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清末民初的图书事业
时间：2019-03-07 17:17:28 来源： 古籍 作者：社科文献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清末民初的图书事业
清代后期，由于财力的限制，加之内乱外患频仍，清朝政府藏书大量散失，而私人藏书则继续发展。
道光中，海宁蒋光煦之别下斋藏书数万卷，其弟蒋光焴之衍芬草堂和西涧草堂藏书逾十万卷。咸丰中，朱学勤之结一庐得怡亲王、劳格丹铅精舍和顾沅艺海楼旧藏，多有宋元旧本及精抄本。而晚清最著名的藏书家则当推山东聊城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之“海源阁”，江苏常熟瞿绍基、瞿镛之“铁琴铜剑楼”，吴兴陆心源之“皕宋楼”和杭州丁丙、丁申之“八千卷楼”。
海源阁藏书主要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旧藏，汪氏藏书又多为黄丕烈百宋一廛旧藏。除此之外，海源阁还收藏有毛晋汲古阁、钱曾也是园以及南方许多藏书家旧藏。杨绍和后到北京为官，又收购了怡府乐善堂藏书。海源阁藏书，仅据《海源阁书目》所记，即有四部图书三千二百三十六种、二十万八千三百余卷；另据《宋元书目》，海源阁藏宋元善本四百六十四种，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卷。
海源阁
铁琴铜剑楼藏书来源主要为张海鹏爱日精庐、陈揆稽瑞楼及其他藏书家旧藏，经瞿氏四代努力蒐求，铁琴铜剑楼藏书达十余万卷。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为晚清最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故有“南瞿北杨”之称。皕宋楼藏书主要为太平天国时江浙故家散出之书。陆氏藏书达十五万卷以上，内有宋版书二百余种、元版书四百余种。黄丕烈藏宋版书百余种而名其室为“百宋一廛”，陆氏以其所藏宋版数量超过了黄氏，因将其藏书楼名为“皕宋楼”（皕者，二百也）。陆心源死后，其子陆树藩耽于安乐，不以藏书为意，也不知家藏图书价值。日本学者岛田翰来华时，怂恿陆树藩以十一万八千元将家藏图书悉数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成为静嘉堂文库藏书之精华部分。
丁丙及其兄丁申昆弟二人为杭州藏书大家，其藏书楼“八千卷楼”藏书八万卷，其中虽仅有宋本四十余种、元本百种，但其名满天下，不让黄、吴、陆、杨、瞿诸氏，盖因其藏书颇有特色。陈登原先生评价丁氏藏书可贵者有四：“一为多《四库》修书底本，可以见当时修书之法制者也；一为多日本高丽刊本，可以见异国风光者也；三则多名儒宿学所校；四则近代校勘家收藏家所藏之书。”丁氏兄弟对于清代后期图书事业之特殊贡献，即搜集、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1861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破杭州，文澜阁藏书惨遭劫难。一日，丁氏在留下镇购物，见商店用以裹物之纸竟是《四库全书》散叶，丁氏兄弟大惊，遂沿途捡拾，得数十册。丁氏深感文献散失之痛，于是四处搜寻，“不避艰险，摭拾文澜阁残编运至西溪”，最后得高二尺许的《四库全书》八百余捆；又冒险将残书运到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次年再将其运回杭州，并继续搜集，前后共得《四库全书》九千零六十册。丁氏兄弟又出巨资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缺书，计抄二千余种，民国后又经张宗祥先生主持补抄，终于大致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旧。
文澜阁
民国初年著名的私家藏书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明清以来旧家，第二类则是近代以来新兴的官僚、买办、富商和民族资本家，尤其以第二类最多，且影响最大。民国初年藏书最有名者当推浙江南浔刘承幹之嘉业堂、南浔蒋汝藻之传书堂（又号密韵楼）、南浔张钧衡之适园、浙江嘉兴沈曾植之海日楼、江苏江阴缪荃孙之艺风堂、江苏武进陶湘之涉园、湖南长沙叶德辉之观古堂、江西德化李盛铎之木犀轩、天津徐世昌之晚晴簃、安徽南陵徐乃昌之积学斋。
刘承幹虽然其生也晚，但藏书早负盛名。祖父以经商致富，父亲刘锦藻曾编纂《皇朝续文献通考》（即《清续文献通考》）。清末鼎革之际，旧家藏书往往散出，刘承幹得以大量收购，在家乡浙江湖州南浔小莲庄畔构嘉业堂以贮之，藏书达六十万卷。1917年，刘承幹延缪荃孙编纂《嘉业堂藏书志》，未竟，吴昌绶、傅增湘、董康继之，皆非完稿，后刘承幹又亲撰若干。仅《嘉业堂藏书志》著录，计有宋元刻本九十一种、明刻本八百四十一种、明活字本六种、稿本五十六种、明清抄本七百四十一种，其中《宋会要》《明实录》《鹤山先生大全集》《窦氏联珠集》等都极具学术价值。刘承幹除藏书外，还大力刻书，所刻书有《八琼室金石补正》《章氏遗书》《宋四史》《旧五代史》《晋书斠注》等，以精美典雅著称，不为牟利，多送学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刘氏产业失败，藏书陆续散出，其剩余藏书与所刻书版于1951年11月19日捐赠浙江图书馆。
