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顾颉刚
时间：2022-03-24 16:39:55 来源：曲园孔子文化 作者：顾颉刚
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顾颉刚
【编者按】：朱子和友人陆九龄子寿诗中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成为千古名言。本刊此栏冠以此名，断断续续地载录了一些近现代学者（如往期陈独秀、鲁迅等）评论孔子其人其学的论文，附以后学评语，意在回顾近世评孔思潮，从前人旧学中获取新知、新思，以更好地读懂孔子儒学。本期录顾颉刚先生旧作《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附编辑部尹亚双、杨雲荃读后感，亦复如此。
颉刚案，此文为演讲前所作之底稿，临时因时间不足，改换题目，删减若干，故与《民钟报》所载略有参差。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记。
今天讲演这个题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个，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唉，孔子哪里止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例如战国时的孟子和荀子所说的，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所说的)。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
我数年来，心中常有一个问题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个问题给信仰孔教的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知道孔子的本质是圣人，不必别人帮助他成功。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这样，我们对于一件事情，要知道他的原因，要知道他的结果。孔子的本质固然可以说是圣人，但何以孔子以前不用圣人的名来称后世所承认的几个古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又何以孔子以后再没有圣人出来?在这上面看，可见圣人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必须在孔子这个时候，就是春秋之末。
孔子以前没有圣人吗?不然，孔子以前的圣人多得很。但孔子以前的圣人不即是孔子时及孔子以后的圣人。我们可以从古书里寻出一点材料。
我们先看《诗经》。《诗经》的《大雅》、《小雅》都是西周后期的诗。《小雅·正月篇》说：“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这是说故老和占梦者都把自己看做圣人。又《十月之交篇》是骂卿士皇父的，其中说“皇父孔圣”，孔，甚也。这是说皇父自以为甚圣。又《小旻篇》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这是说国虽不定，然而做官的人也有圣的，也有不圣的。《小宛篇》说：“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这是说，齐(肃)圣的人喝了酒，还能够保持温文的样子，那种昏乱不知的人，就一天比一天的醉得利害了。在这些材料里看，圣似乎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怎样好的意思。在西周时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圣人，正和现在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聪明人一样。北京地方有一句话，叫做“您圣明”，意思是“你是明白人”，就是这个意思。
最显明的，是《大雅》中的两首诗。《抑篇》说：“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哲，知也。这是说有知识的人，告了他话，他就可以顺了德而行；没有知识的人，若告了他，他就要反说我错了。《桑柔篇》说：“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这是说圣人所看见的所说的可以烛照得很远，愚人不知祸患将临，反要狂而喜了。《抑篇》以哲人与愚人对举，《桑柔篇》又以圣人与愚人对举，可见圣人和哲人的意义相同。哲也是只有聪明的意思，并没有道德好的意思。《大雅·瞻卬篇》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那时人是不要女子有知识的，所以说聪明的男子造成了城，给聪明的女子推倒了；聪明的女子乃是恶鸟。圣哲只是本能的敏捷，不是德行的美满，说的非常明白。
再看《尚书》。《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这是说圣人没有了念虑就要变作狂人(这狂人便是“覆狂以喜”的愚人)，狂人能够动念也就变了圣人。可见圣人和狂人只是有念与无念的分别。《秦誓》说有容量的人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这是说对于有技艺的人看作自己有的一般，对于彦圣的人心里边便喜欢他。彦圣与有技并举，而且这种人是很容易碰见的，可见圣人不是“旷世而不一见”的人。《洪范》里以“貌、言、视、听、思”列为五事，而曰“思曰睿……睿作圣”。貌、言、视、听、思是个个人有的，只要把“思”用得好，就可以睿，就可以作圣。下边列“休征”、“咎征”，以“圣”列“休征”，与“蒙”的“咎征”对举。蒙，愚昧也；在它对面的当然是聪敏。
圣人只是聪明人，是极普通的称呼，为什么后来会得变做“神化无方”的不可捉摸的人呢！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我且简单的说一点。
我们读《论语》，便可捉住它的中心问题——造成君子。一部《论语》，提出君子的有七八十条，但说到圣人的不过五条。把这七八十条提出君子的话归纳起来，可以得到几条主要的观念：(一)有礼貌(恭、敬），(二)有感情(仁、惠)，(三)有理智(知、学)，(四)有做人的宗旨(义、勇)。这实在是切实的人格陶冶。但君子一名也是由别种意义变化来的。《先进篇》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照这条看，似乎孔子不赞成君子；其实这个君子便是君子一名的原始的意义。君子，是国君之子，是一国中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等同义。因为是贵族，所以君子可以与野人(平民)对举。但后来意义变了，凡是有贵族的优美的风度和德行的都可称为君子，于是这君子便成了陶冶人格的目标。凡《论语》中所载，都是向着这方面走的。
《论语》中的圣人，比了《诗》、《书》中的圣人确是改变了意义了。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夏道：“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有始有卒者，其维圣人乎！”可见他们确以圣人置于君子之上。君子既是陶冶人格的目标，而圣人又在其上，可见圣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子贡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又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在这两条上面看，可见圣在仁上，虽以尧、舜这样伟大的人物，而对于博施济众的这种圣人的事情还感受困难，可见圣人的高不可攀。
