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贡献

历史上，福建刻书业曾高度发达，素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称。明清戏曲刻书，是其中的重要篇章，按地域主要可分为四个：闽北建阳、闽南漳泉厦、闽西四堡和闽中东莆田福州等戏曲刻书。其中，闽西四堡和莆田福州的戏曲刻书主要在清代，而闽北建阳戏曲刻书主要在明代中后期。对闽南来说，虽然明代也出现戏曲刻书，但时间是在明后期；而且就当时广泛流传在闽南潮州一带的《荔镜记》，其刻本最先也是在建阳刊刻的来看，闽南戏曲刻书显然要比建阳晚些。历史上，建阳戏曲刻书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也一度遭到时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学者的批评，因此其刻本并不为他们所重视和收藏，然而在当前存世的福建乃至全国戏曲刻本中，多数却是明代建阳版本。这在史料缺乏的今天，它不仅对福建，乃至中国戏曲文献的保存、研究，以及戏曲创作的推陈出新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一、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有利条件
建阳是福建省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其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一度兴盛。南宋之时，建阳就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拥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等原因，建阳刻书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但至明代中期又渐趋繁荣。在当今存世的众多建阳刻本中，宋元至明初的戏曲刻本未能发现，只有一些与戏曲相关的刻本流传，如元代建阳刊刻的《南村辍耕录》及散曲《乐府新声》等。而且在明万历年间建阳种德堂熊成治刻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和熊龙峰刻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等书中，虽出现有“元本”的字眼，但因有“原本”与“元本”之歧义，也不能断定其为“元刻本”。据陈铎先生在《建本与建安版画》中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戏曲版画遗存是元末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目前发现附有版画的元代戏曲本子，仅《西厢记》残本一种。”但因未得确证，尚存质疑。
直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出现了明确标有时间的建阳戏曲刻本，主要有詹氏进贤堂的《新刊耀目冠场攫奇风月锦囊》，建阳余氏新安堂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勾栏北曲荔镜记戏文全集》和余少江刊刻的《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等三种。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是建阳戏曲刻书最繁盛的时期。现知戏曲刻本主要有：闽建书林叶志元《新刊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书林南阳堂叶文桥《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闽建书林蔡正河爱日堂《鼎镌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书林朱仁斋与耕堂《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睢绨袍记》，余绍崖自新斋刻明无名氏撰《新刊韩朋十义记》《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余象斗双峰堂刻《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熊氏忠正堂熊龙峰刻印明代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二卷，书林熊稔寰燕石居刻印戏曲选集《秋江月》四卷，明代殷启圣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二卷，明代熊稔寰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二卷，熊氏种德堂熊成治刻《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二卷，建阳书林廷礼、刘次泉刊梓戏曲选集《玉谷调簧》五卷，建阳刘龙田忠贤堂刻《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书林刘龄甫刻《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四卷，书林萧氏师俭堂刻《鼎镌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汤海若(汤海眉)先生批评西厢记》以及《幽闺记》《琵琶记》《红拂记》《玉簪记》《绣襦记》《麒麟罽》《鹦鹉洲》《西楼记》《异梦记》《明珠记》等，闽建书林拱唐金魁刊刻戏曲选集《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六卷，书林陈含初存仁堂刊《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二卷、潭城书林王敬乔三槐堂刻《重校北西厢记》二卷、《投笔记》二卷，书林游敬泉刻《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二卷和《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