蒋汝藻，以实业致富，所得多购古籍、字画，故其所藏闻名遐迩。其所藏文献特点，一为宋元旧椠，一为名家抄稿本，一为明人文集。前人据《传书堂书目》等统计，蒋氏有宋版书八十八部，元版书一百零五部，然吴修艺先生据台湾影印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统计，该书志共收录宋元明清善本二千七百部、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八卷，其中宋绍兴四年序刊本《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为我国现存最古的方志；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六卷，用密致手迹摹写上版，刊刻精雅，人称“妖书”，故蒋汝藻将传书堂别称为密韵楼。在传书堂所藏抄稿本中，最著名者当属《永乐大典》残本，特别是其中四册为《水经注》前半部，此为现代郦学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文献。根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实从宋本抄出，在宋版《水经注》已无完帙的情况下，尤为珍贵。传书堂藏书的来源，多为江浙一带旧家所藏，最多的是来自天一阁的藏书。天一阁自明至清，关钥甚严，故其藏书能够保存三百年大致不散，但民国后天一阁屡遭盗窃，其藏书最后散出，蒋氏所得独多，计有七百一十二部。1925年秋，蒋汝藻经营失败，藏书散出。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为收藏大家，除金石字画之外，还大量收集珍善古籍，先后得卢文弨、莫友芝、徐坊、杨守敬、邓邦述、吴昌绶等旧藏宋元明善本数百种，因追慕黄丕烈“百宋一廛”建藏书楼“后百宋一廛”，后又效陆心源“皕宋楼”，改藏书楼名“皕宋书藏”，号称收藏宋版书二百种。晚年穷困，藏书散去。
官僚李盛铎木犀轩藏书九千余部、五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古本约三百部，明刊本二千余部，抄本及手稿本二千余部，与叶恭绰、罗振玉、傅增湘称近代四大藏书家，身后藏书大部分归北京大学图书馆。
官僚、著名法学家董康购书、抄书不倦，并多次到日本访书，写下了著名的《书舶庸谈》。董康还与日本学者岛田翰、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羽田亨等交好，收集、借阅、传抄了不少珍贵典籍，包括大量敦煌文献，自己也刻印图书三十余种。董氏藏书1912年售予日本大仓集团，成为大仓文库的主要藏书，2013年12月12日这批图书又回到了祖国，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末民初藏书家所藏虽然丰富，但是，随着时代与学术风气的变化，传统上讲求珍善古本的藏书渐渐边缘化为一种“雅好”，而更多的学者则以收藏实用图书为主，特别是随着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甚至中学图书馆的兴起，个人藏书的社会功能逐渐为图书馆所取代。
1847年天主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开办了藏书楼，正式名称为“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收藏中、西文图书和报纸期刊，最初主要供耶稣会士研究参考之用，后来教会中人或由教会中人介绍者并经藏书楼主管同意后也可入内阅览图书。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是近代中国图书馆的雏形。1849年创办于上海外国租界内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后改名上海图书馆）、1871年伟烈亚力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傅兰雅于1901年创办的上海格致书院等也都是由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图书馆。随着近代中国的开放，特别是改良运动的兴起，兴办图书馆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具有图书馆开放性质的藏书机构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前所述，宋代中央藏书不仅对外开放，还有相关的管理制度。不过，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宋代中央藏书还是有所不同，开放的对象十分有限，如秘书监、武英殿藏书主要供皇帝、高级官员阅读使用，国子监藏书主要供高级官员、太学生阅读使用，而各府州县学藏书则主要为进学诸生阅读使用。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北四阁书藏于紫禁城及行宫，另外特别抄写三部置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供士子阅览抄录，虽然已是一大进步，但能够入阁阅览者仍属少数，服务对象并非普通社会公众，对社会的影响较小。
中国古代另一大类藏书为寺院藏书。寺院藏书一方面为法事所需，另一方面一般也只供僧侣诵读阅览。
