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辨认古籍作伪的十一种手段

本文转自“十九号见”公众号，作者系沈津先生。

版本鉴定，实在是一门学问，想古人得书不易，所以才有节衣缩食，竭力营求之举。更有穷书生，雨夕风晨，手抄各本，亦苦差事。如若不知鉴识真伪，不去检点卷数，也不辨別纸张字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购得张冠李戴之书，淆乱耳目，則又为大不值之亊，至少是心理上不平衡，因为有受骗之感觉。是以藏家必须具备目录学、版本学之知识，多有实践，去经眼不同版本，不断积累经验，当能逐步识别古籍图书被人为造假的手段。
过去我写过几篇关于版本鉴定的小文，长者万馀字，少者三二千字，都是揭露不良书估之恶行。但这种例子实在太多，枚不胜举，我也知道，要想理出一个头绪，不是简单之亊，加上工作繁重，也沒时间去细细思考，故先将笔记本中所记书估作伪的小例罗列于此，尽量避免与过去所举之例相同，或可使有兴趣此道者有所参酌。
作伪之风，自明代即有，在已印成的本子上想方设法作假，以伪造宋本，而清代佞宋之风盛极，伪宋本者更多。明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论藏书篇曰：“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黃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装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黃，俨然古人伤残旧跡。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紅，锥书本子，委屈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裝衬，绫锦套殼，入手重实，光膩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这些方法一经使用，必使初习无经验者入套。
清蒋光煦《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更是对不良书估历数罪状，大加挞伐：“光煦少孤，先人手泽半為蠹魚所蚀，顾自幼即好购藏。三吳间，贩书者皆苕人，来则持书入白太安人，请市焉。辄叹曰：昔人有言，积金未必能守，积书未必能读，若能读，即为若市。以故架上书日益积。稍长，欲得旧刻旧钞本，而苕贾射利之术，往往索时下诸刻，与易而益之金，則辗转貿易，所获倍蓰。未几，凡余家旧藏，世所恒有之书，易且尽矣。今计先后裒集者，盖得四五万卷，露钞雪购，其值已不貲。而旧刻旧钞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目，剔画以就讳，刓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刬，他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別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故必假旧家藏本，悉心讎勘，然后可安。”
以上这两条明清文人的记载，真可谓一語破的，鞭韃入里，而又言近旨远，非有真知灼见者不办。
至于伪书制成之后，书估又往往互相勾结，散布消息，以期先声夺人。某位哲人曾说过：“在市场上吆喝最凶的，是最想把劣等商品推销出去的人。”所以，市侩狡诈，诡谲百出。然而，不良书估再怎么作伪，手法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大致说来：留存旧序，撤去有刻书年代的序文；以丛书零种充作单刻本；残本充全帙；伪名人抄本；染色以充旧；伪造名人藏印；剜序、剜出版者、剜去书口上之出版年或补刻之页，妄加牌记、鱼尾，以充它种版本或充宋元版本或原刻；二书拼配为一种。详述如下：
一、留存旧序，或撤去有刻书年代的序文。
此指书估在序上做文章。凡一书之成，必有序。序有二义，一序其作者之所以作也，如其义有未尽，则作后序。二序其所以重刻之指，或岁久版坏，纸敝墨渝，缮写而重刻之，非是，则於书中抽出其论赞，並其述重刻旨意之序。
有的书被书估撤去了序，是为提前刻本的年代，以图卖个善价。徐康《前塵梦影录》卷下云：“《周府袖珍方》，正统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本，每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字，十二冊。乾隆朝士人，沿明季书帕習气，往往重价购宋元版书以充羔雁。而书估黠者，又割去明之紀元，冒为元刻，余见过两部，皆割去紀元。”
