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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论述|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综合性论述|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时间:2021-01-04 12:37:56 来源:光影掬塵 作者:劉夢芙

综合性论述|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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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民间与学术界兴起的“国学热”持续至今,蓬勃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国学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沃土,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和诗文辞赋之学,简称“经史子集”,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和当代的续修四库全书,集国学著述之大成。诗词属于集部,按现代学科分类则属于文学,其性质与传统的集部重合但内涵有所新变,此不细辨。无论是国学还是专指古典文学,诗词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和汉以下历代诗与词乃至曲,在国学中的文学殿堂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辉,具有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和艺术之美于一体的恒久价值。
诗词中藴涵着与群经子史、古文辞赋交光互摄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忧国忧民、天下为公、热爱和平、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中央倡导“以人为本”、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其思想精髓来自于儒家学说,在传统诗词中多有显示。而诗词在形式方面最为精粹,最能表现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经过历代诗人文士的加工创造,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结合赋比兴、用典隶事等写作方法和修辞手段,使意藴深厚,风格高雅。在诗体发展方面,从古体诗到近代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有长有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这是由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多元统一的特质所决定的,与西方二元对抗式分裂思维迥然不同。诗词虽是精英文化,表达以文言为主,但不断吸收提炼民间俗语,并同化外来词汇(佛教语言及近代西方经汉译的语言),在前有的基础上开拓新境。历代诗词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气息和风采,但上古就有的人文精神则世世承传,发扬光大。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不变者为民族最核心的思想品格、气质情操;变者为艺术体式和风格流派的增多,是诗词生生不息、美富日新的发展规律。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东西列强接踵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民国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仍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知识界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者受西方学说影响,将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归罪于儒家文化,进行片面、激烈的抨击,诗词亦受株连,被讥为“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要彻底废除。于是欧化体新诗风靡一时,语言全用白话,形式上摈弃声韵格律,断絶承传关系;激进者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文革”时达到高潮,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更为严厉的批判,蔑古意识充溢于全社会。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对古典诗词视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年代截止于“五四”前的清末;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祇谈语体文和新诗,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成为狭隘单调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不断产生的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
但是古代诗词典籍未曾消亡,鼓吹“汉字拉丁化”也以失败而告终,有真善美价值的诗词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任何强暴的势力都无法将其摧毁,诗词文化必然会被有识之士继承。“五四”后的民国期间,新诗未能一统天下,诗词依然流行于高等学府以及社会各界,涌现出一批接一批的诗人词家,尤其是抗战前后大量爱国诗词的创作,持续不断地达到高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诗词处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寂期,但沉寂不等于死亡,许多被贬斥、流放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仍在默默地写作,祇是不能发表而已。拨乱反正后思想逐渐解放,诗词复苏早于“国学热”十多年,从京城到各省市,纷纷成立诗词社团,频频举办研讨会、吟诵会与大赛,诸多刊物公开发行,各种现当代诗词选本、别集争相出版,内部印行的书刊更是沉沉伙颐。据有关数据统计,海内各地诗词组织已多达千余家,诗词报刊千余种,作者在百万以上,作品数量之宏富远越前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出现各种诗词网站,作者多为中青年,意境新美的篇章凭借高科技手段传播交流,无远弗届,开辟出极为广阔的天地。
通过以上史实之简述,足见诗词经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已恢复活力并继续壮大,成为当今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诗词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先声,也是“国学热”的群众基础,凡是诗词作者和爱好者,很少有人不支持国学,祇是知识程度的高低不齐而已。当今的国学研究,无论是经史诸子、集部诗文,还是佛典道藏,基本上都限于古代文献,停留在学术圈子之内,艰深的论文和专著难以与大众交流;而宣传国学的媒体如电视节目之类,有的流于炒作,庸俗肤浅。惟独诗词这种古老高雅的文学形式,为知识精英和民间广大作者群体共同热爱,直接付诸吟咏,见于写作,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体式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取代的。纵然目前诗词写作水平普遍偏低,不足以与前贤媲美,但祇要不断加强学习,终会提高。关注和研究现当代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数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与其它文化教育、科学教育可以并行不悖。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传统诗词的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