私人藏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大人文现象，藏书量大，分布广，阅读覆盖面大，因此对社会发展、文化的传播影响最大。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或者出于世代宝藏的目的，或者出于炫秘居奇的目的，大多不愿将其藏书公开。唐代杜暹家藏图书末皆题“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胡应麟在其藏书楼外标明：“楼不延客，书不借人。”明代天一阁主人范钦有堂侄名叫范大彻，二十六岁起即跟随范钦，后来向范钦借书，范钦每每托辞拒绝，范大彻因而发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恤重值购之充其家。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辄具酒茗佳设迎司马（范钦）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司马取阅之，默然而去”。明末清初与曹溶时相过从的大藏书家钱谦益即“好自矜啬，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结果绛云一炬，所藏尽为灰土。此等藏书家，虽以藏书名，但却未能深明藏书之义，倘有天灾人祸，则万千之藏将毁于一旦。
钱谦益
另一类为开明的藏书家，他们将其藏书公开，任人阅读，如前面所提西晋之范蔚、梁之崔慰祖，宋代之宋绶、王钦臣等皆是。金代路仲显“家世寒微，其母有贤行，教伯达读书。国初，赋学家有类书名节事者新出，价数十金，大家儿有得之者，辄私藏之。母为伯达买此书，撙衣节食，累年而后致，因诫伯达曰：‘此书当置学舍中，必使同业者皆得观，少有靳固，吾即焚之矣。’”清初，曹溶等邀集同志，相约互抄各自藏书。他在著名的《流通古书约》中倡议：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较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丁雄飞也撰《古欢社约》，与同志共读互借藏书。乾隆中周永年更倡儒藏之说，建议：经、史、子、集，凡有板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士，终胜于一家之藏。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抄，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凡有藏之处，置活板一副，将秘本不甚流传者，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书籍收藏之宜，及每岁田租所入，须共推一方老成三五人经理其事。凡四方来读书者，如自能供给，即可不取诸此；寒士则供其食饮。清光绪中，国英建“共读楼”，其《共读楼书目序》说：余早有购藏书籍之志，同治甲子（1864年），劝同志诸君子共立崇正义塾，……光绪丙子（1876年），于家塾构藏书楼五楹，颜曰“共读”。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陆心源之皕宋楼也是“读者不禁”，并以为“私诸子孙，何如公诸士林”。以上诸先贤，对于保存、弘扬祖国文化功莫大焉。虽然自古代起即有不少如上述开明的藏书家，但是，首先，他们将藏书公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并未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其次，在藏书的管理、借阅等方面并不十分完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方交往的扩大，一些外派使节如志刚、郭嵩焘、张德彝等都曾参观过欧美国家的图书馆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郭嵩焘，对英、法图书馆的情况还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著名学者王韬在逃亡英国期间也参观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即后来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市的公共图书馆。西方图书馆的设置、管理方法被介绍到了中国，改良派将设立图书馆作为启迪民智、变法图强的重要手段。清末郑观应作《盛世危言》，其中有“藏书”一目，详细介绍了英、俄、德、法、意等国公共图书馆的规模、管理方法，并提出建议：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分送院收储，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凡外国未译之书，宜令精通西文者译出收储），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至于经费，或由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上疏请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强学会又于同年在北京琉璃厂开“书藏”，陈列图书，供人阅览。“戊戌变法”中礼部尚书李端棻曾上《请推广学校折》，除了建议广建新式学堂之外，他还提出：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这个奏折虽然当时没有得到落实，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正式提出建立官办图书馆的设想。
郑观应
“戊戌变法”前后，各地维新派建立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苏州张一麐、章钰、孔昭晋等人发起成立的苏学会《简明章程》中还专门列有看书七条。购买书籍由经理会同协理等量会费之多寡，核要开单，公同议定。