津曾見《诗经集传》八卷，上海图书馆原作「明万曆刻本」。此书无錫市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玉海楼三处都有入藏，三馆之藏本有崇祯四年魏浣初序、崇祯辛未汪应魁自序，而上图本这两篇序皆被估人截去。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尚书辑录纂注》六卷附书序一卷，元至正十四年（1354）建安翠岩精舍刻本。此本有牌记，云：「庆元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然「庆元」两字係后人手书，非原刻字样，盖係书贾伪作以充宋本。据董鼎自序署「至大戊申」，戊申即至大元年（1308），至大为元武宗年号，而庆元（1195-1200）则为宋宁宗年号，下距至大百馀年。又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之书，与此同版，但「庆元」两字原係空格。
二、以丛书零种充作单刻本。
丛书零种和单刻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书估收得丛书的零本，当然不值几个钱，而且也配不成全帙，所以别有用心者就以零本当作单刻而欺骗顾客。多年前，我看到上海图书馆藏《娄江志》，清顾士琏辑，原著录作「不分卷」，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此实为《吳中开江书》之零种（另二种為《新刘河志》正集一卷附集一卷、《治水要法》一卷），应作二卷。书口所刻「卷上」二字為书估挖去，以充全帙。盖此书佚去卷下，卷上也缺後面二页。书估将卷上析为二冊，所有卷数字样，悉被书估剜削，以泯不全之跡，然尚有馀痕可寻。
《云林石谱》三卷，宋杜绾撰。清顺治三年（1646）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刻《说郛》本。无序跋。按，此书「哈佛燕京」所藏，原作善本，今刪。此《云林石谱》在《说郛》內，同冊还有《砚史》、《砚谱》（二种）、又《端溪硯谱》、《歙州砚谱》、《歙砚記》、《辨歙石说》、《渔阳石谱》、《宣和石谱》九种。书估应是得一《说郛》残本，中有《云林石谱》，抽出後加以衬纸使之变厚，而成每卷一冊。津细察衬纸，皆为残书之页，中有明天啟二年（1622）刘懋勛刻本《刪定武库益智录》（二十卷本，明何东序辑，国內仅贵州省图书馆藏一部）、明万曆刻本《元曲选》、清嘉庆刻本《介休县志》及不知某书之排印本残页。由此可以知道，这必为小书估所为，大书估不为也，大书估要做做大的，这种费力少利之亊懒得考虑。且当时店中残本甚多，售与纸厂为还魂纸，论斤秤也不合算，于是将残本拆开，充作衬纸，一本为三冊，或可多得几钱。
《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沈德潜撰。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冊。全集內容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黃山遊草》一卷、《台山遊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此书种数较多，全帙不易，估人有得部分者，往往作单刻售卖，如《归愚诗钞》二十卷，也有扉页，刊「归愚诗钞」四字，此以单刻售卖，即以零充全。也有得其数种者，拼湊在一起，另起个名目，以矇骗藏家，如《归愚六种》，六种者為《归田集》、《说诗晬语》、《浙江通省志图说》、《黃山遊草》、《台山遊草》、《南巡诗》。估人将其中一种之扉页割去中间部分，填纸又书「归愚六种」，并在左侧写有六种之书名，右侧保留「长洲沈确士著」及右下所刻沈德潜三印。一般人若不细看，只当是沈德潜的另一著作，很难窺知估人做的功夫，如细加审谛，可见「归愚六种」四字墨色甚深，六种书名小字墨色虽与印记颜色相似，但还是有差別。如放在灯光下照看，可看到挖补痕跡。此为将残本改換名目，即将残书做手腳后充全售卖。
此类丛书零种较易查证，一般來说，零种书多无序跋，盖丛书之辑者在丛书的第一种第一冊的序（或最后一冊的跋）中有敘述。当然，要说明的一点是，不仅是书估们有意为之，另种情況是图书馆的專业人士鉴于水平的原因，也会将丛书零种看成单刻本，进而误导学者或研究者。如《日藏汉籍善本书志》（严绍盪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頁第一款即是丛书零種，此《书志》内将丛书零种当成单刻本者有百例之多，全部错误。
三、残本充全帙。
书估若收得残本，每每挖改目录，移缀卷次，以冒充全帙。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乃书估作伪常用伎俩，只不过是有的精工细作，不易看出；有的手法笨拙，显而易見罢了。一般人很易被矇骗，所以一书在手，多翻几页还是需要的。究其原因，多是由于兵燹或非常突变时期，古籍图书作为私人藏品往往受到损失。就以1930年秋天，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为例，大盜尽劫阁中藏书以去，於是宋元槧刻、旧鈔名校之本，多流落津沽、燕市之間。可想而知的是，其時摧烧攘夺，往往一书而分割於数人，一函而散裂於各地，或某君得其上，另人私其下，或首帙存而卷尾燬，零乱错杂，而不可究诘。至于乐昌镜圆，丰城剑合，則是难于上青天了。下面略举数例：
