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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梁启超的执着与“善变”

浅论梁启超的执着与“善变”

时间:2019-01-15 10:57:25 来源:同古堂 作者:同古堂林妹妹

浅论梁启超的执着与“善变”


辛亥革命后,满清政府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久,阔别故土十四载的梁启超也结束了多年的海外逃亡生涯,重新回到国内。对于这位心系天下的“戊戌维新志士",各方势力无不夹道欢迎,礼遇之盛可谓国士无双,如众星之拱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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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之所以能有如此殊荣,除了梁启超作为新秩序的意见领袖为人所尊重外,其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个中强烈之进取精神,让深处黑暗的国人尤为振奋,何况此际恰为民国元年,国民对新社会的期待之感尤甚。
 
此外,梁启超与各个政治派别都曾有过密切接触,这也是一大原因。
 
自“公车上书”开始,梁启超即跟随恩师康有为,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之后又因反对帝制,师徒二人分道扬镳。此后,梁启超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逐渐倾向武装革命,却又在欧美游历考察后转身为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然而,并不能因为主张的“善变”,就把梁启超当作是一位政治投机分子。事实上,其只是因势利导,选择一种民族利益至上,以及最适合当时各方政治角逐的平衡方式而已。而且,彼时为中华亘古未有之历史变革,形势风云动荡,各类“新思想”频频涌动,层出不穷,有谁不是在盲人摸象,渐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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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合作

 
 
然而,在归国后,梁启超选择了新当权的袁世凯阵营,于熊希龄总理之内阁中任司法总长,此举惹来了不少非议,几至“身败名裂”。
 
毕竟,袁世凯曾向荣禄告密,以至于慈禧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更是惨遭杀害,此后双方立场迥异,政治矛盾又不断加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梁启超也一直以倒袁反袁为政治目标。
 
不过,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对此,梁启超心怀希望依靠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以开明专制走向资产主义宪政,实现政治抱负。

所以其不在乎众人诋毁,并言:

“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渐显狼子野心,开始扫清个人集权之障碍,下令取消国会,熊希龄内阁被迫解散,梁启超也辞去司法总长一职,改任币制局总裁。
 
对于梁启超而言,其绝非单纯的谋利政客,依附于袁世凯也只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政治理念而已。此时袁世凯倒行逆施,在恢复帝制的反历史潮流中越走越远,梁启超十分失望,逐渐萌生了离去的想法。
 
这一点,在梁启超致梁启勋的数封信札中,亦可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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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出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2012年。
 
梁启勋:梁启超之弟,中国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从学于康有为。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返国,先后任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训育主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青岛大学教授等职。

关于梁启勋,如今识者不多。其于辛亥革命后,追随梁启超海外归来,协助兄长施展政治抱负,二人时常共进退。在梁启超任职司法总长时,其为中国银行监理,此后又任币制局参事,参与制定袁大头金、银、铜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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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中提及:书悉,今日此间例战之期,群客在坐,未能属笔。
 
梁启超归国后,各界访客之多,可谓应接不暇。据其与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所言: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院自赵总理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20分钟谈话为约,自余则5分钟,自余则旅见而已……

此后,盛况虽有缓减,然例战之期,自然是群客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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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又提及:但吾以为兹事殊可不汲汲,今日谁能免于赏饭吃耶。彼若有意裁则待其裁,何为不可。
 
梁启超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可待其裁缺,亦无不可。依信中所言,此时梁启超与袁世凯意见相左,决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而梁启勋亦有此意,请求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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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中提及:俟更询蹇、汤意见,乃复。
 
其中,蹇,即蹇季常,汤则是汤觉顿。梁启超告知将询问此二人意见,再做定夺。
 
蹇念益(1876一1930),号季常,遵义老城人,前清举人,留日学生,进步党的文胆和策士,曾任北洋政府的肃政使和国会议员。其父蹇洗,先以“军功”保举四川越省、马边知县,后任江北同知。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活动越演越烈。蹇念益与蔡鄂往返京、津间,与梁启超密谋反袁。护国战争结束,国事未能走上正轨。蹇念益不愿担任政府职,只图以议员身份共定国是。此后,政党分歧至深。赛念益不当议员,日以饮酒消遣。

梁启超曾作一集联,赠予好酒之蹇季常,众人观之,无不拍案叫绝。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至如归

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字觉顿,受业康门后号荷庵,与梁启超同门于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治身经世之学。
 