本会所购之书分为六门：曰史学、曰掌故学、曰舆地学、曰算学、曰农商学、曰格致学，其余训诂词章概不备。
书籍当依类编目，易于检寻。写书目三份，一存经理处，一存会中，一存管书处。俟藏书既多，再刊书目单分送同人。
书籍每日由协理轮查一次，如有损坏遗失等情，须由管书人追根赔补。
每逢五逢十为发书之期，以五日为一限期，能多阅者每期发书两本，少者一本。上期取去，下期缴换。
会友欲看何书，须先向管书处挂号，以先后为序，不得争执。……
看书借书如有涂抹缺失等事，在会中本人罚缴书值，本数少者倍之。不缴者将名除去。不入会而有捐款者以后不借。
1900年，杭州郡绅邵章、胡焕呈请杭州知府朱启凤试办藏书楼，由邵章任监理，次年开放，是为杭州藏书楼。这是中国最早经官方许可成立的图书馆。杭州藏书楼1903年更名为浙江藏书楼，1909年更名为浙江图书馆，其后浙江官书局并入。
1901年4月，由安徽士绅何熙年约集同志在省城安庆创办“皖省藏书楼”，并在上海《汇报》281号上刊登《皖省藏书楼同人广告本省宦绅公启》，详述了创办藏书楼的经过、宗旨。《汇报》同期还发表社论《广藏书说》，谓：“闻客述皖省拟建藏书楼，因为推广言之，敢以质诸今世之谈新政者。”安徽省筹建藏书楼之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文献收藏方面，“本楼图籍之外，旁及各报，无论旬报、日报，但非浅鄙狂妄之说，均当全年定阅，免蹈知古昧今之弊”，申明藏书宗旨“概求实用”。为扩大藏书来源，还制定了图书寄存制度：“本楼除购置各书外，如有同志家藏书籍，情愿寄存，公诸阅览者，当由本楼给与清单收条，无论何时来取，即时检送，如有残损，照价赔偿，庶几一转移间两得其便。”在服务方面，“本以公益为主，但使有志学问之士，无论何省籍贯，均许来楼阅抄，以化畛域”。皖省藏书楼1901年10月向公众开放，最初每天有读者二十人，后来增至二百人。由此可见，皖省藏书楼虽然袭用藏书楼旧名，但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省级公共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
差不多同时，浙江绍兴富商徐树兰出资创办了“古越藏书楼”。徐树兰（1837—1902年），字仲凡，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因苦于学堂有定额限制，不能广纳求学之士，兼之“好学之士，半属寒酸”，且“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如英、法、俄、德、日等国均设有许多藏书楼，“阅书者通年至十余万人”，因此“文学蒸蒸日上，国势日强”。有鉴于此，徐树兰捐银八千六百余两，购地一亩六分，建起了古越藏书楼。徐氏又“以家藏经史大部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入，延聘通人，分门排比，所有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驯报章，亦复购备，共用银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余两”。古越藏书楼开办时有藏书七万余卷，每年徐氏还出资一千元作为常年经费。与旧式的私家藏书楼不同，古越藏书楼专门制订了章程，申明宗旨：本楼创设之宗旨有二：一曰存古，一曰开新。存古开新，意在使学贯古今中外，“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因此古越藏书楼除收藏中国传统典籍外，还兼藏各种翻译东西书籍并各种图画、教科书、地图、实业图、学报、日报，并且购求各种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供读者学习时参考。其阅书规程制订颇为完备，还特地注明：“徐公仲凡之子孙如欲借阅，宜破格以示优异，然亦必关照总理，由总理亲笔开单取书，则司书始能检付。”于此可见，徐氏古越藏书楼已全无私家藏书楼的性质，而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图书馆了。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图书馆，常州图书馆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图书馆，皖省藏书楼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民办省级图书馆，而湖南、湖北图书馆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省立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设立，开启了中国图书及图书馆事业的新篇章。
1905年，为“预备立宪”，清廷派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洋考察，史称“五大臣出洋”。归国后，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经费来源、服务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馆建于千八百八十六年，鸠工十一年乃就。其中华石为墙，雕甍作瓦，四围绘历代故事。……书堂精石，罗列万国文字，尤为大观。书籍庋藏者，凡一万五千种。每日至此阅书者，率二千人。观书之时，先取观书目，有所欲取，即按号数录投铁筐中，主者即以书仍由筐递至，来往间计时不过一分三十秒钟而已。馆在议院之后，故附属于议院，而设以供议员之查阅者也。有时议事不决，须验之书者，亦四分三十秒可送至，便何如也。