《圣政记》十二卷，明蓝格抄本，四冊，存一至二、四、七。此书編目者原作四卷，蓋未注意书估将卷四之「四」字改挖成「三」字，卷七之「七」字挖改成「四」字。以残本充全。
《古今律曆考》七十二卷，明万曆二十八年（1600）延安府徐安刻本。存卷一至三十二，目录頁被挖去卷三十二以后的部分。此书作得很用心，一般人很难看出做假。
《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五卷，宋刻本。袁寒云跋。存卷一、四、五卷。此本确为宋刻精椠。据《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藏目》，应为五卷，但贾者弄狡，将此三卷剷去标目下的卷数诸字，易以浓墨仿宋上、中、下三字，且钤上毛晋、安岐、毕泷、梁清标等人的鉴赏印，冀以全书眩人。袁寒云跋中云：「不知残本亦自可贵，损其面目，反增遗憾耳。」
《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1525）汪谅刻本。第一頁「莆田柯維熊校正」一行被割去，並被人钤上「語古」、「耆德」、「华阳仙史」三方闲章，初看不易觅見破绽，但在灯光下一照，則原形毕露矣。
《大易疏解》十卷，明崇祯刻本。存卷一至九。目录页卷九后为估人割去。
《农书》三十六卷，元王祯撰，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刻本。存四冊，存农器图谱之部分，凡涉及卷数处，皆被剜改。
《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上海图书館有四部，以翁同龢批校並题跋之本为最好（除钮树玉、顾广圻、惠士奇校本外）。又有二部为据世德堂本重刻，但剜去「世德堂刊」四字。又有一部残存十卷，书贾割去後半目录，以充全本，且修补得甚好，可作样本。
《杨子卮言》六卷，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刘大昌刻本。存一冊。卷次不详，书口所刻之字尽剜去。此本行款皆同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刘大昌刻本。
《万氏家传保命歌括》三十五卷，明万曆二十五年（1597）怡庆堂余秀峰刻本。但此书仅存卷一至四，书估将目录页卷四后全数割去，每卷边上之字也均挖去。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帙。
又如《世经堂集》十六卷，残去末冊，为充全帙，书估将目录页卷十五之后之字样全部剜去。
《林屋集》二十卷，明蔡羽撰，明嘉靖八年（1529）刻本，存四冊。按，《林屋集》为诗十卷、文十卷，后又附《南馆集》十三卷，为诗五卷文八卷，在《南馆集》末有「嘉靖癸卯孟夏刊」一行，后有嘉靖二十八年门人陈弘策跋。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七引述陈跋云，《林屋集》为门人所刻行，《南馆集》则羽歿后，为郡守南岷王公所刊，板藏郡斋。此本仅存诗十卷，为卷一至十。目录頁第九頁后半为估人抽去，並重抄卷十目录后半，以充全本。
《新镌旁批详注总断广名将谱》二十卷，明末刻本，存四冊。存十卷，为一至十。此本目录页后半皆為坊贾撕去，盖欲以残充全也。书贾夠狠，索性撕去而不要装扮，真是兇相毕露。
「哈佛燕京」藏沈德潜的《竹啸轩诗钞》，清乾隆刻本，写刻甚精。目录页卷十后有「古今体詩三十六首」。乍看之下，也不觉得卷数有什么问题，所以，编目人员据目录页作「十卷」。但细阅此书，卷十之诗为二十一首，非三十六首。那是什么原因呢？查《中國古籍善本书目》，此书十八卷，当为全帙。那「燕京」十卷本，应为书估以残充全，在第一册目录页中抽去一页（即卷十至卷十七的内容），而碰巧卷十八的目录是另纸的开头，所以书估不必割裂或添补。
我还想举一个很妙的现实例子。前几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四家文钞》，线装本，卖得很贵，一般学者根本买不起。但此书是一部残本，前言为社长、总编辑以及县文化馆馆长三人具名所写，大贊此书之学术价值。而從扉页上看，就可知道这並非是原刻，而是一张抄配的页子。而「三十四家」实为残书，全帙应为《七十二家集》（详见拙著《书城风弦录》）。
四、伪名人抄本。
对于书来说，伪造著名学者、收藏家的抄本或题跋，也时有可見。名人名头大，所以不良之徒，往往打著「名家」的旗号招搖撞骗，演出一出出大小戏目。伪名家字画，自古以來就有，《在园杂志》卷一有「骨董」二则，其一说的是：看字画，經纪不如士夫；看铜玉器，士夫不如经纪。一日，某经纪持字画数轴求售，内一轴为米元章书，经纪极赞其真，旁观者亦予以称道。但士夫却在旁笑而不语。众人哗曰：「无论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笔也。」士夫说：各位有所不知，此軸所书之诗，为清朝初年申涵光所作，乃是铜雀怀古之作。诗云：「漳南落木绕寒云，野雉昏鸦魏武墳。不信繁华成白草，可憐歌舞嘱红裙。西园乱石来三国，古瓦遗书认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谁说汉将军。」随即检申氏诗集來看，果然如士夫所说。