明末天启(1621-1627年)、崇祯年间(1627-1644年)，建阳戏曲刻书开始衰微，这是与当地整个刻书业的衰亡密切相联的。现知的戏曲刻本主要有：潭阳黄氏存诚堂刻《红杏记》二卷，潭邑书林岁寒友刻印元王实甫(王德信)撰《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二卷、唐代元稹撰《会真记》一卷、佚名撰《蒲东诗》一卷、《新刻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记》一卷；潭阳书林杨居寀刊《新刻宋璟鹣钗记》二卷，无名氏撰《红梨花记》二卷，高濂撰《玉簪记》二卷；刘氏忠贤堂刊刻《唾红记》；闽建书林德聚堂刻《小青娘风浪院》二卷、《小青传》一卷和题为明代冯小青撰的《小青焚余》一卷；书林四梓馆绣梓《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四卷。
到了清代，建阳刻书已接近尾声，虽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而戏曲刻书已很少了。当前可知的戏曲刻本只有一种，即清顺治间(1644-1661年)古潭广平堂刊《昆弋雅调》四卷，全题为《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
建阳刻书肇始于五代，兴盛于宋代，经历元代的继续发展与沧桑，至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高度繁荣，明末清初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建阳刻书历史源远流长，而戏曲刻书主要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这与其发展的社会背景是有一定联系的。
首先，与明代中后期戏曲的发展繁荣有关。明代初期，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在文化思想上实行残酷的控制，对戏曲的政策尤为严厉，这对戏曲的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损害，在戏曲刻书上也是不利的。明嘉靖以来，随着东南沿海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和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传统精神的出现，中国社会内部出现较大变革，戏曲上，不仅民间戏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文人的戏曲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爱好和加入戏曲创作或批评队伍，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到了万历年间，戏曲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各地声腔剧种众声竞奏，不仅“四大声腔”之海盐、弋阳、余姚、昆山腔在继续发展变化，而且还在演变中产生了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等许多新的声腔。二是各地演剧盛况空前，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理论批评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国戏曲发展到此出现了高潮。随着各地声腔的发展，浙江、江西、福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戏曲发达的三大中心，而建阳地处三省要冲的枢纽地带，因其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社会经济，也成为外来声腔传播入闽的中心站。从现存的建阳戏曲刻本，其刊刻的多为当时南北各地流行的时尚声腔，如《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等，便可见一斑。
其次，是市民阶层对戏曲刻本需求的增长。众所周知，民间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戏曲刻本的大量刊刻是不可能的。宋元时期，我国戏曲已有很大的发展，民间书坊也出现了刻书的繁荣，但一般以刊刻日用书和应试书为主，而戏曲刻本至今未能发现，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商业经济的发达和戏曲的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戏曲作家与批评家，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戏曲作品，市民阶层对戏曲的欣赏能力及阅读需求也大为提高。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对戏曲的阅读需求，一些书坊主强烈意识到刊刻戏曲的有利可图。他们除了刊印应试用的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医书等日常用书外，戏曲也成为其刊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商业利润驱使下的行为。
而从明代中叶社会考察，没有良好的购买市场，大量的戏曲刊刻就不可能出现。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以一、六日集……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可见，来此购书的应该是来自省内外的各地客商，有的甚至运到海外出售。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各地观众对戏曲刻本的需求。
