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军：风雨过云楼
时间：2019-06-03 09:23:04 来源：古籍 作者：宋炳军
宋炳军：风雨过云楼
20世纪50年代顾家宅院及过云楼所在的铁瓶巷
“过云楼”是一座私家藏书楼，位于今天江苏省苏州市铁瓶巷宅内，由清朝官员顾文彬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经过顾家几代人的努力，过云楼所藏的历代书画碑帖精品、古籍珍秘善本、佳椠名钞等名重江南，闻名遐迩。顾文彬认爲“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此种见解实际上来源于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宝绘堂记》中的“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之论。由此可见，“过云”一词乃是节取“烟云之过眼”之句而得。然苏轼之语，世人知之者甚少，而成语“过眼烟云”，知之者甚众也。它常喻身外之物，不必重视，后比喻很快就消失的事物。为什么书画对于人来说，如同过眼烟云呢？其中实具有深义。它是要告诉人们，书画的价值和意义是需要通过人们的观赏阅读而体现的，换句话说，书画的价值和意义只是对于那些喜爱者才是存在的。凡有心收藏此物者，亦当有博大之胸怀，为他人提供欣赏，甚而被他人所取也无需太过怜惜，更不要念念不忘，而要将此视为“烟云之过眼”快然接受。当你有此意念后，自然就会为你的不断收藏以及被他人享用而倍感意义重大。——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
节选自《霞晖渊映——南京图书馆藏过云楼珍本图录》
小天一阁
1841年，顾文彬中了进士。
这是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打入中国的第二年，一批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探求新知，但其中并不包括这位来自江苏的新科进士。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顾文彬的视野依旧保留在传统的维度上。
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是一位大商人，喜好收藏古籍书画，“获名贤一纸，恒数日欢”。耳濡目染之下，顾文彬18岁就涉足这一领域。
最初，他的藏品大多用来孝顺父亲，后来也被他自己的三个儿子所继承。接过父亲的衣钵之后，他变得比父亲更为激进，“于世事无所好，而唯独好书。”
顾文彬当了大约30年官，光俸禄就有大约4万至5万两白银，其余还有家里的作坊收入和官场福利，这保证了他从容的收藏。他曾要求儿子，在藏品的采购上“可放胆购之可也”，有时遇见颜真卿、怀素等人的书法作品即使花费数千元也毫不在乎，但同时他也制订了一个很高的收藏门槛，“除非唐、宋、元剧迹，尚可勉收，此外一概不收”。
顾文彬
经过数十年积累，1873年，已经官至浙江宁绍道台的顾文彬，自得地对帮他打理藏书的小儿子顾承说，自己已经成了江南收藏第一家，这让他想起了曾深埋心底的一个愿望：“我素有起造小天一阁之愿，常耿耿于心……造一楼一底，纯用砖石，不露片木。”时机已经成熟。顾文彬迅速出手，买下了苏州铁瓶巷的一块地皮。
据说，唐朝曾有一个神仙在这里枕着铁瓶睡觉，于是有了铁瓶巷的名字，也有苏州人叫它铁皮巷。铁瓶蓄水，铁皮防火，从名字上来说，这已经契合了藏书楼的风水学——就像天一阁得名于“天一生水”一样，何况还有一座曾在当地治水的春申君的庙。
最终，顾文彬花了20万两白银，将春申君庙以及明尚书吴宽旧园等建成了一个大宅子，其中有一座单独修建的藏书楼，只有一座天桥将正楼的卧室与过云楼相连，取名过云楼。顾文彬说，这个名字来自于苏东坡的“书画于人，烟云过眼者也”。
如今过云楼仍在，但它只是一件复制品，建筑面积将近5000平米，依旧是五进三落的大院，但早已形似而神不似。
顾家花园“怡园”一景
秘不示人
过云楼落成第六天，顾文彬就辞官回家，潜心书画收藏。但当时，顾家名气最大的并不是过云楼，而是与过云楼同时修建的园林怡园。因为顾文彬的文坛影响，苏州文人时常借怡园举办各类雅集，比如诗会、画会乃至曲会，怡园因此成为苏州文化的地标之一。
而人们所难以踏足的过云楼，被顾家视作禁脔。顾文彬不仅秘而不宣自己精心编纂成的《过云楼书画记》，还制订了不准借阅、临摹等十四条禁令告诫子孙善待自己的收藏。但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以藏治学的传统，要求后人谋求科举的同时，将鉴藏作为家学传承下去，“万勿蹉跎过去也”。
顾文彬对联
可惜的是，继承了他衣钵的三儿子顾承早亡，顾文彬只好将藏品分拆，交给另外两个儿子，以及顾承之子顾鹤逸，后者是过云楼辉煌和没落的最重要见证者。尽管顾鹤逸拒绝科考做官，但顾文彬对其依旧十分喜爱，在他亲自制定的教授计划培养下，顾鹤逸书画和鉴赏水平很高，被称为“当代虎头”（虎头指顾恺之）。顾文彬曾请好友画了一幅《课孙图》，画中的孙子就是少年时的顾鹤逸。
顾文彬与孙顾麟士 华生少校拍摄
顾逸鹤旧照