以上例子说明士夫博学多才，有心人以今人之诗作书伪作宋代名人书法，经纪及不懂鉴定者即看走眼，误判。如果说书估于一书割裂移易，以充羔雁，犹原有所本的话，那一味向壁虚造，置时代人物而不顾，更可见少数人利慾熏心，欺世罔俗，无所不用其极了。如上海图书馆藏《樅密集》三卷，为清陈鼎（梅根）撰，抄本，三冊。有嘉庆十八年王昶跋。王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但嘉庆十一年即逝去，怎么七年后又起死回生了呢？所謂的王字笔法轻飄，软弱，水平低下，绝为后人所伪。
另又見《梦观集》，一冊，清抄本，书中有「义门手抄」四字，此为书估欲以何焯手抄本而售善价者。
《说苑》二十卷，明抄本，此本有「嘉靖四年己巳季冬月贵州提学副使馀姚王守仁书」二行。按，嘉靖朝無己巳，而嘉靖四年为乙酉，但己巳卻是正德四年。明官制有提督学道，无提学副使。王阳明於嘉靖初年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其后数年，辞官居越，久已不在贵州。妄人作伪，殊可憎也。
北京某大学图书馆原作明抄本的《嘲颐》，一冊，清黃丕烈校並跋，纸是新皮纸一类，黃字是比黃丕烈还黃丕烈。翁方纲《复初斋诗草手札》，大约二十馀札，俱伪。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识》里有《汗简》七卷，作「传写本」。后有冯己苍（舒）跋，陆心源定为冯氏手写本。傅氏云：此书笔蹟庸俗，乃近数十年中钞胥所传录者，断非冯氏手蹟，其钱遵王藏印亦伪，陆氏殆为賈人所紿耳。憶己未秋余游淮南，闻书估陈蕴山言，昔年在常熟购得冯己苍手写《汗简》，为崇祯末避兵乡中所书，有手跋数行。然则真本固在虞山，存斋所得为膺鼎无疑矣。
伪字多呆板做作，往往在字与字之间牽丝处出现破绽，这是要注意的。
五、染色例。
将明、清、民国刻本染成旧色，以充作宋本或旧本，此為书估之惯伎。1949年以前，苏州书肆中有些人都是作伪里手，其以红茶水染灰黃之色，这种染过的纸色深浅不匀，纸色灰暗，不能呈现自然之旧色。一般来说，染料溶解后要用细篩網过滤，染色水要及時使用，保存时间不可超过24小时，且水质对染色也有影响。如染色不勻，其原因当为染料溶解不透或染料调配不当，致使纸上的染料颗粒聚集一起，形成色斑。同时，将纸放入调好染色的水中时，不易掌握取出的时间，瞬间颜色变深，会很难看。所以，经过染色之书，极易识别。但亦有染得较好者，如雷峰塔藏经。
津早年在上海图书馆普通线装书库中見有《四书集註》，清末寿州孙氏據宋本重刻，共有二部，但一部染色，以充宋本，另一部则呈原色，两者放在一起，真伪立判。又如《节孝先生语录》一卷，原著录为清初刻本，纸张染色，疑为清末刻本。甘肃某馆有《宋相臣传》，题「宋刻宋相臣传」，存四冊，纸染色，实明刻本也。
「哈佛燕京」藏书中也有数部染色充旧之書，如《尔雅注疏》十一卷，明刻递修本；《图像本草蒙筌》十二卷首一卷《总论》一卷，明崇祯元年（1628）金陵周如泉万卷楼刻本；《新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三十五卷，明刻本（且有刘墉「石庵」伪印）皆是。津又见「哈佛燕京」藏题宋刻元明递修本之《新刻名臣琬琰之集》，纸张即为染色，不匀之处，一眼即可知晓。
六、假印例。
版本鉴定，印章是辅助因素之一，前些时，津曾写过一篇专讲藏书印鉴定的小文，举了数十例，现再作补充。1978年5月，津陪侍顾师廷龙先生在杭州某图书馆看书，見一明崇祯刻本《易经纂註》，八冊，有劳权钤印数方，如「劳权之印」、「丹铅精舍」。原著录作「清劳权校」。但细审之下，均为伪作。
书估制作假印，真是什么名人都敢做，我曾见过有好几种书上，都有元赵孟頫印，或钱谦益印。赵、钱二人都是大名家，所以也是不良书估的造假对象。八十年代时，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看明天顺四年（1460）贺沈、胡缉刻本，书上钤有「赵子昂印」、「赵氏子昂」、「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之於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宁捨旃」、「钱印谦益」、「牧斋」等印，篆工拙劣，印色暗红一律，差勁之极。又赵氏所钤印中，绝不可能自称「赵文敏公」，所以，书估的文化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浅薄，也可见一斑。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目录二卷，唐白居易、宋孔传辑，明刻本。鈐印有「松雪斋图书印」、「赵氏子昂」，伪印也。按，今存之《白孔六帖》，有三种宋刻本，均为残本，為《新雕白氏六帖亊类添註出经》、《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元代无刻本，明代仅有一刻，即此明刻本。估人鈐以赵氏伪印，可矇人以为赵氏所藏宋本。
