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李白《上阳台帖》墨迹考证
时间：2018-12-13 14:24:49 来源：古籍 作者：启功
启功 ：李白《上阳台帖》墨迹考证
伟大诗人李白的字迹，流传不多，在碑刻方面，如《天门山铭》，《象耳山留题》等，见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游泰山六诗，见于明陈鉴《碑薮》。《象耳山留题》明杨慎还曾见到拓本，现在这些石刻的拓本俱无流传，原石可能早已亡佚。清代乾隆时所搜集到的，有题安期生诗石刻和隐静寺诗，俱见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三，原石今亦不知存亡，拓本也俱罕见。但题安期生诗石刻下注“李白撰”，未著书人，是否李白自书还成问题。隐静寺诗，叶昌炽《语石》卷二说它是“以人重”，“未必真迹”。那末要从碑刻中看李白亲笔的字迹，实在很不容易了。许多明显伪托，加题“太白”的石刻不详举。
至于《宣和书谱》卷九著录的李白字迹，行书有《太华峰》、《乘兴帖》。草书有《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其中《咏酒》、《醉中》二帖，疑即“天若”、“处世”二段，其余三帖更连疑似的踪迹皆无。所以在这《上阳台帖》真迹从《石渠宝笈》流出以前，要见李白字迹的真面目，是绝对不可得的。现在我们居然亲见到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还是诗人亲笔的真迹(有人称墨迹为“肉迹”，也很恰当)，怎能不使人为之雀跃呢！
据什么说它是李白的真迹呢？首先是据宋徽宗的鉴定。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时间，以宣和末年(一一二五)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肃宗宝应元年(七六二)，仅仅三百六十多年，这和我们今天鉴定晚明人的笔迹一样，是并不困难的。这卷上的瘦金书标题、跋尾既和宋徽宗其他真迹相符，则他所鉴定的内容，自然是可信赖的。至于南宋以来的收藏者、题跋者，也多是鉴赏大家，他们的鉴定，也多是精确的。其次是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这帖和张旭的《肚痛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又名《瀛州帖》)都极相近。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同一段时间的的风格，常有其共同之点，可以互相印证。再次，这帖上有“太白”款字，而字迹笔划又的确不是钩摹的。
至于瘦金跋中牵涉到《乘兴帖》的问题，这并不能说是文不对题，因为前边标题已经明言“上阳台”了，后跋不过是借《乘兴帖》的话来描写诗人的形象，兼论他的书风罢了。《乘兴帖》的词句，恐怕是宋徽宗所特别欣赏的，所以《宣和书谱》卷九李白的小传里，在叙述诗人的种种事迹之后，还特别提出他“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字画飘逸，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这段话正与现在这《上阳台帖》后的跋语相合，可见是把《乘兴帖》中的话当作诗人的生活史料看的。并且可见纂录《宣和书谱》时是曾根据这段“御书”的。再看跋语首先说“尝作行书”云云，分明是引证另外一帖的口气，不能因跋中提到《乘兴帖》即疑它是从《乘兴帖》后移来的。
或问这卷既曾藏《石渠宝笈》中，何以《三希堂帖》、《墨妙轩帖》俱不曾摹刻呢？这只要看看帖字的磨损剥落的情形，便能了然。在近代影印技术没有发明以前，仅凭钩摹刻石，遇到纸敝墨渝的字迹，便无法表现了。
附
何汉杰：李白是哪一种书法家？
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孟棨《本事诗》载：“（玄宗）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八个字描述了李白书法的风格和体势。
目前所见，对李白书法评论较多的当数黄庭坚，他在《题李白诗草后》中说“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这则材料中，黄庭坚将李白的诗和书并论，说李白的诗“无首无尾，不主故常”，这八个字也可以用来概括李白的书法。黄庭坚另一则涉及李白书法的材料是《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一八》，其中说到“李翰林醉墨，是葛公叔忱赝作，以尝其妇翁，诸苏果不能别。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诸贤，可宝藏也。”这则材料指出李白醉墨是葛叔忱伪造。两则材料并观，可以推知，黄庭坚对所见李白“稿书”和“醉墨”做出了真伪的判别，他认定“稿书”为真迹。以黄庭坚的书法造诣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的行草书足可以跻身古之善书者的行列。经过唐太宗朝的经典化和宋太宗朝所刻淳化阁帖的强化，“二王”一系的行草成为书法至高无上的经典，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黄庭坚所说的“不减古人”其实就是可以比肩“二王”，至少是“二王”一系的书家。
笔法传承的谱系里李白是“二王”一脉的，他也曾写过“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王右军》）的诗句来赞颂王羲之的书法。但天纵的才华和文人的性情注定李白不可能总是抱定一种观点，他又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写道“兰亭雄笔安足夸”，在《草书歌行》里发出“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的呼喊，似乎要打倒唐初形成的“二王”一统天下的局面，主张书法要“贵天生”，表现自由的个性气质。这是太白的气象，我们因此也更容易理解黄庭坚对李白诗作和书法的比较了。李白的这种书法主张，还表现在其他的诗中：“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挥翰凌云烟”（《留别广陵诸公》），这是他对于行草书以及挥洒气势的激赏。