其三，是建阳刻书的优越条件。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当时建阳具有资源与交通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交通便利，为建阳刻书的运销提供方便。建阳地处被称为“闽北走廊”三大通道的交通枢纽，扼闽北水路之要冲。建阳北上，有三条路线，即杉关路、分水关路和仙霞岭路，它们是通往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建本”销往省外的主要途径。建阳城南濯锦桥下，西溪东流，北溪南下，合称双溪，有舟楫之利。杉关、分水关两条路，也在建阳衔接。麻沙刻本，像其它闽产，多由分水关路远销外地。二是资源丰富，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的兴盛与闽北丰富的林木资源有关。闽北顺昌、建阳等地是福建重要林区，有大片的木材和竹林，与建阳毗邻的顺昌又是产纸之地，竹木茂盛，造纸业发达，明代“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指的就是顺昌的造纸业。建阳刻书不仅印刷用的纸张等原料相当丰富，价格低廉；而且麻沙、崇化等地生长的梨木、枣木等适用刻书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为建阳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社会人文条件看，建阳刻书历史悠久，明代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民间书坊及刻书世家。据《福建省志·出版志》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建阳人口超过3万，居民多数“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刻书作坊超过百家，共有流传至今的刻本达497种，并且出现了专卖书籍的书店、书市，约60多个。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说：“自嘉靖二十四年至明末，建本小说、杂书更如夏夜繁星，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正德年间建阳县令戚雄巡游崇化时，写诗赞叹：“咫尺书林应万户，依空文焰欲腾腾。”著名的书坊有余氏勤有堂、余氏三台馆、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杨氏清江书堂、黄氏三八郎书铺、叶氏广勤堂、熊氏忠正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刘氏乔山堂等。这些书坊大都有百年以上的刻书历史。而余氏书坊的历史长达600多年，这是中外出版史上极为罕见的刻书世家。同时，各书坊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刻书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余、刘、肖、熊、叶、陈、黄等约130余家，可谓枚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这些书坊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而且有着较高的信誉。它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编辑、写工、刻工、画工和印工等一套刻书的人才队伍。如此丰富的人文资源，无疑为建阳戏曲刻书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
最后，明政府对刻书的审查制度相对宽松，为民间坊刻图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元明清统治者对小说、戏曲的禁令虽然始终没有间断过，但在明代中后期，对戏曲的控制出现了相对的松弛。据统计，明代刻书之盛前所未有，其刻书不下2万种，而当代著述过半数，这与刻书管理的相对松弛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对民间刻书管理的放松，无疑对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作品的刊刻也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建阳戏曲刻书也因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二、明代建阳戏曲刻书的地域特色
明代建阳并非福建戏曲发展的中心，然而其戏曲刻书曾经一度繁荣，成为福建现知最早、最重要的戏曲刻书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有名的戏曲刻书地之一。建阳戏曲刻书，与其它地区相对而言，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又显示出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集中的民间坊刻
福建民间戏曲刻书，按照刻书的主体和出资的情况看，主要有私人家刻、寺庙刻和书坊刻三种。而建阳戏曲刻书，呈现为高度集中的坊刻。
坊刻，即民间书坊刻书。古代书坊，以赢利为目的，是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的书店，也是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场所。民间坊刻始终是福建也是建阳刻书业的“中坚”。自宋迄明，麻沙与崇化一直是建阳坊刻的荟萃之地，市屋数百椽，皆为书坊，号为“图书之府”。这些书坊一般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拥有自己的编辑、写工、刻工、画工和印工。元末明初，由于兵火的摧毁，麻沙书坊遭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建阳坊刻更集中于崇化一地。《八闽通志》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建阳刻工中，许多人以刀为锄，以版为田，赖此谋生。“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就是建刻本中的“江湖本”、青阳腔本、弋阳腔本、绍兴本、衢州本等文本的选家，既不是驰誉文坛的名士，也罕与官场接触，而是一批厕身民间，不见经传的平民戏剧家。从而使其坊刻戏曲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

(二)刊刻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从建阳戏曲刻书的内容看，其刻本的选材相当广泛，除了丰富多样的各声腔剧种剧目外，还有众多非剧目的部分。其中的剧目来自当时各地舞台上盛行的演出“戏式”，包括南戏、杂剧、传奇、地方戏以及折子戏等，有本地，也有外地盛演的。所选的剧目有全本的，更有大量的散出，尤以青阳腔、弋阳腔、徽池雅调、昆腔、泉腔等各种时尚新调戏文居多。除了选取当时流行的剧目外，还有非剧目的部分，多取自当时各地流行的散曲、民间歌谣、杂曲、时尚小调、笑话、小说等，内容丰富多样。它们一般编刻在分栏刻本的中栏或上栏，而以中栏居多。因此从选材内容看，其合刊本多数是当时南北方广为流行的南戏、传奇、杂剧，以及折子戏与杂曲等兼收的摘汇选刻本。
