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普 李 静 | 郑振铎与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

郑振铎与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
 
Zheng Zhenduo and the Donation of Tieqin Tongjian Library Books
 
作者简介
 
蔡成普，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史、参考咨询；
 
李   静，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籍整理与研究。
 
摘  要：郑振铎是著名藏书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抗战时期因为国家抢购珍贵文献而与瞿氏结缘。1950年，郑振铎通过动员瞿氏捐献藏书、表彰捐书者、人员安置等一系列工作，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化私为公。他推动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图书捐献热潮，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郑振铎；铁琴铜剑楼；捐献；图书馆史

1
 
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郑振铎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以保护文化典籍为使命，主持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规定，阻止珍贵图书外流，动员藏书家将图书捐献给国家，抢救和保护流散民间的文献典籍，“为20世纪中后期我国国有藏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铁琴铜剑楼捐献藏书，是郑振铎动员藏书家捐献藏书最为典型的案例。
 
铁琴铜剑楼为著名藏书楼，不少前辈对其藏书捐献进行过研究。仲伟行等人1997年考证了瞿氏世系、藏书沿革、瞿氏著述，瞿氏清末进呈图书，1950年1月、1950年3月、1953年3月、1954年四次捐献藏书，以及郑振铎表彰瞿氏捐书、人员安置等事，该书中瞿氏捐献藏书内容多为其他论著引用[3]79-85，仲伟行2009年又编著《琴剑流芳》，但未对捐献藏书内容进行补充[4]76-78。赵长海梳理了瞿氏自1918年至1991年捐献藏书的事实，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瞿氏捐书内容与仲伟行基本一致[5]。曹培根介绍铁琴铜剑楼藏书背景、五代楼主事迹、瞿氏与著名学者的交往等内容，其中瞿氏捐献藏书之事与仲伟行的相关论述一致，并补充了抗战时期郑振铎为国家收购铁琴铜剑楼部分藏书之事[6]。冀淑英等人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收购入藏”述及瞿氏捐献出售并举、以售为主，分三批捐售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瞿氏所捐藏书的版本价值[7]。沈津在回顾瞿凤起生平经历时，述及瞿氏采用半卖半送的方式，分三次向北京图书馆捐售藏书[8]。其他一些论文虽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但内容与仲伟行一致，不再赘述。此外，陈福康《郑振铎传》[9]560-562《郑振铎年谱》虽然对郑振铎协调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有所涉及，但限于传记或年谱体例，均未展开。
 
上述研究成果，没有特别关注郑振铎在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个别研究虽对郑振铎参与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某些环节有所涉及，但还是疏漏了一些重要环节，且对郑振铎动员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的意义揭示不够。有鉴于此，我们全面爬梳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相关文献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档案中的相关资料，考证郑振铎作为国家文化事业领导者，在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
 

2
 
铁琴铜剑楼藏书及其发展简论

 
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是清代著名藏书楼，与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湖州陆氏皕宋楼，并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历五代，传承至民国而未散，为藏书界所称道。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认为，清末民国以来的藏书楼中，只有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源阁传承有序，称雄于海内，其他藏书楼不能与其相提并论[10]。铁琴铜剑楼富藏善本和乡邦文献，备受推崇。1875年，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到访铁琴铜剑楼，称其“宋元明刊本、旧钞本不下八百种，并有四库未收之书……江南北藏书家，当首屈一指矣”[11]。铁琴铜剑楼延续五世而不失，仰赖于瞿氏的精心守护。清末太平军与清军在江苏交战时，为躲避战乱，铁琴铜剑楼第三代传人瞿秉渊、瞿秉清坚守“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的理念，先后七次转移藏书，保全藏书[4]40。清末，两江总督端方鉴于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的教训，施压强征铁琴铜剑楼藏书供京师图书馆收藏，被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婉拒。瞿氏虽然悉心护书，但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还是未能躲过兵燹。为躲避战火，1923年至1928年间，瞿启甲将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从常熟转移到上海，但未及转移的普通藏书于1937年11月被日军炸毁[4]4,56。瞿启甲藏书护书的同时，致力于刊印善本，还捐书支持家乡建设公共图书馆[12]。瞿启甲临终时，命瞿凤起“管理好先代遗书”[3]13，并留下“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3]27-29的遗训。
 

3
 
抗战时期为国购书结缘瞿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生多艰，藏书家纷纷售书求生。为避免珍贵文献外流，郑振铎联合张元济、何炳松等知名专家学者，在上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用中英庚款董事会拨付原中央图书馆的扩建经费，为国家抢购珍贵古籍，其中就包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
 