津嘗见《周宪王乐府》三种，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作「明宣德刻本」，误。此实為石印本，乃民国间罗振常蟫隐庐仿古影印，此书钤「石经阁」印（冯登府）处原有小印一方，为后人挖去，钤冯氏印记于上，做得极工，纸染淡，配以粉笺封面。
《通志》二百卷，宋郑樵撰，元大德三山郡庠刻元明递修本。此书有王士祯印，伪。
《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徐积撰，明刻本。此本有「子晋」、「汲古主人」两印，皆伪。原著录为元大德十年修刻本。此本目录末之次页后，有割裂，补以它紙，割裂处应为牌记或记载此本刊刻之年之依据。
此外，津历年所见如明正德刻本《南行稿》一卷《北上录》一卷，以及明崇祯十三年秦氏求古斋刻本《九经》五十卷上所钤的劳权印；清抄本《内阁藏书目录》八卷上的毛晋印；清陈贻穀撰稿本《左传嘉集》四卷上的陈鱣印；宋刻元明遞修本《古史》六十卷中的天禄琳瑯诸印等，都是书估伪作。伪印钤在善本书上，不啻有佛头着糞之感。
早时，读一知先生「古书作伪种种」，有「南北市肆作伪之本领通天者，当首推吳下之文学山房。估人颇知版本，熟读目录及藏书家故实，常以残书改头換面而为完帙，受愚者不少。余箧中亦有两种。……此肆尚有吳中著名藏书家伪印不少，往往得旧本钤印其上。常見者为袁寿阶五砚楼印，然印甚劣而印泥亦不佳，一見即可見其伪，不足道矣。」
当然，也有另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即书好跋真，但藏印却伪。究其原因，是由于书估或个别藏家处有前代著名藏书家的各种伪印，却又生怕别人不知道某书之珍贵，于是在所得的珍本上遍鈐名家伪印。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道光间的藏书家张蓉镜就做过此亊，如明万曆间姚宗仪纂修的《常熟私志》二十八卷，稿本，存卷一至五，书上钤有项元汴、毛晋的伪印。又如明初刻本《寿亲养老新书》四卷，有黄丕烈跋，但书中的黄氏印却是伪印。再如「哈佛燕京」藏旧抄本《广成集》十二卷，书中有佚名录清黄丕烈跋，黄跋后钤有「荛夫」小印，又有「汲古阁收藏」，皆伪印也。此书另有张氏「曾藏张蓉镜家」、「小琅環福地秘籍」等印。三种书上的伪印，皆为张蓉镜所钤。
七、剜序。
书估的作假手段无奇不有，剜去原书上的序年也是一种。如《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宋尹焞撰，明嘉靖九年（1530）洪珠刻本。蔡宗兗序末署年被剜去，意图充宋本。蔡序应作於嘉靖九年。又书末洪珠刻书序，也被抽去。洪珠，字玉方，福建莆田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此本又有「季振宜藏书」、「沧苇」印，不真。
《诗外传》十卷，明嘉靖沈辨之野竹斋刻本，此本有翻刻本，凡有刻工王良智者则为原刻本，有刻工郑宇者则为翻刻本。曾见重庆市图书馆的一部，也被书估玩弄小技，将书中「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未钱唯善序」中之「至正」两字剜去，改印「淳熙」年号，又将序后下半页原有「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牌記及首页版心下「王良智刻」四字挖去，以充宋本。
《亊类賦》三十卷，宋吳淑撰並註，明嘉靖十三年（1534）白玶刻本。此本仅卷三十末刻「宋绍兴丙寅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嶽庙边惇德、左儒林郎绍兴府观察推官主管文字陈绶、右从政郎充浙东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亊李端民校勘」三行。按，此书有宋绍兴十六年（1146）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此书「有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二月朔嵩渚李濂序，称开封太守南宮石岩白公刻诸郡斋云云。前绍兴丙寅仲夏廿三日右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嶽庙边惇德序，次吳淑进书状、卷末銜名三行。有嘉靖甲午祥符县儒学署教谕亊麻城陈同后序，称绍兴中郑提举镂梓於东浙，而中州四方传布未广。甲午岁，余领教在汴，太守石岩白公命校阅，將捐俸锓行，且录本间或脫略，请於大宗师颐庵吳公，得其善本质定，然后脫简完辑云云」。此本序及后序俱佚去，书估所为，有意充宋本。
八、妄加牌記、魚尾。
津曾在浙江某地看到一部《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半页十二行二十六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魚尾，有耳题。原著录作「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刻本」，依据是卷十八末有「至元戊子刊行」一行。经与上海图书馆藏本相核，当为一版，乃明刻本，非元槧也。所谓依据，是估人摹描妄加，意在明本上描以「至元戊子刊行」牌记，以充元本，或得善价。