由于秘而不宣，世人皆知“过云楼”藏品多而且珍贵，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坊间传说。当时的报纸曾经报道说，过云楼中的藏画可以在朋友间传看、欣赏，但是他们的藏书都放在过云楼底的一个密室里，秘不示人。报道认为，这是顾家的家族传统。
顾麟士（鹤逸） 丁未（1907年）作 溪山访友 立轴
当时，有达官贵人拜访，顾家也只是送他们一些专门的“礼仪书画”应付，看上去五颜六色，但没有收藏价值。甚至还有一些人被拒之门外“恕不接待”，其中就有帝师康有为，他多次来拜访登楼时都被顾鹤逸谢绝。顾家后人曾表示，这是顾鹤逸“文人的清高，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在当时的外人看来，是心虚的表现。
而目录学、版本学大师傅增湘的到来，一手掀开了过云楼的秘密。曾经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和宋朝时编纂《武经总要》的曾公亮一样缺乏保密意识。
顾鹤逸恪守着祖父的禁令，他允许傅增湘进过云楼查看古籍，但不准他带纸笔进去。但傅增湘记忆力惊人，他白天进楼，晚上回忆，时间一长竟然真的把这些书目全给记了下来，然后编著出版了《顾鹤逸藏书目》。据傅记载，仅仅是他统计的珍稀善本就达到了539种、5000余册，如果算上其他的普通线装书，过云楼藏书当在万卷以上。
开放藏品甚至留饭留宿换来朋友的“出卖”，让顾鹤逸极为不满。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顾鹤逸迎来了无数访客，他们无视过云楼阅览“首要一条是要有学问”的禁令，求进楼看书甚至干脆求购藏品，其中不乏日本人。
这为过云楼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
风吹雨打去日本人对过云楼藏品的觊觎由来已久。
早在清末民初时，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的岛田翰，就在日本财阀的支持下收购过云楼藏品，但遭到顾鹤逸拒绝。后来日本许多文化人士“曲线救国”，与顾鹤逸交朋友，多次渡海来访，并邀请他到日本举办画展，以及邀请他去日本治病。但顾鹤逸终究未踏出国土半步。
1937年，日本人再次踏进过云楼。此时已经距离顾鹤逸去世7年，曾经为他举办隆重追悼会的友邦人士换了一副嘴脸，他们丢下了微笑，拿起了枪炮。
早在1925年，顾鹤逸去世前5年，他就模仿祖父的做法，将过云楼分拆，四个儿子每人一份。因为担心儿子们将他“一生视为性命”的藏品弃若敝履，他在名册上用笔一一标注出它们的价值。这次过云楼再也没等到又一位顾氏子弟将它们重新合并。
战争打响前，顾家人在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将大部分藏品藏在里面。然后顾鹤逸的三儿子顾公雄借来上海天香味宝厂卡车，带着最宝贵的部分辗转逃往上海租界。为了抢时间，半路上顾公雄不得不将儿子暂时寄存在汽车站，先将书画运走。
日本人的目标很明确，他们在顾家搜查了七天，将来不及安排的字画和青铜器全部带走。而地窖里的藏品虽然没有被发现，但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家人将其取出时发现，地窖进水，书画大多受潮霉变，损失无算。
1951年，顾公雄留下遗言，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藏书捐献出来。当年他的夫人沈同樾和子女分就捐赠了224件藏品，1959年他们再次将剩余的169件藏品捐给上海博物馆，上海文化局为此发给了沈同樾一万元奖金，《人民日报》还登报报道。
与兄长相比，顾鹤逸的小儿子顾公硕命运要凄惨得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保护过云楼，他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但是造反派得寸进尺，他们将全部藏品全部运走，拉了7大卡车，顾公硕夫妇也被拉去批斗。不堪凌辱的顾公硕最终跳下虎丘一号桥自杀。
文革结束后，顾公硕的藏品被还了回来，但是缺失很多。1992年，南京图书馆以开辟过云楼藏书室的条件，以40万元的低价收购了541种3000余册藏品，涉及古代纸质书籍的几乎全部类型。当时的专家们特别指出，其中“多有人间罕见的奇秘佳本”。
2005年，顾家最后一批过云楼藏品，被一位神秘买家以2310万元的价格买走。七年后它们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被凤凰集团以2.16亿元的价格收入囊中。但此时的这批藏书，和顾家早没了瓜葛，只留下顾文彬吟诵苏东坡“书画于人，烟云过眼者也”感慨的余音。
顾家还在，过云楼也还在，藏书不在。
《锦绣万花谷》
2014年7月3日，第四届江苏书展上，过云楼藏书终于回到了苏州展览。当凤凰集团将新出版的《过云楼藏书书目图录》赠送给86岁的顾笃璜时，这位醉心昆曲研究、不再藏书的过云楼顾氏后人，轻轻地说了一句：“《锦绣万花谷》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锦绣万花谷》是过云楼藏书的代表，它的前两个字正放在“过云楼”的前面，在优美的昆曲唱腔、雅致的楼阁幕景前眉目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