闻馆中购书之费凡十万元，每年经费约四十万元，而建筑费凡七百万元。然书不皆自购得，其来因有三：一则与各国互换而得者；二则私家送馆庋藏者；三则每年陆续赠购者是也。如果说此前中国各地出现的图书馆还只是一些孤立的个案，那么“五大臣出洋”对于国外图书馆的观察与思考，为后来图书馆的制度性设置奠定了基础。在创办了湖北与湖南图书馆后，端方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对图书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苏南京筹办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端方上《奏建图书馆折》：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闳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举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仰荷圣明，采择饬议施行。
戴鸿慈
一宗旨：甲，保存国粹；乙，输进文明。
二名称：呈请当道出奏定名奏办京师图书馆。
三位置：内外城各设一处。内城租地东安市场；外城租地琉璃厂甸。
四图书（入）：甲、呈请当道，奏请四库全书及列圣御纂钦定各图书；乙、呈请当道咨取京外各衙门纂图书；丙、呈请当道咨取各直省官书局图书；丁、请外务部咨取各国官纂图书；戊、呈请当道立案凡各书肆经官审定印行图书皆须寄赠一部；己、向收藏家借图书；庚、与中国新旧各书肆订立合同调取图书；辛、与外国东西各书肆订立合同调取图书；壬、搜取私家著作；癸、购取秘本佚书，又商请中外各报馆寄赠该报一份。己、庚、辛、壬项，皆分寄赠、寄陈、寄售三种。
五图书（出）：甲、入览：四条各项图书皆复入览；子、普通入览：购普通入览券者得周历各室而不得取阅一书；丑、特别入览：购特别入览券者至阅书室每券得取书十册；乙、出借：四条甲、乙、丙、丁、戊项图书及己、庚、辛、壬之寄赠图书皆得由经理允许出借。购出借券者每券得借书五次，每次得借书五册，限五日汇回，立保证人，倘有损伤遗失，按全书价赔偿；丙、代售：四条己、庚、辛、壬项之寄售图书皆得代售。代售一依寄售价，除照合同提成外，余款均按期匿致各寄售原主。
六经费（入）：甲、呈请当道奏拨补助官款；乙、发起人筹捐款；丙、券价：子普通入览券每铜货一枚；丑、特别入览券每铜货五枚；寅、出借券每银货五圆；丁、寄售提成。
七经费（出）：甲、开办费：子修改添筑房舍约五千金；丑、图书尉架约千金；寅、其余陈设约五百金；乙、常年费；子、房租，呈请民政部豁免；丑、职员薪俸，约千五百金；寅、馆役工食约二百金；卯、其余用费约八百金。
八职司：甲、总理一人；乙、经理一人驻馆；丙、书记一人驻馆；丁、会计一人驻馆；戊、杂务一人驻馆；己、司书八人轮班驻馆；子、司入览者四人；丑、司出借者二人；寅、司代售者二人。
九设备：甲、堂室；子、藏书室；丑、阅书室男女各别；寅、阅报室；卯、应接室；辰、事务室；巳、寄售室；午、售券处；未、驻馆职员需用各室；乙、器具不备载。
十时期：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翌年正月初五日闭馆检查图书、清算账目。每月朔望日闭馆休息。除右列各日外，每早八钟至晚五钟开馆。
十一禁例：左列图书概不收录：甲、悖逆；乙、机密；丙、迷信；丁、猥亵。
京师图书馆的设置及其办馆章程的拟定，为此后官办图书馆特别是省立图书馆的设立、管理、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从1909年起，著名学者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未完），全书分七章，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他特别强调图书馆应是“人人得往借阅”，“图书馆之义在于保旧而启新”。
1910年，王国维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编译了《世界图书馆小史》，对于国外古今图书馆设立的历史及其随着社会进步的变化、各国图书馆的异同、图书馆的类型、图书馆的管理体制以及图书馆的文献收集、日常管理、读者服务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附列了《图书馆之管理法》，涉及图书馆之房屋、通温之法（即取暖）、书籍书架装饰及用品、图书室、取书之法、分类及书架排列法、目录及编纂法、图书之行政、馆员、选书之法、得书之法、版权条例，十分周详，连续在《学部官报》上发表，对于推动图书馆的设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学部上《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这是一份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份奏折说明了设立图书馆的目的、办法，图书收藏的功用、经费来源等。
罗振玉
