夏娃的解释,这个腺立体DNA是母系遗传的,而不是父亲方面的,DNA的研究结果,全世界还没有得到很可靠的数据结果。复旦大学虽然说他们能做,但他们也只是尝试,并没有得到公认,他们做过一些关于DNA的检测方法,严格来说,DNA的检测方法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新兴学科,有很多的东西在建设当中,数据和研究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解释也相当复杂。

 

提问3:我想向您请教,这个不可以比对,但是出土的兵器、陶器可以做同位素吗?

 

刘老师:虽然现在做了大量的陶器,但并没有规律性的认识,说汉的陶器、曹魏时期的陶器或者往后有什么不同,没有这样的数据,也没有这样的研究。其实也是先知道考古文物之后,才会做其他。

 

提问4:出现最多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那张牌子,我听过其他老师的讲课,非常明确说那次牌子肯定不是收缴的,是挖出来的,但后来报纸上报道说那个牌子是收缴的。这些牌子到底是收缴的还是挖出来的。

 

唐际根:六边形的牌子有60块,圭形刻着“魏武王常所用XX”有8块。这60块是挖掘出来的,8块中有1块是收缴的,上面写的是“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其他都是挖的。

 

如果在座没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像我今天这么苦口婆心地讲完以后,大家还会不会觉得考古研究所在造假?

 

提问5:疑问肯定还是有一点的,听您讲了,也听其他反对的老师讲了一点,总是会有疑点。而且,你们说碳14、DNA检测都不能做。

 

唐际根:大家可能会觉得考古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而只有做各种分析才是科学的,其实这个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对的。因为考古学自欧洲诞生以后,传到美国,传到中国、日本,这么多年,考古学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比方说地层学。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挖出来的东西是第一位的,因为他是挖出来的,挖出来的地层关系是科学的。地质学也是靠地层,还有考古学的学科我刚才叫组合关系,其实那叫类型学,这跟生物学上的分类是一回事,也是科学的。所以在相信“碳十四”的同时,也要相信那个东西。某种程度上,要骗过一个科学的分析方法很容易,但要骗过复杂的关联证据是非常难的。

 

刘老师:不是说检测都不能做,严格地说,“碳十四”可以做,但意义不大;DNA样品提取不出来,而且找不到合适的比对样品;至于陶器,目前还没有依据可靠的成分就能判断年代。

 

丁阳:我是子云的同事,今年年初时我正好在安阳,我没有进到墓里,但我们去到了墓地的周围,我一开始就相信这不可能作假,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曹魏时期大墓,但具体是不是曹操,因为有魏武王,有鲁潜墓志,在不是伪造的前提下,肯定能判定他是曹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发现,唐际根老师也表达出来了,对目前的这种的质疑,公众的不相信,事实也是存在。腾讯做了一次今日话题,专门做了一期:为什么人们不相信“曹操墓”。有一个调查:相信“曹操墓”是真的吗?在10万的投票中,只有22%的人相信是“曹操墓”,有78%的人不相信。这可能跟政府的公信力,包括之前的周老虎事件非常恶劣的影响有关,但目前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忧虑或者觉得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事?

 

唐际根:某种程度上会忧虑,但某种程度上,也会正面地评价这个事。现在我们做了具体的工作,把质疑“曹操墓”的网友分分类,一部分人是因为对政府的看法;一部分人对河南的看法;一部分人不是很了解情况。我想是这样,网友如果听了我这样苦口婆心地讲,也许会好很多。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背后是有一个期待,期待社会和国家应该让诚信回归,是对诚信的呼唤,也可能经过“曹操墓”的事情之后,大家对考古界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会回升。

 

提问6:现在有个严肃的问题,媒体在关于“曹操墓”的问题上,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有“挺曹派”“反曹派”,他们的观点夹着自己的意见,让公众在接受这种信息时感到非常混乱。据我所知,在国外的学术界与普通的爱好者、网友,他们之间的沟通会通过比较流畅的渠道,考古队或者社科院考古所,能不能用更直接的办法,比如说做一个考古博客,公布一些考古信息,这样来流传信息可能会好一点。

 

唐际根:你说得很对,考古学界跟公众的交流确实缺乏渠道。说句心里话,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今天到燕山大讲堂,也是希望考古学跟公众走得更近一点。但国家的进步也是一点一点来的。我曾经让我的导师(英国教授)到我的考古工地看了一下,结果被人告了一状,说我把洋人领到考古工地到处看。这个没有办法,但社会会慢慢进步,以后会好很多,有机会常沟通,我要有时间我就写一个博客,但我确实没有时间写。

提问7:我想问一下,2006年以后“曹操墓”的考古情况是怎么样的?

唐际根:我对这个过程比较了解,2005年我跟北京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当时墓葬就发现了;到2006年时,可能就开始有人盗墓了,但那时候盗墓不管怎么盗,底下还是堆积层。下去以后,可能弄出了一些文物,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可能都是2006年以后,2007年2008年弄出来的。那个时候流出一块两块石牌很正常,流出去以后再回收,也不能否决墓里挖出的东西的价值。

 

提问8:关于这个事件的本身,不是您开一个讲座就可以澄清的,要拿出大量的事实出来,最后的结果由大众去评论。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反映出考古界存在着浮躁的东西。我想听一下您是怎么看的。

 

唐际根:大家回去以后,找到《光明日报》2010年6月29日记者柳霞对我的专访,在那里我详细谈了我的态度,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得很清楚。

 

考古界确实有浮躁现象,跟所有的学科一样有这个情况。但考古学的严谨是必须的,有人认为考古学学科已经失去了科学精神,何谓“科学精神”?我认为,科学精神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探索问题。实事求是是必须的,所以我讲这个东西,都是摆材料,很少做逻辑推理,这些材料比逻辑还重要,材料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探索问题,因为考古学不能沦落为只提供发掘品清单的学科,考古学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需要积累大量的材料,还需要积累知识。实事求是+探索问题,才是科学精神。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从传媒的角度,“曹操墓”这个事为什么热?因为这事具有传播的特性,在传媒受管制的社会中,他与意识形态不沾边,不被管制。其间又有地方经济利益之纷争,另外这个墓主人又是曹操。还有,一些文化学者可以借这个事把自己无名的名字变得让很多人知道,具有很多传播特性。

 

腾讯网在“曹操墓”出来时,就做了一个专题,前几天“今日话题”也做了一个专题:为什么不相信“曹操墓”。在那个专题中,把世界上很著名的几例考古造假罗列了出来。

 

回到“曹操墓”的质疑本身,一种最强大的质疑是质疑当地的经济利益驱动。很多的网友投反对票可能跟地地方政府表现如此积极有关。

 

我比较赞成唐老师的一句话:不管是反对还是认同,都应该让讨论回到证据本身、回到学术本身。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附:曹操墓10年大事记

 

2009年12月27日,经中国考古学界一致确认 ,国家文物局最终认定,经考古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墓主为曹操。

 

2010年6月11日,安阳曹操高陵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2013年5月,曹操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6月,曹操高陵及邺城遗址入围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批准的《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

 

2018年3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曹操高陵2016-2017年度考古发现,曹操遗骸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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