我見到的一個最花费工夫的、且最肆无忌惮的拙技，是将一部书的书口上妄加魚尾、黑口，以充另一版本。那是《荀子》二十卷，明刻本，存卷一至十二，十行二十字，白口，无魚尾。但是，书估用小木块雕成魚尾状，又用另一长方形量好尺寸的木块在书口上分別在白口处盖上魚尾和黑口。此外，一不作二不休，竟然还伪造了清代重要藏书家黃丕烈的跋写在书末，並钤上伪造的黃印。这种为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九、剜去出版者，以充它种版本。
《汉隶字源》五卷《碑目》一卷《附字》一卷，明常熟毛氏汲古阁刻本，此书有汲古阁、钱曾、何焯藏印，均伪。版心下「汲古阁」三字俱剜去。
十、剜去书口上之出版年或补刻之页，以充宋元版本或原刻。
清代书肆中，时有宋元本现身，但亦有真赝之别。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七跋宋刻本《碧雪集》中说的一段话，就非常有趣，他说：「道光癸未岁三月，余挈儿辈就试玉峰。因遍覌骨董铺，中見有标题宋板者无不取阅。闻有郝李二公祠，中为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处，遂过之。举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视如珍宝，即近日复刻本亦重价居奇，无他，欲以贋乱真，欺人不识也。」癸末，是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近700年，与我们今日見到的明初刻本时间上差不多。可見当时古董铺中所售之书，题宋版者，多为不真之物，所云「近日覆刻本」，当是嘉庆、道光間的仿宋刻本。所以书估作假唬人的把戏，只能骗骗一般的读书人或新的没有实践经驗的「藏书家」，而碰到像黄丕烈这样的「老眼」，就不行了，也是因为假货太多，使黄丕烈大失所望，「故各市皆懶再过之」。
上海的孙实君在他写的书估作伪的文章中，举例有宋刻明修补印本《王临川集》，說旧社会中书贾为谋求高额利润，将原来补刻的书页尽行撕毁，另以染色的抄页代替，冒充宋刻宋印，並伪造名家藏印，以抬高书价。孙先生见到的一部，每冊都钤有毛晋汲古阁伪印。他还见到元兴文署刻本《资治通鑑》、元刻本《玉海》、《通志》，都有将明代补版的书页撕去另行补抄的情况。
这种手法，津六十年代在上海图书馆时也曾见过几部，所有卷數，悉被書估剜削，以泯不全之跡，一部是宋刻元明遞修本《南齐书》，此书五十九卷，书口上也为书估作了手腳。由于是官刻的遞修，所以在书口刻有何时补刻的字样，如「嘉靖八年补刻」、「嘉靖十年补刻」等。但是，这些补刻的字样全数被挖。粗心的顾客或藏家一時疏忽，沒有見到遞修的字样，就会误认此本为宋刻原本，当然，这部书的做工虽然很细，谨慎审看还是能发现破綻的。另一部是元大德十年（1306）信州路儒学刻明嘉靖递修本《南史》八十卷，也是用的同样手法。
《汉书》一百卷，版本项原作「元刻明修本」，实为「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刻本」。书中有估人作伪，将书中书口之下书口剜去，重新換上薄紙並塗上黑色。笔者当时有疑惑，为什么要塗上黑色，变成黑口。后來，在日光灯下一照即露出破绽，但为何这么做呢？幸好上图还有一部，於是调出來，二本放在一起，真相方才大白。原來下书口上原有「正统八年刻」字样，估人剜去並作手腳，目的是想做成上下黑口，以期作为元刻本去卖。无独有偶，上图另有一《后汉书》九十卷，原作「元刻明修补印本」，书口下镌「正统八年」、「正统十年」字样，版式和《汉书》相同，知同时所刻，故版本项改作「明正统八年至十年刻本」。
《六艺流別》二十卷，此书原作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本，今改作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黄逵卿刻本。「玄」字避帝讳。中国科学院图书館也有入藏，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嘉靖辛卯黄佐序后割裂一行，再用它紙补之。疑即「黄逵卿」之依据。《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用的底本是翻刻本，但作嘉靖本，为中山大学館藏本，鉴定错误。序后有「康熙丁卯秋七月玄孙逵卿云孙銘重梓」。
《花间集》十卷，明正德十六年（1521）陆元大刻本。正德间陸元大据宋绍兴十八年（1148）建康郡斋本重刻，迂宋讳缺笔，卷后有晁谦之跋，与宋本同。跋后有「正德辛巳吳郡陆元大宋本重刊」一行。此行他印本多剜去，或原版有之而后人割去以充宋本。《天祿琳琅书目后编》宋版《花间集》，即此本。
十一、拼配例。
