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曾、李书学十论》

近代海派为碑学之重镇，多承赵撝叔之余绪，又有沈寐叟、康南海、吴缶翁、曾农髯、李梅庵之主推，故能持续震荡三百年而不衰，以成近代碑学奇观。此中尤以曾、李之论与书，最为相得益彰。海派碑学巨匠虽夥，然以书学影响而论，则康、沈而后，当推曾、李。曾、李书学精髓，多于书作中即可呈现，其边跋尤是精妙之论，往往于零星题跋中即可窥见真知，非今日动辄累赘万言亦不能得其要者可比也！今人多不解此中奥妙，是为不谙经学之故。兹蒐集十数则以为论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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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五言联“有酒为君寿，折柳寄边情”（图1），于北碑中融入汉简笔意，绝不类今日之模拟复制汉简字者。其边跋亦称精妙，读之可参透其书学妙谛：“《流沙坠简》可见汉人章法，即草隶也。《淳化》所刻章书，皆经宋人摹勒，以真书笔法为之，了无古趣。”

所谓“汉人章法”，非今日之章法意，指汉人章草之法。盖汉人章书之法多从汉简出。其言《淳化阁帖》中之章草，实际上是经唐宋人辗转摹刻改造之后的面目，是以真楷之法书写的章草，与汉人章草已大异其趣！可谓一语戡破书学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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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瘗鹤铭》为南碑圆笔之宗，然赵撝叔却以北碑方笔书之。名为临或集，实则出以己意。李梅庵亦是如此，其以方笔写《瘗鹤铭》，而得方正奇肆之姿，又化《张黑女》之温婉而为北派之硬朗（图2）。曾农髯则正好相反，其以圆笔写北碑，力求篆籀笔法。曾、李虽同道，但却殊途，可谓殊途同归者也。古人（民国以前）所谓集字、拟古、临古，与今人大异，多是一个幌子或笔墨游戏，但略取其意耳！虽曰集古，却是自家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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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李书学源流接近，二人皆以篆隶古法为宗，所谓求篆于金，求分于石。如曾熙五言大对联“清风随中散，高义感平原”（图3），此联为八分加章草之体，以八分之法入章，故其法甚古，边跋中有“集黑女志字，以章法为之”，体现其书学之旨。此作以《张黑女》为底，但并非对《张黑女》的亦步亦趋，而是以章草之法为之，又融入汉人分法，故融分、真、章书于一体，可谓极变态之宗。

图4（下图）为集刻经字，但仍以汉人分法为之，体兼隶楷。

图5为篆书联，其边跋“篆法求之三代彝器，变化备矣，若拘拘于小李，则与斫木为圆何异？”可见曾、李学篆，推崇三代之法，而不推崇二李（李斯、李阳冰），实为的论！非二李之书不佳，实今所传二李之作皆为唐宋人翻刻、复刻之作，去二李原貌风神远矣。况二李之书，作为馆阁篆书习之尚可，然作为艺术探索，则不宜过多取法，习小李（李阳冰）不如习汉篆。

又如其临永和年间刻砖（图6），其跋语有“盖纯是隶法，不杂一笔分书”，一语道破隶书与分书之别！盖隶为无波碟之书，分为有波碟之书，分为隶之标准化。然今日书家，多隶、分不别。曾、李学书，多以南北朝为宗，然曾、李又有分别，曾为南宗，故其书多圆笔，李则以北朝为宗，故其书多方笔，然曾、李又合流，盖其归宗于秦汉之分与三代之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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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金文五言联“乘马以齐霸，变旗扬鲁休”（图7）之边跋足见其书学卓识：“汉人以隶分之笔入篆，盖其时篆书久废，六代复无作者，至唐始有小李出，然取法不古，犹胜俗书，自徐氏伪《峄山碑》而学者相率从之，柔陋鄙弱，衍至今日。”

此段题跋颇见书学真诠。汉人以隶笔作篆，故其篆多古趣。然汉以后篆法衰退，直到有唐小李（李阳冰）出，遂篆法复兴。然小李取法不古，“聊胜于俗书”。此言出语惊人。何以曾熙说小李是俗书？原因是小李流传至今之作，多系摹刻，而非原作。然其取法又如何不古？小李取法只到李斯，而未及上古三代。以三代而论，自然不古！
李斯《峄山碑》至今被目为经典之作，但曾熙为何不甚推崇？其实岂止曾熙不推崇，何绍基、吴昌硕、康有为等人皆不推崇，原因是《峄山碑》乃宋人徐铉伪刻之作！学篆自然可从二李入，然二李并非习篆之通关法门，习之愈多，则可能愈增鄙俗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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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禾惠、静虚”八言联（图8），一如其边跋所说，“以北齐人笔势为此”。北齐之书乃隶楷体，体势宽博，笔画遒润，以方化圆，以圆驭方，分法明显。言其为隶，然却多南朝楷法之圆润，言其为楷，然又多北朝隶分之法，可谓融通南北是也。六朝之书，虽谓有南宗北宗，然南宗却袭北宗之脉，而自有其秀逸之气。曾熙自谓书学南宗，然其与李瑞清实乃融合南北、体追汉魏、笔兼方圆是也。故二人脉络相近，而又面貌稍疏，一为求方峻之势，一为求圆润之姿，兀自划然南北、分庭抗礼矣。虽言南北，然此实乃文人之笔墨游戏耳，故又不必太过当真。