辛亥革命后,回国任财政部顾问和中国银行总裁,开创现代财政金融事业。袁世凯窃位背叛共和,汤遂愤然辞职,与梁启超、蔡锷、孙中山、黄兴等人同道讨袁。护国战争中,为龙济光部将枪杀遇害,得知此噩耗,梁启超悲痛欲绝。

梁启超与蹇念益、汤觉顿,交契匪浅,堪称挚友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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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第二封信札,提及:昨书悉,蹇、汤力言请裁缺之不可,实断无此办法也。

梁启超在与蹇、汤二人商议后,言及请求裁缺为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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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提及:弟呈宜勿上,若欲南游,得间辞职可耳(俟吾到京一商)
 
梁启超劝诫乃弟,不要递上裁缺呈请,辞职可以,或者等他至北京再作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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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第三封信札,再度提及:来书所言,觉顿、季常皆大不谓然,谓断无此办法。

可见,众人都不认为请裁缺是好方法,故此再次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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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梁启超提及:自请辞职则可,请裁缺则不可,人将谓借此出风头,否则亦谓借以探口气也。
 
众所周知,梁启勋为梁启超之弟,若请裁缺,外界则认为其定有所图,或为名利,或是为梁启超探问口气,趟试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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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末,梁启超言及:此等地位不能久居,诚在意中,只有听彼摆布而已。此论兄甚同意,弟前议可置之。
 
可见,梁启超对于蹇、汤二人所认为的“此等地位不能久居,诚在意中,只有听彼摆布而已”,十分认同。
 
据此三封信札,可见此时的梁启超阵营对于袁世凯统治下的专制独裁,已经显现出“彻底绝望”之迹象,故不以“裁缺”为退路,而选择直接辞职,以示划清界限。

 
2
梁启超发出讨袁檄文

随着袁世凯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大旗,梁启超认清了现状,对依附袁氏实现抱负之愿也彻底绝望,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梁启超、蹇念益、汤觉顿、蔡锷等人发动讨袁之役,同时,又运动南京的冯国璋,联络孙中山、岑春煊等各派势力,建立起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引导全国反袁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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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岑春煊合影

岑春煊(1861年-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曾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辛亥革命后,其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后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

在讨袁运动中,岑春煊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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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于肇庆合影

岑春煊与袁世凯,积怨甚久。在政治上,其并不偏向于哪一方势力,然而谁反对袁世凯,其则交好支持。
 
在袁世凯当权时,岑春煊也只得顺应形势,表面敷衍。其曾致信袁世凯,言及光绪帝崇陵工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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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致袁世凯信札一通二纸

此信当作于1912年前后。辛亥革命胜利,满清政府被推翻,光绪帝崇陵工程因无资金支持被迫停工。
 
信中岑春煊致信“大总统”袁世凯。称时崇陵已停工一年,虽有遗老名士捐款,但杯水车薪,“停工日久恐昔日已成之基渐就陊剥”,希望袁世凯政府能拨款支持崇陵修建得以早日竣工。
 
此外,岑春煊有个外孙女名于立群,女婿即是郭沫若。
 
护国运动的发动,最终导致了袁氏政权的坍塌灭亡。可惜汤觉顿在此中为国殉难,后来岑春煊亦退隐上海,不再过问政事,至于蹇念益则见国事并未有转机,终日郁郁,以酒消愁,后来服药自杀。

3
梁启超远离政坛

护国战争后,梁启超依旧活跃于政坛。直至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梁启超递上辞呈,结束了多年的政治生涯,从此转向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
 
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新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及文学成就等,都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

据悉,其每年平均写作有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以日本文学译介活动为例,即始于梁启超。而且他的文章,被誉为“新文体”,一洗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便于传诵,此举极大促进了国民的阅读深度。
 
远离政坛的梁启超并未停止爱国,在教育中,亦始终以“新吾国民”为已任,希望能通过改造旧时国民劣根性,在全民族形成新的道德风尚……

4
结语

在旧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梁启超一直在寻找振兴中华的思想与方法,从未放弃。
 
正如萧公权所言:

“梁启超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

此即“(梁启超)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笔者亦深以为然,梁启超的“善变”,除了政治策略的选择外,更多的是不断进步之缘由。其家书尘封百年,再现于世,对于全面了解梁启超的思想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意义。

如今观其墨迹,除了赏其文笔之壮美外,亦可感受百年前那些极速变化的政治风云,以及那些为民族富强而不惧艰险,努力探索的中华之子,此为后人之明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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