但《论语》中有一条似乎还沿着《诗》、《书》中的圣人的原义。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在这三个人的说话中，孔子是自居于君子，谦言君子不必多能。子贡说天要把他做成一个圣人，多能不过是些余事。太宰的话则以多能为圣人的标征，因为他看见孔子多能，所以疑心他是一个圣人。这三种话是三个意思，毫不连接。以多能为圣，似乎奇怪，其实也平常。试看周公，孟子是把他列为三圣之一的，但《尚书·金縢篇》，他自称“旦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论语》上又说：“周公之材之美”，可见材美的人也是可以做到圣人的。和《诗》、《书》中的话合看，可见一个人只要有知有才就具备了圣人的条件。但这是古义，我们不必再讲。
我们所要知道的，何以子贡会说“固天纵之将圣”一句话?我们知道，天是空的，所谓“天纵之将圣”，实即是“人纵之将圣”。春秋、战国间，因为交通的便利，土地的开发，社会的文化和人民的知识渐渐地高了起来。但因为邦国很多，终年征战，国内阶级又不少（《左传》昭七年，楚芋尹无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民苦痛得很。自从春秋末期以至战国末期，这三百余年之中，他们长有统一天下的要求，有刬除阶级的要求。因为要求统一，所以有禹的分画九州，有尧的协和万邦之说。因为要求平等，所以有尧、舜禅让，墨子尚贤之说。孟子要求以王政定天下，又好说“舜发于畎亩之中”等故事，即是代表这两种要求。春秋末期人民的苦痛固然没有像战国时那样利害，但仪封人已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见那时苦于天下无道，大家希望有一个杰出的人出来收拾时局。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人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蘧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门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大得志，他收的门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从孔子没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自春秋末到秦、汉，儒家之外有势力的只有一个墨家。儒家以孔子为圣人，墨家以墨子为圣人（《庄子》上说墨者“以巨子为圣人”，巨子即墨家中之首领）。
孔子被许多人推做圣人，这是他自己料想不到的。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们是很了解的。但那时的人哪能这样，他们以为孔子也是像孟子这般的。恰巧有一部儒家所传习的鲁史记《春秋》，说是孔子所作，于是就在这一部书上推求孔子的政治见解。在《论语》上，我们绝没有看见《春秋》二字。在《左传》上，我们也没有看见孔子作《春秋》的事。但《孟子》上却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后人更从他的话上阐发，于是说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就是孔子受天命，他受了命，自号素王，于是作《春秋》，变周制，自作新王。他是不肯直言的，私把这番意思告给弟子，唤作“微言”。弟子口头相传，到汉始写出，即是《公羊传》。这种话可靠不可靠，我们现在不必去讨论，我们只要知道古代的儒者对于孔子曾经有过这一种揣测罢了。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所不说的有四种：“怪、力、乱、神”。又说：“我有知乎哉，无知也。”又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在这种地方，都可见他是一个最诚实的学者，不说一句玄妙的话，他决不是一个宗教家。他自己既不能轻信宗教(“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作一个宗教的信徒，又不肯自己创立一种宗教来吸收信徒。他只是自己切实的求知识，更劝人切实的求知识。但是以君子自待的孔子固然可以持这样的态度，而以圣人待他的一般人却不能如此。他们总觉得圣人是特异的人，应当什么都知道，不能说“无知”；应当多说宇宙间的神秘现象，不能说生死和鬼神之事是不愿讲的。因此，当时对于他的传说就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前知，一方面是博物。《左传》上说鲁国的桓、僖庙灾，孔子在陈，闻鲁火，说道：“其桓、僖乎?”《国语》上说季桓子穿井获羊；骗孔子道，吾穿井而得狗；孔子答道，以我推来，是土怪羵羊。吴伐越，获大骨，去问他，他又说这是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其骨节专车。这种话都是和《论语》上的孔子绝不相同的。推其所以致此之故，实在是当时一般人对于圣人的见解本是如此。《庄子·胠箧篇》道：“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先知之术。以未卜先知为圣，可见民众对于圣人的信仰的真谛。孔子既是圣人，孔子也应当未卜先知。
这还是战国时的话呢。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出一看，真要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他们说他的头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之文。他坐如蹲龙，立如牵羊；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鲁哀公十四年，鲁人鉏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去，涕泗焉。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拿这种话和《论语》上的话一比，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孔子若不受他们的委屈，给他们作弄，孔教的一个名词是不会有的。经他们这样的造作了谣言，于是孔子便真成了黑帝之子，真成了孔教的教主。到现在，你去随便问一个乡下人，“文字是什么人造的?”“是孔夫子。”“书籍是什么人做的?”“是孔夫子。”“礼仪是什么人定的?”“也是孔夫子。”这便是孔教的势力。倘使永远从《论语》中去看孔子，民众所需要于孔子的乃一无所有，孔子决不会得到纤毫的势力。
但是，孔教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宗教。何以说没有完工?这和汉朝的经学很有关系。西汉的经学本来就是宗教：董仲舒是《春秋》大师，而他会求雨止雨。翼奉是《诗经》大师，而他会用时辰卜来客的邪正。王莽之时，假借符命以图篡位，图谶大盛。有一人名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他衣了黄衣，持匮到高庙。明天，王莽到高庙，拜受金匮神禅，下书曰：“皇天上帝隆显大佑，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诰告，属予以天下兆民。予甚祗畏，敢不钦受！”遂即真天子位，定国号曰新。哀章封为国将，美新公。因为这种事做得太多了，又太显明了，所以一般的民众有了觉悟，每每相戏道：“独无天帝除书乎?”向来这种话集中于孔子，倒很可加增人民的信仰；到这时成了日常的事情，于是大家不由得怀疑起来。恰巧这时经学方面有一个新派——古文家——起来，于是这一个派里就绝对不收进神话的材料，只顺着经书的文字释义，把经书看成了历史。经这样一干，孔教的大本营就覆灭了。宗教一面的材料没有寄顿之处，只得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有了道教，于是民众的信仰一齐流了进去，孔子就纯粹地成了士大夫们的先师了。
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