民国成立后，继续推进图书馆的设立。1912年8月2日，临时大总统颁布修正教育部官制，第九条为社会教育司执掌事项，其中第八项即关于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事项。1915年10、11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通俗图书馆规程》第一条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图书馆规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公立、私立各学校、公共团体或私人，依本规程所规定，得设立图书馆。此后，公共图书馆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根据1916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报统计，全国十九个省共有省级图书馆二十三所，公私立通俗图书馆二百三十七所，巡回文库三十个，公众阅报所京师共九个，各省公私阅报所共一千零八个，每日平均阅览人数七千九百八十四人，湖北、奉天、山东、河南等省通俗图书馆的数量和读者人数最多，仅湖北一省就设立了通俗图书馆四十四个。关于清末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值得一提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设的“涵芬楼”，亦即后来的上海东方图书馆。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宝山路设编译所；1909年，在编译所三楼建“涵芬楼”。初时主要供馆内编译人员查阅参考，后来在张元济先生的推动主持下，于1921年正式设立了“东方图书馆”，经过几年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1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大火波及东方图书馆；2月1日，东方图书馆被日本浪人纵火焚毁，所藏中外图书悉数化为灰烬，此为中国现代图书之一大厄。
涵芬楼
在公立图书馆开始普遍建立的同时，民办私立图书馆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南通张謇为清末状元，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1904年曾撰有《古越藏书楼记》，介绍杭州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表示“欲效先生之所为”。1905年张謇致书张之洞，建议：“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以补助于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大而都畿，小而州邑，莫不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咸备，纵人观览，公立私立，其制各有不同。……我国今宜参用其法。”1908年，张謇又上书清学部，请建图书馆，谓为“预备立宪自治章程第一款必办之事”。民国建立后，新思想兴起，在一些比较开放的地区，青年们纷纷砸毁旧庙宇，于是张謇利用这个契机，于1912年利用东岳庙建立了南通图书馆，“计有图书楼两幢二十间，曝书台五间，厢楼上下十二间，阅览楼上下八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等十三间，共六十七间，计用银万二千元。书橱二百架，计用银一千二百六十元，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謇赠者八万卷强”。南通图书馆是中国创办较早的一个地方民办公共图书馆，规模较大，甚至超过了当时不少省立图书馆，服务内容设置、经费保障等也安排得十分周到，也考虑到了儿童、妇女的阅读问题和建立流动图书馆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堪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图书馆。
1911年经营面粉厂的无锡著名实业家荣德生赴北京办事，受到启发，归乡后即开始筹办图书馆。开始时他购买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万卷及各种诗文集万余卷，因他本人对图书馆了解有限，如何继续，自己感觉“无法下手”，后得人指点，谓“先看《书目答问》，即明经史子集，依目购买，自有头绪”，于是荣氏据此继续购买图书。1914年，“购地二亩八分，留筑女校基地外，划出建馆”，“次年动工，造新式房四十方，二进，能藏书二十万卷”。1916年图书馆落成开放，“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是为大公图书馆。
1917年4月，在美国学习图书馆学的沈祖荣开始了在国内的一系列巡回演讲，宣传建立图书馆的意义、办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有学者将其称为“新图书馆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清末民初中国各类型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正好，这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可以说，当初那些倡办图书馆的先贤们“启迪民智”的目的达到了。如果没有民国初年教育、文化包括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也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此后，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的图书事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