刊刻形式多种多样，有全本的，也有散出的；有单行本的，也有合刊本的。单行本多数为名家评点本，主要有李贽的、陈继儒的、汤显祖的等。就单行本来说，可分为南戏单行本、杂剧单行本、传奇单行本及地方戏单行本几种。南戏单行本，如《琵琶记》《拜月亭》等；杂剧单行本，如《西厢记》；传奇单行本，有《玉合记》《玉杵记》《丹桂记》《异梦记》《丹青记》《红拂记》等10多种；地方戏单行本，如《荔镜记》《荔枝记》等。其中，以传奇的单行本最多，而北杂剧《西厢记》的单行本，建阳刊刻的也有10多种。而合刊本，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全本戏与散出合刊的，如《风月锦囊》；散出合刊的，如《八能奏锦》《词林一枝》《玉谷调簧》《秋江月》《昆弋雅调》；乃至传奇与小说合刊本，如《万锦情林》等几种。其中数量最多的要数戏文散出选本。

(三)善于改革创新
建刻戏曲不仅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还善于改革，大胆创新。刊刻内容上，建阳戏曲刻书家们别出心裁，在单行本中，率先把剧目正文、注疏、音义、插图、评点内容等汇刻成一书；在各种选本中，又把各地流行的散曲、民间歌谣、杂曲、时尚小调、笑话、小说等与剧目合刊在一起，既使刻本内容丰富多彩，又大大增强了图书的通俗性和趣味性。版式上，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建阳戏曲刻书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特别是在插图、版面分栏和书名等方面。插图上，建阳戏曲刻本几乎“无书不图”，图文并茂。如建阳刻印的《西厢记》有10多种，均配有精美的版画插图。值得称道的是刘龙田于万历年间所刊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一书，郑振铎在评价《西厢记》插图曾说过：“隆庆及万历之初，刘龙田刊《西厢记》，其插图，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革命。”版面上，原来一般是上下两栏式的。到了万历年间，建阳书林熊稔寰在刻《秋夜月》时，在两节版的中间再加上一道栏线，就成为三节版，他以上下两栏选录传奇、戏曲，中栏载散曲和民间歌谣，可称得上别具一格。以后建阳戏曲刻本多出现三栏式的版式，上下栏收入戏文，中栏收入时兴小曲等，中栏所占版面的比例较小。三栏版式的普遍运用，成为明代建阳戏曲刻本版面设计富有特色的地方。书名上，纷纷以“新鼎”、“鼎镌”、“新锓”、“新锲”、“新刊”、“新刻”、“新选”、“全像”、“绣像”、“出相”、“补相”为招揽，花样百出。

(四)刻本数量多、价格低，但不乏善本
明代建阳作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民间书坊相当兴盛。刊刻的版本，以数量多、出书快；价格低廉；经济、技术实力雄厚；讲求信誉等取胜，远销海内外各地，深受时人欢迎。建阳的崇化、麻沙也因此成了全国购书的中心。朱维干在《福建史稿·麻沙书话》中说：“江南最精，价格最昂。福建刻本最多，价格最廉。建本十，比浙本七还便宜。浙本七，比江南的五本还便宜。换一句话说，在江南买一本书所费的钱，在福建可以买两本了。”由于资源丰富、雄厚的经济、技术力量等，建阳刻书不仅速度快，而且能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适时推出新书，“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建本书之所以能常盛不衰，靠的正是数量多而价低廉，速成速售。这对建刻戏曲同样适用。
历来论建本图书，贬多于褒，包括对戏曲刻本。明大学问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就说：“余所见当今刻书，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最寡，闽本最下。”谢肇淛亦言：“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版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记，非以传世也。”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伪托、偷工减料、翻刻、校正不精、错讹等现象在许多地区的刻书中都时有发生。这在建阳戏曲刻书中也是难免的。然而，从建阳戏曲刻书的实际情况看，众多的刻本中着实不乏精品之作。
现知建阳刊刻戏曲的书坊有20多个，刊刻戏曲30多种，充分说明了明代建阳戏曲坊刻蓬勃发展的盛况。其中，署名的戏曲刻书家有20多个。熟练的刻工能自画自刻、以刀代笔。较著名的有刘素明、萧腾鸿、刘龙田、刘次泉等人。比如刘素明，他是建阳书林中刻工的佼佼者，画刻皆能，讲究刀法，且传世的版画作品最多，许多刻本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如万历、天启间，曾刻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以及《丹桂记》《六合同春》等。又如建阳著名戏曲刻书家萧腾鸿，他是肖氏家族中的一位刻工，既能编校戏曲刻本，又能刊刻，可谓多面手的人才，其师俭堂一家刊刻戏曲便达15种之多，如《绣襦记》《异梦记》《西楼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等。此外，建阳刘次泉刊梓的戏曲选集《玉谷调簧》，龚国光在《江西戏曲文化史》中也对它多加称赞，认为：“《玉谷调簧》曲文卷首多插有全相绣刻，刊刻精良。”
可见，建阳戏曲刻本虽有较多的缺点，但其中也有不少名家善本，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许多建阳刻本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对外合作交流频繁