郑振铎在文献保存同志会负责采访工作，以及与藏书家、书商接洽购书之事。1940年3月，经瞿凤起介绍，郑振铎购得宗礼白所藏220多种金石图书，其中善本将近40种[13]229。此后，郑振铎四次从瞿凤起处购得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一次是1940年3月27日，郑振铎应邀赴瞿凤起处购书。因首次向瞿氏购书，郑振铎并未过分压低书价，4月1日以2 000元购得爱日精庐旧藏《营造法式》、明抄本《渑水燕谈录》和明洪武刊本《元史》等20种铁琴铜剑楼藏书[13]28-31。通过此次购书，郑振铎与瞿凤起建立了良好互信，同时与瞿凤起约定直接交易，且只售与郑振铎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为此后购书创造了机会[13]30-32。第二次是1940年4月25日，郑振铎购得宋版《毛诗注疏》、蜀本《宋书》等15种图书[13]61-63。第三次是1940年6月6日，郑振铎以3 000元购得宋刊本《春秋括例》、明成化刊本《历代史谱》和明洪武刊本《郁离子》等20种藏书。在洽购过程中，得知瞿凤起急需周转资金，郑振铎当即协调预支2 000元书款[13]88,310。第四次是1941年2月，郑振铎以120元购得瞿氏藏书宋刻明印本《心经》《政经》和明刻本《白云楼诗集》等12种藏书[13]344。
 
通过几次购书，郑振铎与瞿凤起逐渐加深了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多次密切的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动员瞿氏捐献藏书奠定了基础。
 

4
 
动员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文物和博物馆事业，成为国家图书文物事业的领导者，继续尽力为国家征集和保护古籍文献，再次与瞿氏铁琴铜剑楼结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废除了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的田赋制度，实施临时性的粮赋征收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苏南人民行政公署颁布的《苏南行政区1949年秋季征收公粮公草暂行办法》规定粮赋按赋元累进计征，秋季公粮公草分基本公粮与累进公粮两个部分，基本公粮以赋额为标准，每赋元全年征收公粮（稻谷）80斤，公草40斤；累进公粮以户为单位，以赋额之多寡，分为4级[14]。瞿氏是常熟地区的大地主，家中拥有数千亩土地，需缴纳的粮赋较多，无法按规定缴纳粮赋，希望以捐献藏书抵扣粮赋。因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有旧交，便委托郑振铎为其说项[15]321。
当时革故鼎新，百废待兴，瞿氏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私人收藏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管理者，郑振铎深知妥善处理此事，会对整个藏书行业乃至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郑振铎当时兼任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文教组组长，恰好在上海主持文教领域接收工作。为稳妥处理此事，郑振铎宴请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团长董必武，玉成此事[16]。郑振铎不仅圆满解决了瞿氏以捐献藏书抵缴纳粮赋的问题，还动员瞿氏在捐献部分藏书之外，另选部分善本让归政府[15]321-322。据参与此事的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工作报告，当时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52种，此外，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北京图书馆善本202种，“瞿氏藏书，海内艳称……这些善本入藏本馆，本馆中文书藏地位将益形重要，可为全国之冠”[17]。此事还有一个小插曲，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电郑振铎，认为一千万元即可购得瞿氏所售善本。郑振铎认为已经与瞿氏商定购书价格，为保护藏书家捐献藏书的积极性，同时解决瞿氏遇到的切实困难，坚持按之前与瞿氏商定的价格支付书款[18]。在郑振铎的协调下，瞿氏采取半捐半售的方式将铁琴铜剑楼部分善本化私为公，解决了瞿氏粮赋问题，成为其他收藏家模仿的样例。
为扩大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的影响，带动其他藏书家踊跃捐献藏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发展，1950年1月10日，郑振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函瞿氏三兄弟，感谢并表彰他们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化私为公的义举，并号召他们将剩余的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给国家：
此次南归，造府饱览尊藏，至为快慰。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五十二种一千八百十六册，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此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谨此道谢。至作价归公部分，亦都为尊藏书目中所载之善本，今得归之公库，深庆物归其所。并盼其余尊藏全部，将来能够在双方协议下，陆续价购归公，以免散入私人手中，此亦当为先生们之凤愿也[9]1397-1398。
为奖励捐书者，同时也为上海市图书馆事业发展补充专业人才，同年3月10日，郑振铎亲自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向其推荐长于版本目录学的藏书家瞿济苍、瞿风起兄弟二人：
陈市长：
闻上海市将办大规模之图书馆及博物馆，甚盛事也……兹有恳者，友人瞿济苍、风起二先生，为铁琴铜剑楼后人，家学渊源，邃于版本目录之学。瞿氏藏书，时逾百载，历经变乱，均能典守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二君极诚拥护人民政权，热爱政府，曾二次将前代藏书，捐献中央，我们都很钦佩他们的开明与热情。际此图书馆将次建立之时，需才自必孔殷，敬代为介绍，盼能加以延揽，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推进，当可有很大的帮助也[3]263-264。
同日，郑振铎还致函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李亚农、副主任徐森玉，极力推荐瞿济苍、瞿凤起二人，为正在筹办的上海图书馆推荐所需专业人才：
亚农、森玉先生：
久未通问，至以为念。闻上海市将办图书馆、博物馆，诚盛事也，极为高兴，盼能早日开幕，如可能，当专程南下道贺。兹有恳者，友人瞿济苍、风起二先生，为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后人，历经变乱，均能保守家藏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二君热爱政府，曾二次将藏书捐献中央，我们都很钦佩他们的开明与拥护政府的热情。二君均邃于目录版本之学，图书馆方面谅必需才孔殷，敬为介绍，盼能加以延揽，实所心感，书此[3]264。
在郑振铎的多方协调下，1951年，瞿济苍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聘请为顾问；瞿凤起参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成立后被调往上海图书馆工作。在郑振铎的动员下，根据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和档案，瞿氏先后在1950年1月[17]、1950年3月[17]、1954年1月[19]和1954年4月[19]，分四次向国家捐献、转让铁琴铜剑楼藏书854种；1958年，瞿氏向常熟博物馆捐献藏书115种[4]77。
 