譬如曾熙临《张黑女》（图9），以圆笔为之，而李瑞清写《张黑女》，则以方笔为之，二人一方一圆，实为互相商量之游戏耳！如若当真，则为其所“哄”耳！

故曾熙在其“雅度清于玉，严威肃若霜”碑楷五言联中（图10），戏作题跋曰：“晷与阿某（李瑞清）作书划分南北，近阿某犯我南疆，予亦深军入其北垒，此联大有混一南北之势，主人以为然否耶？”言其与李瑞清作书划分南北，曾主南，而李主北。南派书风以圆笔为主，尚秀润，而北派书风以方笔为主，尚劲健。而今李瑞清忽然侵犯曾熙之南疆，而曾熙又不得不犯其北境，故此联一反其一贯之圆笔北碑，而以方笔书之，并言其大有混融南北之势，可谓其得意之笔。此种游戏心态，在曾、李书学中所在多有。

清末民初碑学大兴，举凡书家，莫不于汉魏六朝中获取消息，然又以其学人情怀，故而能融书卷气于金石气之中。吴缶翁固然造化神功，领海派之冠，然终书家之书也，不免匠作之气；梁任公、曾农髯、张伯英、沈寐叟、罗复堪等，学人之书也，故而下笔则有逸气与书卷气。然五四以后之作家书法，虽有书卷之气，却又去书法之道稍远矣，与前清之遗老书家终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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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农髯小真书临作，纯是汉魏人法，其以分作真，故能得汉人分法。其后跋曰：“北魏王匽志，从《王基残碑》蜕化，以蔡之枝（支）流耳。”此碑虽是北魏小真书，然其承三国《王基碑》之笔法，《王基碑》为八分书，乃中郎（蔡邕）之别派。曾农髯作真，多采八分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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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清“河汾唐将相，宛雒汉公侯”五言联及“笔法受长史，解字贾侍中”五言联（图11、图12）可看作其参悟《流沙坠简》及草隶笔法的得意之作，意在探索隶分之草化，且颇能得其笔！惜其早逝，故其探索尚未进一步深化。此种探索，与梁任公以真楷笔法融入分隶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亦因早逝，而未能臻于化境。但即使如此，亦已成气象！故此，我将梁任公之探索称为“梁氏真书体”，将李瑞清之探索称为“李氏草隶体”。

第一件书作题跋（图11）曰：“近见流沙坠简，大悟汉人草隶法”，第二件书作（图12）题跋：“章不传久矣，近见流沙坠简，乃大悟笔法即草隶耳！游心二王以前，后之观者，得毋笑老道狂乎！”

由此两则题跋可证其得悟汉人草隶笔法后之狂喜！李瑞清以学问家的敏锐悟得书学之真谛，其字本身就充盈着十足的学问。今人学书，因不谙学问，故只能依样画葫芦，生搬硬套，而不究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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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隶书联（图13），纯以魏法书之，化方为圆。

近世多以篆入书，曾农髯亦如此。然此作以真法入隶，反其道而行之。以北魏笔法写隶分，晚近实不多见，惟其鲜见，方见其可贵，梁任公、曾农髯等均擅此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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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人《五圣传大德，三皇演炎羲》五言联（图14），以《匡喆刻经》为取法，纯北齐人笔意，又在北齐隶楷书基础上略增汉人分法，其边跋曰：“集《匡喆刻经颂》字，奇伟瑰丽，《匡喆》直胜《经石峪》，《虢季子白盘》之遗也。”此中道出其书学消息。《匡喆刻经颂》即铁山摩崖，其上多为北齐人刻经，浑穆简静，多篆籀之遗。《泰山经石峪》虽同为北齐刻经，然笔多肥美，阑入楷法，已去《铁山摩崖》之篆法已远，故字多近今体。清道人卓识，以篆籀法之《匡喆刻经》胜于楷法之《泰山经石峪》，实为精妙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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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人《奇云扶坠石，秋月冷边关》五言联（图15），虽无边跋，然从其笔法中可参其书学消息。此作以汉分为体势，融入汉简、章书、草书及篆籀笔意，可谓诸体杂糅，又参以北碑之硬朗。其体势之开张，笔意之飞动，直入汉魏之境，实与曾农髯南北抗衡者也。

（作者系艺术史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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