由于建阳刻书业的发达，其聘请的编校者来自全国各地，这在戏曲刻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现存建阳戏曲刻本中，多数刊刻地在建阳，而编校者却为外地人，有河北的、江西的、浙江的、南京的，等等，其中以江西人编辑的最多。如汝州黄文华辑《词林一枝》《八能奏锦》和《乐府玉树英》三种；豫章刘君锡辑《乐府菁华》；临川汤显祖辑《万锦娇丽》；饶安殷启圣辑《尧天乐》；吉州景居士辑《玉谷新簧》等，都出自江西人编辑。其中“汝州”、“临川”、“豫章”、“吉州”、“汝水”、“饶安”皆属于江西境内，选辑者为江西人。据龚国光先生考证认为，《乐府万象新》的编辑者安成阮祥宇也是江西人，而且形态较为古朴且接近锦本的《新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也可能出自江西的选本。戴不凡先生在其《小说见闻录》提出：“明代戏曲小说恒多赣东人撰编，而刊行者就近之闽北建阳。”总之，建阳刊刻的戏曲刻本，江西人编辑的作品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个两方面：一是明代江西戏曲相当发达，弋阳腔、青阳腔等十分盛行，故流行在江西的剧目，多由江西人选编；二是江西距离建阳很近，明代中后期是建阳戏曲刻书的繁盛期，由于建阳刻书条件的优越性，技术雄厚，成本低，因此江西人编校的许多戏曲作品在建阳刊刻。
建阳书坊刊刻戏曲，不仅多与外界编校者合作，而且与外地刻工开展的交流也相当广泛。其中著名的有肖腾鸿、叶志元和杨居寀等人，而以肖腾鸿的贡献尤为巨大。他刊刻的戏曲《鼎镌玉簪记》，除了自己参与绘图外，还邀请了刘素明、徽州蔡元勋、杭州赵璧等名家；在《幽闺记》刻本中，他又邀刘松年、蔡元勋与刘素明联手。这样外地刻家也多有参与建阳的戏曲刻书。如明万历新安人蔡元勋，号冲寰，他是明代中晚期以来建安版画艺术的杰出人物之一。工画，亦善镌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工艺家。他曾自绘自刻过徐肃颖的《丹桂记》两卷，也曾参与陈继儒的《六合同春》的刊刻工作，如《红拂记》书中的10幅版画插图，便署名为“蔡元勋绘镌”。叶志元的《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四卷，其中版画署名的“陈聘洲、陈腾云”，两位都是金陵最著名的刻工。杨居寀刻本《红梨花记》的书内插图，合页连式，即两个半页合为一页，风格如徽派版画的工丽精致，也是明代后期建安版画与外地版画技艺互相吸收和借鉴的产物。由于建阳书坊与外地刻书家的广泛交流，使明代中后期建阳戏曲刻本逐渐失去了原来镌刻质朴的风格，而趋向金陵、徽州等地工雅秀丽精美的特点，风采迥异。尤其是插图版画方面。这是造成后人把一些建阳戏曲刻本误认为金陵或徽州刻本的重要原因。
三、明代建阳戏曲刻书的贡献
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刻本数量众多、流传广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不仅促进了各地戏曲的发展与交流，而且对当代戏曲及相关文献的保存与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对福建版画艺术的发展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各地戏曲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建本图书出现后，数百年称雄于书市，对文化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本图书也因此成为闽北历史上最具世界性影响的文化现象之一。历史上，建阳刊印的戏曲刻本虽略少于金陵、苏州，但多于杭州、四川、歙县等。建阳戏曲刻本的大量刊刻，对于促进福建乃至全国戏曲文化的发展与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风月锦囊》的内容看，共收录《蔡伯喈》《荆钗记》《刘知远》《拜月记》《江天暮雪》《窦滔》《姜诗》《林招得》《吕蒙正》等戏文多达39种。这些宋元南戏、明代传奇至今还保存在莆仙戏、梨园戏、四平戏里。明嘉靖四十五年建阳刊刻的《荔镜记》，此前有《荔枝记》，后有《陈三五娘》等多种版本，便是福建泉州梨园戏的剧目，所叙陈三五娘故事在闽粤台地区流行相当广泛。福建的莆仙戏、高甲戏、芗剧，广东的潮剧等剧种也都有该题材剧目，只是情节有所不同。明代中后期建阳戏曲刻书的繁盛期，时间大约在万历至崇祯年间，这一时期的弋阳腔、青阳腔十分盛行，对于徽池雅调、青阳腔和弋阳腔等的剧目，由江西人选编的戏文，多是流行在江西的剧目，但其刊刻地也有在建阳的。据《江西戏曲文化史》介绍，部分刻本是闽赣文人和书商合作的成果。因此赣人选编的戏文必然有不少是来自于江西的流行戏文。从地方音韵看出，《江西戏曲文化史》提到的青阳腔选集有8种，选编者均为江西人，在《中国戏曲志·江西卷》《江西戏曲文化史》中均有提到，这些刻本系外地人委托建阳书坊刊刻的戏曲作品。这对当时戏曲声腔在各地的流传，无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又如建阳刊刻的《西厢记》版本就有10多种，其中肖腾鸿师俭堂刊刻的便有3种。此外，还有日新堂刊本、刘龙田刊本、熊龙峰忠正堂刊本、王敬乔三槐堂刊本、潭邑书林岁寒友刊本、潭阳太华刘应袭梓本、书林游敬泉刊本等。这众多的版本无疑都在省内外广为流传。

(二)保存了众多戏曲及相关文献资料
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其刊刻的剧目主要是当时戏曲舞台上盛演的脚本或名家评点本。刊刻的内容面向广大民众，取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图文并茂，通俗且富有趣味性。既适合案头阅读和审美欣赏，又具有观剧参照和舞台提示作用。加上价格低廉，又不乏名家精刻本，从而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较强的商业流通价值。虽然有些是伪托或翻刻的，但仍然成为畅销货。因此其刻本流传相当广泛，这是其它戏曲刻书地所无法攀比的。建阳戏曲刻本不仅在省内外倾销，更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些流传到海外，其踪迹遍及日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丹麦、英国、美国等地，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特别是日本，现存建阳戏曲刻本较多。据专家考察，中国古籍东传日本，主要通过商业渠道。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日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时，我国已进入明万历时期，建阳刻本的内容以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为主，因此流传到日本的汉籍也以这些图书为主。其中建阳的戏曲刻本，如《西厢记》《荔镜记》《万锦情林》等也在这一时期传到日本。由于“建本”流传于民间中下层，过去不为收藏家看重，因而现存的很少，反倒在日本等国有不少收藏。据统计，在流传海外的一些建阳戏曲刻本中，至今得以保存的主要有：