部分佛经也要注意，有经文和扉画不是一刻的情况，我自己遇到过一种《开宝藏》中的《秘藏铨》（见拙著《中国珍稀古籍版本书录》）。這里说的是第二种，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大集譬喻王经》，原版本项作「宋刻本」。有人考证：此经实是由二个本子所配，一《普宁藏》，一《碛砂藏》，计二冊，原为内廷之锺粹宮故物，曾著录於《秘殿珠林续编》。经摺装，每冊卷端有扉画三頁及盘龙牌记一頁，以上四页共一板。牌记为一金刚座，其顶及两柱分刻三盘龙及云纹，中题楷书「皇帝万岁万万岁」七字。扉画为说法图，题「教主释迦牟尼佛说经处」。此经之经文属于《普宁藏》，扉画则是《碛砂藏》。
就像古代字画一样，善本图书自从它有经济价值那天起，就有人做假，用尽方法來掩人耳目，招搖撞骗。嘗阅《丹铅录》，谓苏杭坊刻作伪射利始於嘉靖之季，如取王涯之诗以益右丞，割张籍之卷以入他集之类。盖是时伪学已行，故人心之伪端亦启。苏州书肆中善作伪书者有好几家，手段五花八门，或挖补，或抽跋加目，或伪造藏印等。书估作假，开始也是钻研、实践、临摹，久之而专精，从而造就作假高手。赚钱乃天经地义之亊，理所当然。谚云：「利之所在，眾必趨之」。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利之所取，亦应有道，即应通过正常手段取得，如若尽想歪门邪道，昧己瞞心，迷人眼目，那信誉必遭人逅病。
版本之鉴定，实在是不易之亊，前人於此，虽名气大的版本专家，也不免阴错阳差，也有看走眼或犯错的时候，真是贤者不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孙庆增的《藏书纪要》，详述购书之法与藏书之宜，语重心长，其中鉴別一节所用篇幅最多，也是作者之心力所在。有云：「夫藏书而不知鉴別，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徒为有识者所笑，甚无谓也。如某书係何朝何地著作，刻於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为宋元刻本，刻於南北朝何时何地，如何为宋元精旧抄本，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凡收藏者，须看其板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
某《收藏》杂志上，曾介绍过一位「古籍版本学家」，並将此位专家鉴定过的几部明版善本配图印了出來。然而仔细一看，所举的几部「明版善本」都有问题。如图的第一种，应是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宋刻本。所谓的「宋淳熙本重雕鄱阳胡氏藏版」，是指江南布政使胡克家请太仓胡兆荪据宋淳熙本《文选》校订重刻。这就是著名的胡克家本《文选》，胡本流传甚多，是极普通的版本，《中國古籍善本书目》所著录的胡克家本《文选》，一定要有名人批校方才收录。另一种《增补古今医鉴》，当是清代坊刻本，看上去也到不了清初。所以说，把普通线装书当作明代版本來鉴定，也可知所谓「版本学家」的鉴定水平名不符实。
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二个例子來说明此点。一是说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叶的《郋园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來书归周氏，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纪亊》，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笔避讳，统与其它宋版书相同。实則原书系明嘉靖乙巳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盐铁论》的明代刻本，传世有十一种之多，其中名声最大，也属最重要者，当推明弘治十四年涂桢刻本。而叶德辉旧藏明正嘉间刻本《盐铁论》，将之误作明弘治十四年涂桢刻本，更是受到傅增湘的批评，傅氏云：「涂本字体秀劲，正嘉本則方整而神气板滞，全无笔意，已开后來坊工橫轻直重之体，为古今刻书雅俗变易之大关键。凡鉴书者，但观其刀法，审其风气，即可断定其时代先后，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叶氏乃以秀劲者為嘉靖本，反以板滞者為弘治本。強词以伸己说則可，若取两本並几而观之，当憬然於其故矣。」「叶氏阅肆未久，闻见颇隘，其持论倒置，宜哉！」
大凡专家权威只是相对比一般的人要精、专一些，但不可能是万能的。因为人的見识及学习时间毕竟有限。当然也有所谓「专家」、「权威」，或许因为在图书馆的文献部门或特藏部门工作，有一点基础知识，或者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見当比社会上一般爱好者为多，但是有一些人却不往心里去，也不去作更深一些的研究，因此這类「专家」見识也就不深，在鉴定版本時，有时误断率就很高。至於心术不正或凭个人关系妄下鉴定结论，那就是另一回亊了。所以专家权威之论，也应有真凭实据为证，应说出个所以然來，不应妄下结论。对於一般的学者或藏书爱好者，自己要多查工具书、参考书，要做到不轻信前人的著录、要慎思独行，才有收获。
