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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融|谢稚柳先生的三句话

徐建融|谢稚柳先生的三句话

时间:2022-12-06 09:31:37 来源:文汇笔会 作者:徐建融

徐建融|谢稚柳先生的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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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重峦楼阁图》

“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我的人生是在寄园奠定的基础”——这是谢稚柳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们学生辈面前,更使我们充分领略到谢老尊师重道的风范。
寄园的主人也是谢老的老师同时还是谢老哥哥的岳父钱名山先生,是常州学派的殿军。清代中期由庄存与、刘逢禄开山的常州学派,虽然只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支“别动队”(梁启超语),但到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却逐渐闹出了大动作。尤以学以致用和志道游艺的精神,迥别于同时的乾嘉学派和浙东学派。谢老的艺术人生,既与常州学派有着渊源的直接关系,则其有别于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最主要特色,自然也在这两大精神。
“我不是为当鉴定家而研究鉴定,我是为了画画才去研究鉴定”——这是谢老经常挂在嘴边的又一句话,尤其当有人称他是“鉴定家”时。
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书画鉴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的经验派和以启功先生为代表的文献派,无不以广搜深挖、博览抉微的功夫,在断续纷乱、茫然无绪的蛇灰草线、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地侦缉、发现、比对、排除……最后串联成最大可能自圆其说的“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作出真伪的判断。一如乾嘉学派的开山阎百诗之考证古文《尚书》:“府君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其子阎咏语)“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自述)今天的公安刑侦,基本上也是使用这样的方法,而在技术上运用了更先进的工具和手段。这,便是“为了当鉴定家而研究鉴定”者的风格路数。徐、启两位先生以后的鉴定家们,无一不是走的这条路子,而且,借助于电脑、大数据、云计算的高科技,使传统的书画鉴定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谢老的鉴定,所走的则是董其昌等以书画实践的体会而“望气”的路子。论广搜深挖、博览抉微的侦缉功夫,除非顺手牵羊,他基本上是不下的。我们看他《鉴馀杂稿》中的几篇经典文章,如《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论李成〈茂林远岫图〉》等等,无不是“望气”而得的真知灼见,而绝无今人鉴定文章中必不可少的罗列不同作品中同类图像、文字所作的细节比对之类的“证据”。这一鉴定方法,更合于常州学派重在得“圣人之真言”“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庄存与)和“学问主文章义理之大者,不拘拘于训诂考据之微”(钱名山),而上接韩愈的“所志唯在其意义,至名数阴阳未尝一得门户”和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的学以致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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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荔支山禽图》

“圣人之真言”“文章义理之大者”“意义”“知之”的是什么呢?就是“观其大略”于“是不是千里马”。“古籍真伪”“训诂考据”“名数阴阳”“不知”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求甚解”于“玄黄牝牡”。“学而时习之”又是什么呢?“学”就是得其真言、大者、意义而知之;“习”就是把所知用于自己的所事中去。
尽管谢老的书画鉴定,没有今天大多数鉴定家像刑事侦察那样殚精竭虑、抽丝剥茧地建立的“证据链”,但他的每一次重要鉴定所得,都被用到了他自己的书画创作中,极大地提升了艺术的境界。
他研究鉴定敦煌壁画,不仅完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开山之作《敦煌艺术叙录》,而且把唐画“恢宏博大”“气度高华”“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技法,“独到的观察力,独到的概括性”汲取到了自己的人物画创作中来,一洗明清人物画的酸颓,“真足以令人意消”!
他鉴定《烟江叠嶂图》,不仅把一件大家都看假的王诜精品,从冷摊上抢救到了国家的宝藏之中,更在自己《金华道中》(下图)的写生时,成功地移植了“烟”图中的丛树蓊翳,使现实的生活洋溢着传统的清气照人。
他鉴定巨然的《万壑松风图》,从中借鉴了“退笔焦墨信手散点并用淡墨直点”的点苔法,用于自己江南山水的创作,苍茫华滋,别开生面。
他鉴定徐熙的《雪竹图》,穷究“落墨法”,完成了1970年代后个性画风“以放荡易工整”的大转型。
他鉴定柳公权的《蒙诏帖》、张旭的《古诗四帖》,则推动了其书风由陈老莲的清逸,一变而为“在用笔上直立笔端逆折地使锋埋在笔画之中,波澜不平的提按,抑扬顿挫的转折,导致结体的动荡多变”,如垂天鹏翼乘风回翔,长江浪涛汹涌澎湃!陈佩秋老师多次对我谈道:“我对临了多少古画,但放手而画,全是自己的面貌,看不出出之哪一位古人;老头子从来没有完整地对临过一件古画,但放手而画,一看就是这个老莲,那个王蒙,这个郭熙,那个巨然。”我表示,这正是常州学派学以致用的传统在谢老“为画画而研究鉴定”中的充分反映啊!当代的几位大鉴定家,与谢老鉴定风格的不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尤其清楚。像启功、杨仁恺等先生,也都下过大工夫研究鉴定《古诗四帖》,但张旭的书风同他们的书法可以说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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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陈佩秋与作者一家合影