此帖在北宋末至今可谓流传有绪。在北宋前则不可考。因此，近人对于其真伪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徐邦达为代表，认为此帖笔致粗率，笔画肥厚，用笔疑似宋代散卓笔后风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为伪作。一派以启功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这帖和张旭的《肚痛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都极相近。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同一段时间的风格，常有其共同之点，可以互相印证”，他还说到此帖有宋徽宗题签、题跋，有李白题款，且不是钩摹，为真迹。这两种观点一是从用笔上看，一是从题款、题跋和风格上看，似乎后者的各种因素更有说服力。
综合来看，否定者是从笔画入手，引出对书写工具的质疑，这其中要建立必然的联系似有困难。赞成者首先是从风格、气势入手，认为李白书迹非一般人能模仿，摩崖字和此帖的笔势相类，这两条合观，就变得有说服力了。宋徽宗的题签和跋，难于否定，也是有力的证据。长期收藏此帖的张伯驹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一条线索，那就是墨色，李白生活的时代距宋葛蕴（葛叔忱）三百年左右，墨色相差三百年，在过眼万千的行家眼里应该是不难辨别的，故此帖为太白真迹可以说疑问不大。如果今天将墨色进行科学鉴定，大概能有更让人信服的结论。
我们具体来看这个帖子：纸本，纵28.5cm，横38.1cm，5行，共25字。字在2cm到7.5cm之间。最大行距5.3cm，最小行距0.7cm。第一、三行有大片水渍洇迹。行草书写四言体诗及落款：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远看此帖，很容易觉察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明显收紧，与其它三个舒朗的行间形成对比，一下子把视线引入帖子的中心位置。视线由中心发散开来，可以发现字廓大小错落，笔画开合纵逸，随之形成的单个行间内上下疏密参差，这种行间的疏密在“长物”与“老”、“上阳”与“清”之间形成两个高潮。“老”“清”“台”三个粗笔大字又构成一个审美的三角，分布于全贴的中间位置，将二三四行有机地联系起来，“壮何穷”三字一贯，笔画筋爽，线条流美，夹藏于三个大字之间，提老携幼、风乎舞雩，妙不可言。各行字内中线上下贯通，行气周流，这一个收紧、两个高潮和一个三角恰好破解有可能平庸的布局，破而不破，无心天成。
近观此帖，字字草法精熟、笔画浑厚、方圆结合、爽朗挺拔，侧锋起笔，中锋按压行笔，自然加速收笔出锋，点画形态、轻重提按全凭心意。如起手的“山”字，竖画以侧锋撇出，竖折及相连的短竖呈横的形态，笔画浓重简洁。转折处笔画多外拓，字内空间宽博，如“高”“万”“白”等字。虽然行草相间，但字字结体都趋平正，宽博与平正结合，一种豪迈的气象自然流溢纸间。确如启功先生所说，与张旭《肚痛帖》、颜真卿《刘中使帖》风格极近。因此杜本在观后跋里说“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豪雄浑壮，故不异也。”最后落款的“太白”二字，“太”下点与“白”上点并排斜下，“白”中两横化为两点并排斜上，与上两点呼应，也颇有谐趣。
此帖的词句内容，四言四句，简洁隽妙，气象阔大，读之可喜。落款中的“上阳台”有洛阳皇宫内苑之上阳宫和王屋山阳台观两说，都或可通，以后者为优。阳台观是唐朝著名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奉玄宗命所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说“（司马承祯）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阳台观居之。尝画于屋壁，又工篆隶，词采众艺，皆类于隐居焉”。李白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司马承祯，得其赞赏：“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等游王屋山阳台宫，此时司马承祯已经仙逝，李白睹画思人，因此写下了这样四句诗。前两句“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是赞叹画中王屋山气象，后两句“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则是颂扬司马承祯老辣的画技。而落款的“十八日”恰是司马承祯的祭日。种种迹象表明王屋山的解释颇有合理之处，对于我们理解作为诗人、道教徒、书家的李白大有裨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李白的书法始终与诗文联系在一起，如果要进一步理解其书风与人格，不妨在读完此帖之后，再顺着黄庭坚的思路将其书、诗合观。作为“诗仙”的李白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的大雅清真气象，也有“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的自由个性，所以他赞颂王羲之，又进而在“不师古”“贵天真”的追求中否定他。《上阳台帖》中那种宽博平正的结体、雍容沉实的笔锋是他的继承，那种不计较笔法、点画，运笔由心的气势是他人格的呈现。他在继承与开拓中创造出一种属于盛唐的气象。这一点上如果跟杜甫相比，就更明显了。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写道“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两位伟大的诗人，两种迥异的诗风，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追求。但不论是李白的潇洒宽博，还是杜甫的沉郁瘦硬，都是特立的，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传之愈久，光芒愈盛。
来源：中国艺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