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考古学与中国古代文明（下）
时间：2019-02-27 10:17:15 来源：考古汇 作者：李学勤
李学勤：考古学与中国古代文明（下）
二里头遗址的时代是夏代的中晚期，我们还是要往前找，特别是，大家知道夏代的第一个王是夏禹（大禹治水的禹），那么禹的都城在什么地方呢？
上世纪70年代，河南省的一些考古学家，带头的是安金槐先生，就根据古书记载“禹都阳城”进行调查。阳城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河南登封，大家都知道的少林寺就在登封。他们在登封这个地方进行发掘，一开始发现的是战国时代的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陶器，证明它就是阳城。陶器的底上盖着一个玺印，有四个字：“阳城仓器”。“阳城”是地名，“仓器”是仓库里面的东西。可见在战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是叫阳城。阳城在这儿，那夏禹都城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安金槐先生带着考古队发掘出这个遗址后，周围的老百姓就说，你在这里找不对，要到王城岗去找。到王城岗就挖到了比二里头还早的遗址。遗址有一个小城，时代上已经是非常早了，可以到夏代的早期，甚至要更早，可是这个城太小，它每边长100米，就相当于足球场的400米跑道。90年代后期，在王城岗作了新的工作，在小城外头发现了一个大城，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王城岗遗址的发现，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夏朝的首都，但提供了很多线索。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近年考古学上的一大发现。陶寺遗址的特点是什么呢？刚才说禹都在阳城，禹以前就是尧舜，尧都在什么地方？传说是平阳。平阳在什么地方，平阳就在临汾，靠近襄汾这一带，而陶寺是在襄汾。襄汾陶寺这个遗址，可以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址，它中间有一个小城，是早期的，然后在外头有一个大城。整个大城是不规则的，它是沿着周围的小山丘来建设的。整个大城遗址，南北最长达到2150米，东西的长度是1650米，整个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以上。因为它不规则，所以不能够计算得太准确。规模非常大，可不止是5000人口的面积。这个古城的时代根据碳14测定，是公元前2500年到2200年。这个城的内外有1300多座墓葬，跟小城的时代是一致的。这些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别，阶层关系非常清楚，里面有很多的礼器、乐器等等。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文字。有一个背壶，陶质的。什么叫背壶？就是一面是圆的，另一面是扁的，像军队的水壶的样子，上面有一个用毛笔写的“文”字，在反面也有字。这些字一定是用毛笔写的，毛笔的笔锋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陶寺遗址的时代，也就是古书里相当于尧舜的时代，已经有了文字，这是确切的证明。
还有其他的发现。如墓葬里出土有陶盘，盘里面有一条盘龙，龙头还吐出舌头。这种盘里面有盘龙的图案，一直到商代的青铜器、周代的青铜器都是常见。这个龙比二里头的龙更原始，它没有脚。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个齿轮状的东西，非常奇怪，它有29齿。古代的历法，一直到今天的农历，每月有29天到30天。29这个数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很难画一个29齿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青铜，不过是砷青铜，一种原始的青铜。我，还有一些考古学者，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实在是想象不到，当时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做得多么规整、多么讲究。
在小城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天文台的特殊建筑基址，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这是唯一的解释。它是一个扇面型的建筑，当然今天地上的建筑不存在了，可基部还存在，上面有很多直立的缝。这个建筑物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用夯土做成这么一个有缝的墙，它又不能挡风遮雨，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所以就把它复原起来看。复原起来突然就发现，在冬至的那一天，正好从一条缝里看见太阳升起。然后隔一段时间，到另一节气的时候也看见太阳在另一个缝里面升起。当然已经有些破坏了，不能每一个缝都证明，可是基本上，它是可以和节气相对应的。这会不会是一个有关天文历象的建筑？大家知道类似的建筑在外国也有发现过。但是要确定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用来观测的基点，结果真的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圆的白石片，有一个标志在那儿，这真是奇妙得很。
我们从殷墟的商代晚期到郑州的商代前期，然后二里头的夏代中晚期、王城岗的夏代前期，一直追溯到相当于尧舜的时代，这些和我们的文献都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我们对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比过去的认识多得多了。
（二）拓展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地域
建国以后，各地的考古队伍逐渐成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考古工作普遍开花，大家认识到中国的古代文明，不是只有中原的，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各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都有所贡献，而且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不总是在中原地区。这个观点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不但在考古学上，在历史学上、在其他的一些学科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以来，大家非常注意在中原以外地区的考古。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良渚城址的发现。良渚城址在什么地方？良渚城址在杭州，过去是余杭，现在余杭属于杭州市。这一带地方从清代以来，一直就有很重要的文物出现，特别是玉器。良渚反山出土的大玉琮（玉琮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传说是祭地神的），这个玉琮非常大，而且花纹特别精细，实际上是一个神像。这个神像的特点是什么呢？上面有一个冠，有一个脸，下面也有一个脸，脸是两重的。这一类的花纹一直传到商代还存在着。良渚文化的时代比刚才讲的陶寺的时代又早了，良渚文化的时代是公元前3300到2500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离中原这么远，在杭州这个地方它的文化有这么高。而且良渚古城的面积是290多万平方米，比陶寺还要大一些。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有关这类的发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仅仅在中原地区发生、发展，而是同样在一些当时非常边缘的地区发生、发展。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这个地方也有一处商代古城。