在各种版本中，有一些极易被误判，如明崇祯六年寒山赵氏刻本《玉臺新咏》，《竹汀日记》言：宋刊《玉臺新咏》小字本，刻甚工，每页三十行行三十字。按此刻实崇祯六年寒山趙氏翻宋麻沙本，赵氏本有跋，书估撕去充宋刻。陶斋督两江時，以龙元百枚购一初印本，亦误以赵本为宋刻。宋本行款参差不一，赵氏刻时已整齐一番，且多改易字。《荷香馆琐言》卷下云：王士祯《香祖笔记》谓在京师曾見宋本《玉臺新咏》，今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此语恐未可信。《香祖笔记》成于渔洋晚年，解组后殆追忆模糊，故見赵刻遂谓逼真也。
宋沈括的《梦溪笔谈》的版本很多，最早者为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次为明弘治八年（1495）徐瑤刻本。明代还有明刻本、万曆三十年（1602）沈儆吤（口改火旁）刻本、万曆商濬刻《稗海》本、崇祯四年（1631）马元调刻本。这些本子中，明刻本（十二行十八字，黑口），很容易被看错。过去《天禄琳瑯书目》续卷五著录的宋本即为明刻本，书中钤有乾隆帝三玺，封面为醬红色，黄绫书籖，黄丝线，黄绫包角，可见当时就将此书看得很贵重。实际上，此明刻本流传不算很少，国內今存8部。
有些书，书估因其稀见，就会千方百计去做假，以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赵怀玉亦有生斋刻本《斜川集》六卷，宋苏过撰（又有《订误》一卷，清吴长元撰。附录二卷）为例。清人吴长元跋此书云：「宋苏叔党先生《斜川集》，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者凡十卷，《宋史》本传称二十卷，久佚其传，无从考定，以世艳称之。鸡林黠贾，时以贗本钩致厚价。」     
又如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由于装潢仿原本制作，几可乱真，又有人将内页染旧，以充原本。「哈佛燕京」有傅氏影印本。
还有一种情況，在某些附图的书中较易发生，即一部全书如《三国演义》、《陏炀帝艳史》、《金瓶梅》等，书前往往冠以图像，佈局构思都很讲究，镌刻亦精。于是，有的书估就设法把书前的图画和正文分开，以图作单刻售卖，以冀善价。我在「哈佛燕京」见到的明刻本，如《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明崇祯人瑞堂刻本，存一冊，为图四十幅。又如《元曲选》图一卷，明万曆刻本，三冊，存图一百六十八幅。清代的如《八旬万寿盛典》图说一卷，清乾隆刻本，皆是此种。
版本鉴定，不仅是师傅在口头上的传授，而且更重要的是靠实践，这往往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大凡抄本必须细看，尤其是书中有无涂改之外，有无作者的钤印。比如上海图书馆藏《他山集》三十六卷，作者为清盛孔卓撰，原著录作「清抄本」，后來发現书中有墨笔涂改，且有作者名印，可证為作者稿本。又如《洞书》二卷，清张鑑撰，原作清抄本，也有墨笔涂改，且有作者名印，也可证为作者稿本。
有些專著要读，以增強「免疫力」。如《书林清话》卷十「天祿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一章「鉴定法总论」，第九节「辨伪」，乃移录《书林清话》者，就天祿琳琅所辨出者，已有十馀种之多。
突然想到的例子是：某富翁得宋刻《元秘史》。某富翁好骨董，其实以耳為目者也。一日，有持宋槧书求购者，谓确为清黃丕烈百宋一廛所藏精品，並指封面曰：此宋五彩蜀锦也。又指标簽曰：此澄心堂画粉冷金笺也。再指簽下衬紙曰：此宣州旧玉版也。富翁大喜，以三百金得之。翌日，持以示人，相与称羨不置。忽一人从旁大笑曰：封面标簽衬纸皆宋物矣，何以书为《元秘史》耶？岂宋时已预刻之耶？富翁大慚。七十年代末，我很想去无锡市图书馆观书，但一直沒有机会，倒不是锡馆有多少宋元旧槧，名抄秘帙，而是该馆保存有无锡荣家的一些旧藏。荣氏是巨贾，买些善本旧籍，也可充风雅。于是有不良书估送去大批古籍，趁机浑水摸魚，偷天換日，魚目混珠，冒名顶替，鼓舌欺骗之，以假充真，真是一个假书的标本库，我想若要培养版本鉴定的人才，倒是可以将之做為训练场所的。
书估作伪的方法，似乎多是藏书家或藏书愛好者去加以揭示的，而书估自己很少去反思。我所見到的有杨寿祺写过「略谈书贾作伪」，「就个人所见所闻揭露」七条，计1200字。又如孙实君有「也談书贾作伪」，则1000字（两文俱载《书的记忆》，俞子林主编，200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他们都是民国年间上海业界的大佬，经手的古籍图书甚多，又有眼力，各方的关係亦融洽，知道的亊情也多，能写出这几例已属不易，因为只有他们的「说法」，才能广人耳目，他们回忆中的一些例子，也确能使人深思。至于其它书林之人，或许太过忌讳，或是不堪回首，不方便说，即使说及，也只是蜻蜓触水，一觸即止，很少人願意将不足为他人道的事情和盘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