5
 
推动形成捐书热潮

 
郑振铎在1950年9月18日撰写的《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中指出了当年各地藏书家纷纷捐献图书的情况：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其他，华东、西南、东北各地区人民捐献的文物、图书，尚有不少，未能列举[20]。从中可以看出，早在1950年，郑振铎不仅高度评价了以瞿氏、翁之熹为代表的私人藏书家以捐献藏书支持国家文化建设的爱国义举，还指出当时私人收藏家化私为公的捐献义举已开始在全国形成热潮。
 
在郑振铎的指导和持续推进下，瞿氏向国家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迅速成为典型，激发了国内藏书家捐献图书支持国家文化事业建设的热情，推动了藏书家捐献藏书的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间，流散在民间的珍贵图书如百川归海般涌入公藏机构，比较典型的有：
 
1950年，丁惠康以其父丁福保的名义，将收购的铁琴铜剑楼石刻拓本一千种、宋元刻本六种，先寄存在北京图书馆，后举行捐献手续[21]；许广平及周海婴，将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连同故居内鲁迅藏书5 195册、金石拓本4 030张，以及上海运到北京的鲁迅书籍2 691种全部捐献给国家[12]14；顾子刚向北京图书馆捐献《永乐大典》3册、甲骨2盒、《东方杂志》（1904—1937年）108册①；常熟铁琴铜剑楼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善本72种、售392种；柳亚子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南新诗集》等5种，《食古斋文录》等13种，《南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等图书90种、264册、54张[23]417；苏毅范向北京图书馆捐献《万有文库》《二十四史》；徐承孝捐献所藏方志等书籍204种；黄懋信捐献藏书101种；马荫曾捐献藏书192种、画片176张；田伯英捐献金石拓片58册252种、地图3份；杨荫庆捐献西文图书504种；教育工作者工会捐献《四部丛刊》2 088册[22]24。
 
1951年，潘宗周之子潘世兹捐献宝礼堂藏书[24]；周叔弢捐赠《永乐大典》1册[23]417；赵元方捐赠《永乐大典》1册[23]417；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永乐大典》23册捐给中央人民政府[25]；马叙伦向国家捐献30项革命文献[22]38；富晋书社向中央人民政府捐献《永乐大典》1册[26]。
 
1952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将所藏宋、元、明善本715种2 672册无偿捐献给中央人民政府[27]。
 
1953年，郭沫若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图书364种2 059册、著作手稿23种1 846页；戴望舒家属捐赠《司马氏书仪》等图书437种2944册、外文图书208册；王家基捐赠《佩文韵府》等图书59种445册[23]417。
 
1954年，梁令娴、梁思成向北京图书馆捐献“饮冰室”文稿等著作手稿393种，残稿139页，墨迹3种，共8 226页，碑帖拓片114种，134册964张[23]418。
 
1955年，陈西禾捐赠家藏拓本《正始石经》1 182种3 526册[23]418。
 
1956年，赵元方捐赠善本图书285种1 326册[23]418。

 
6
 
结语

 
纵观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过程，从受瞿氏委托说项以捐献藏书抵粮赋，到取得董必武首肯、动员征集瞿氏藏书、坚持按约定价格付款，再到文化部发公函表彰捐书者、安置人员，郑振铎悉心推进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郑振铎作为我国文化事业的领导者，站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事业的高度，不仅妥善处理瞿氏捐献铁琴铜剑楼藏书，还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图书捐献热潮的形成，将流散民间的藏书化私为公，从而形成以公藏书为主的格局，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守正创新。对于我们图书馆从业者而言，守正就是守护好我们的馆藏文献资源，保护好前辈历尽艰辛聚集起来的民族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同时，我们还要利用语义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实体馆藏逐步建成知识内容仓储管理体系，推进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利用关联数据技术充分挖掘文献资源内容，活化古籍资源，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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