它那儿有一条河，把城的北边给冲没了，只剩下中部和南部，估计这个城址有22平方公里。三星堆的发现是非常早的，在192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文物出现，可是到1986年才震惊世界，因为它出了两坑器物。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给我们的印象和中原非常不同，所以有人说这是境外文化的影响。刚刚发现了器物坑之后，要我去看这些东西，当时我做了思想准备，想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跟东南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到图书馆去找东南亚的考古材料。可是我到那儿看了全部的东西之后，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真正影响它的是什么呢？是中原的文化，这是最奇怪的。三星堆出土的面具，眼睛是突出的，耳朵是伸出的。还有的面具的鼻子上面有一个云气形的装饰。这在人类学上是常见的，突出的眼睛，伸长的耳朵，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它表示一种神力，表示能看得远、听得远。可在中原华夏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还有三星堆最著名的大铜人，这个大铜人上面的人像身高1.8米，下面还有一个底座，整个高2.62米。可是你看这个铜人有很多特点，脸的结构、帽子的形状等，确实是本地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看下面底座的夔龙纹，一看就是商代的样子；再看它衣服上的花纹，一看就是商代的作风。经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家所做研究，它的衣服一共有四层，可是铜人是光着脚的，像东南方的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中原的相似，这些更明显地证明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所以三星堆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在强烈的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地文化。它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民族、多地区共同创造的，都是我们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考古学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
第一点，中国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的。所谓绵延不绝，就是说我们后来很多的思想文化的要素，可以在很早的考古材料里面发现。举个例子，公元前13世纪的一块甲骨文，是商朝武丁时代的，上面记载：“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它是讲四方神和四方风的名字。而《尚书·尧典》里说春天“厥民析”，夏天“厥民因”，秋天“厥民夷”，冬天“厥民隩” 就是宛。析、因、夷、隩和析、因、彝、宛其实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商朝讲的一些神和风的名字，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还在读的《尚书》里就有。这是什么意思？“厥民析”，就是春天的时候老百姓都分开下地了；“厥民因”，就是在夏季继续干活；“厥民夷”就是去收粮食，把地弄平了，夷，是平的意思；隩，是藏，把谷物藏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把它变成神的名字，在商朝的甲骨文就有，一直传到了现在。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铭文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就是说天让大禹当王，让他来安排九州，“随山濬川”，把山开辟了，把河治理了（大禹治水）。我们读的《尚书》里面的《禹贡》和序，说“禹敷土”“随山濬川”，跟盨铭一样，这说明在西周时候的神话故事，也保存到今天我们还在读的古书之中，所以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性的。
第二点，中国古代文明是包容性的，它能够综合各种文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河北平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的墓葬里面，有一个器座，它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叼着一只鹿，浑身都错金银。还有一个器物，也是这个墓里出的，形状是有翅膀的兽，这些造型的来源都不是中国的。这种有翅膀的兽，跟刚才那个一个动物咬一个动物的艺术主题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元素，从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都有类似的母题。中山国是白狄，是从草原民族来的，他们带来的文化和中国的错金银技术结合在一起，造出来这些文物，足见中国的文明，从来是一种包容性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重视礼乐。礼乐本身体现和谐的观念。我们自古以来以礼乐施教，不管是礼仪还是音乐，强调的都是和谐。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列鼎就是代表礼，有9件，从大到小。还有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编钟，一整套的编钟，可以用来演奏现代的乐曲。这些都是礼乐和谐的体现。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强调以民为本，强调中道。2008年的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是由校友捐赠，从香港抢救回来的，将近2500枚的竹简，里面有一篇记载周文王的遗嘱。周文王在位50年，他病重的时候把太子（周武王）叫来，给他讲了遗嘱。这个遗嘱里面不是讲怎么去打仗，而是讲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舜的故事，说舜原来是小人，不是贵族，是种地的，而他要求自己力求中道，要“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庶万姓”，就是老百姓），就是说舜的修养和民的要求是一致的。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但周文王在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交代了这样的故事，所强调的思想正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并不很长，很多人说中国考古学目前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最好的一个说法是，我们处在黄金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更重大的发现、更深入的研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从1926年、1928年开始，只有80多年的历史，这相对于我们中国的古老文明、广阔疆域，是很短促的。文明史上的诸多问题，应该在今后解决，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我自己可能是看不见，可是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会亲自看到它的辉煌的成绩。
图文来源：《紫光阁》2012年第1期
作者：李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