西班牙圣劳宁佐图书馆藏明代詹氏进贤堂本《风月锦囊》；奥地利维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叶文桥南阳堂刻本《荔枝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明代余绍崖自新斋刻本《新刊韩朋十义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明代嘉靖四十五年余氏新安堂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勾栏北曲荔镜记戏文全集》；日本遵经阁文库藏明代程万里选、朱鼎臣辑的《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六卷；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余绍崖绣梓的《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残本；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代闽建书林叶志元刊刻的《新刊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四卷；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代闽建书林蔡正河爱日堂刊梓的《鼎镌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残本6卷；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余象斗双峰堂刊刻的《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藏明代书林朱仁斋与耕堂刊刻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四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代云间眉公陈继儒批评、柘浦敷庄徐肃颖删润、富沙儆韦萧鸣盛校阅的明传奇刊本《玉杵记》；丹麦皇家图书馆藏明代书林刘龄甫刊刻的《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四卷。
而收藏在省外一些图书馆的现存建阳戏曲刻本，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高明撰、魏仲雪评点本《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藏首都图书馆；元王实甫撰，熊氏种德堂熊成治刻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二卷，藏上海图书馆；书林陈含初存仁堂，万历间与詹林我合刊《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二卷，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潭邑书林岁寒友，崇祯年间刻印元王实甫(王德信)撰《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二卷，藏国家图书馆。
在这些得以保存的明代建阳戏曲刻本中，不仅有丰富的剧目资料，还有其它非剧目的内容，包括戏曲批点、散曲、小说、诗词、谚语、方言、戏曲版画等，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戏曲，俗文学以及戏曲版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据有些专家考察，在明代中后期的建阳戏曲刻本中保留下来的剧目，大约有320种左右，如《风月锦囊》中保存的众多剧目，至今还在莆仙戏、梨园戏、四平戏中流传。

(三)对福建版画发展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从刻书技术上说，全国三大刻书中心，都有自己的风格。所谓蜀本、浙本和建本。蜀本的特点是字体多近颜体，笔画朴厚肥劲，结构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版框左右双栏；纸张洁白。浙本的特点是多用欧体，字体结构长方形，笔画秀丽挺拔；版心多是白口，版框宽大，左右双栏；多用麻纸。而建本的特点是：字体多近柳体，结构方正，笔画严谨挺秀；版心多用黑口(早期细，后期粗)，便于折叠；多用黄麻纸。
建本图书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是无书不图，其中的插图版画在画史上被称为“建安版画”。建安画派自成独特风格，在诸画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早期版画上图下文，图文相辅，风格朴实，这种形式在南宋时已非常流行，被认为是建安版画的特征。明代是我国版画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特别是到了嘉、隆以后的万历，更是把版画推向到高潮，成为版画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版画艺术的发展，戏曲刻本的插图水平也大为提高，整体上呈现出风格多样化的特点。
明代建安版画以建阳为代表，主要指的是戏曲、小说刻本中的插图。而插图也是建阳戏曲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自然对版画的发展是十分有助的。尤其是建阳的戏曲刻本，由于刻书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不断改革创新，使其版画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并通过与各地书坊之间的交流，对后来居上的徽州、金陵画派的工丽精致的艺术长处进行吸收和借鉴，在版面设计上图文并茂，开拓创新，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突破早期建安版画的朴实风格，形成了秀婉而有浑朴的风格，对福建版画的发展以及后世的书籍装帧、设计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罗金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