我的专业工作是国家的文博事业,书法画画只是我个人的业余爱好”——这是谢老经常挂在嘴边的第三句话,尤其当有人称他是“书画家”时。
寄园的讲学,以《孟子》《春秋》《二十四史》为主课。但不同于唐文治、章太炎在无锡、苏州的讲学专注于经史的义理训诂,钱名山对学生除了讲解经史的经世致用,更引导、启发学生在文艺方面的修养熏陶,包括诗词、书画、鉴赏等等。弟子中个个文艺才华出众,更不乏与并世第一流诗人、词客、书家、画师相轩轾者。致使“好色甚于好德”的人,误认为寄园是一所文艺学苑,以诗词书画为主课,专门培养文艺人才的。但事实上,志道游艺,寄园的道义高标,从来就没有为文艺名声所掩,而是由孔子而韩愈、欧阳修、钱名山及其弟子,一脉相承,器识为先,初衷不移!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韩愈说:“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欧阳修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据德依仁,莫外乎此。则“士者,事也”的所应“事”,当然是“政事”也即国家政府所安排的工作;艺术,在“工”固然可以专职,在“士”,止可游之而不宜职之。所以,尽管以“期成大儒”为目标所培养出来的寄园弟子中多有文艺成就卓然者,但他们“志道”的工作选择,第一位的是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包括谢老,民国时便供职于于右任的监察院任秘书。其次则是教育、医疗,而没有一个是以文艺为专职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老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文博事业中,征集、收藏、鉴定、研究,对上海博物馆建设的蔚为大观,实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在北京、上海两地各成立一个中国画院。谢老参与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工作,但1960年画院成立后,谢老还是回到了博物馆中,不做专业的画家。1962年,国务院授命国家文物局组建中国书画鉴定三人组,谢老为其中之一;至1966年工作未完成而中断。对此,谢老一直耿耿于怀,因“不能为国家摸清书画文物家底”而深感遗憾。直到80年代初,时机成熟,他便向国务院提议重启全国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
其时,谢老个人的书画创作以“落墨法”和“张旭风”为标志,正进入一个层楼更上的薄发期;而艺术市场也开始正式启动,谢老的作品被排在最高收购价之列。所以,当时不少人为他的此举感到不值,但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从1985年到1992年整整八年。每到一地,除正常的文物鉴定工作之外,他还有繁重的额外任务,就是要完成一串长长名单的应酬画,都是为方便工作所必须的当地人情。谢老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挥毫不辍,庶使皆大欢喜。甚至对宾馆、食堂的服务员也一视同仁。自然,这中间免不了大量“出门不认货”的草草急就。习惯成自然,八年下来,把全国的书画家底摸清了,可是,“自己的画从此画坏了”。幸好的是,书法的创作是不忌“急就”的,尤其是寄园的书风,更一贯地讲究“疾书”。所以,谢老的书法不仅没有写坏,而且由放荡的草书,转入到端庄的行书,境界更显堂皇。包括谢老本人,于此际也经常表示:“我喜欢写字,写字比画画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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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八年鉴定成果中的精品被编为《中国绘画全集》30卷,由文物出版社等彩印出版,谢老为全书作总序。谢老命我代笔,并为我详细地讲述了鉴定中的甘苦。我问他是不是为“自己的画从此画坏了”后悔?他表示不仅不后悔,而且很自豪。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欧阳修所说的“士君子自当以功业行实光明于世,亦不一于立言(文艺)而垂不腐”的志道游艺论。
噫!学以致用、志道游艺——微夫子,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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