[二]
以下重点介绍安徽省近百年来诗词发展状况,与全国诗坛互为观照。
安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尤其是清代两百几十年间,以桐城为中心的皖西地区和以徽州为中心的皖南各县,人才辈出,灿若繁星,在散文、诗歌创作与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学研究诸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有全国性影响。在近现代传统诗坛,安徽作者纷纷崛起,留下绚烂丰厚的篇章。诗词家的籍贯可分两类:一为皖地出生、多有客居在外者;一为外省人久居安徽者。其职业、身份,主要为文化、教育界和政界人士。兹举其声名颇广者,按时代先后叙述。
(1)近代(清末至民国期间)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谦,号睫闇,霍邱人。光绪十二年(1866)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广东省陆丰、番禺、南海知县。因受两广总督岑春煊诬陷,被撤职遣戍新疆。民国期间,曾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政务厅长。着有《睫闇诗钞》、《河海昆仑録》。姚永概评其诗云:“伯谦于古大家诗无所不学,至其得力于杜、苏为多,吴船、岭云两集,才气已为极盛,至西征以后,光气发现尤可喜可愕,足追并古人。”(《睫闇诗钞序》)张隽称其诗“高则近太白,大则近少陵”(《睫闇诗钞序》)。
陈诗(1864—1943),字子言,号鹤柴,庐江人。诸生。1900年后居上海,与当时名流陈三立、范当世、朱祖谋、文廷式、沈曾植、陈衍、吴昌硕、俞明震、夏敬观、冒广生等人交往,讲论诗学。生平无他嗜好,唯耽诗,“屏絶世务,冥心孤往,一意苦吟”(陈衍《石遗室诗话》)。着有《尊瓠室诗》、《尊瓠室诗话》,在民国间颇有影响。现代学者汪辟疆、钱仲联均列其名于各自所著《诗坛点将録》。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中年改字宾虹,原籍歙县。南社社员,民国间历任上海、北平各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黄氏以画家驰名中外,诗亦高妙,有《宾虹诗钞》、《宾虹游草》、《黄宾虹诗》等。陈声聪称其诗“精警密栗,雅近萚石(按指清诗人钱载),画中人不多觏也”(《兼于阁诗话》)。
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庐江人。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现代名人章士钊之岳父。以文章气节闻于世,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称“清末四公子”。工诗文,善书法,着有《北山楼集》。陈诗评云:“先生为诗,于唐学韦苏州、柳子厚,于宋学王荆公”(《北山楼诗续跋》)。宋恕评云:“五言古体,多似陶、韦”,“五言律体,多似少陵”,“七言律体,直逼江西诸祖”(《北山楼集跋》)。
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别署疑庵,歙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入民国后,历任安徽都督府高级参谋、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肃渭州道尹等职。有疑庵诗,成就甚高,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録称为“风骨高秀,意境老澹,皖中高手”;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谓为“近代皖省之奇杰”,《近百年诗坛点将録》点为“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吴闿生(1878—1949),字辟疆,号北江,桐城人。诸生,官候选知府,曾赴日留学。于京师讲学十余年,弟子遍海内。吴氏继承桐城派古文,为诗取法杜甫、韩愈、苏轼,五七言古体雄奇典奥,造诣颇深,有《北江先生诗集》五卷。
吕碧城(1883—1943),字圣因,女,旌德人。以家学渊源,姊妹四人并工文艺,碧城尤才情卓絶。青年时代同情政体改革,力主女子独立,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为南社社员。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术,1926年至三十年代间漫游欧美,卜居瑞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归香港,病殁,著有《吕碧城集》。碧城为近代奇女子,特立独行,终身不嫁,以词笔驰誉清末至民国间词坛四十余年,创作丰硕,开拓出广阔新美的艺术境界。现代名家樊增祥、易顺鼎、冒鹤亭、潘伯鹰、沈轶刘、龙榆生等对其词评价极高,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録称为“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填词之外,诗亦清婉俊丽。以上诸家,均载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梁淑安主编,1997年中华书局版)。
(2)现代与当代(民国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后)成名于民国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皖籍诗词家甚多,因时代距今较近,世人多所熟知,这里祇分别作简略介绍。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晚号陟园老人,桐城人。清末秀才,后肄业于敬敷书院。1904年赴日本东京攻读速成师范科,归国后于芜湖主持公立速成师范学校,与陈独秀合办安徽俗话报。曾任安徽省长公署秘书,后任芜湖道尹,1923年辞职回乡,全力创办浮山小学、浮山中学。建国后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安徽省首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常委、副主席。有《浮渡山房诗存》,寄情深挚,诗风典雅。房氏毕生尽瘁于乡邦教育,诗未用全力,存稿不多,但诗品纯正,后人足以取法。
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1879—1942)与胡适(1891—1962),前者为皖西怀宁人,后者为皖南绩溪人,恰恰是安徽两大文化地区中诞生的杰出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五四”期间陈、胡并肩作战,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与旧文化,主张废除文言文与传统诗,却又大写其旧体诗词。陈独秀的诗作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内容,风格慷慨沉雄,极具震撼力;胡适以旧格律运新思想,诗词清畅如话,后人尊为现代词坛“解放派首领”(施议对《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社),影响深远。
著名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1895—1967),潜山县人,诗词有剪愁集,存作品六百余首,揭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抒写抗战时期知识人士的爱国情怀,凄婉兼能悲壮。
政界名流如朱藴山(1887—1981),六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有《朱藴山纪事诗词选》,以工稳深厚的笔力,纪録几十年的革命征程,堪为诗史。又如赵朴初(1907—2000),太湖人,生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著《滴水集》、《片石集》,诗词曲三体兼工,反映新中国建立后政坛大事的作品,境界全新,其散曲某公三哭与诗词多首传诵一时。
书法大家林散之(1898—1989),和县人。嗜诗七十余年,成诗三千多首,结集为《江上诗存》四十六卷,兼融唐宋,法古创新,诗风苍秀老辣,为现当代诗坛巨匠,成就实出书法之上(自称“以七分精力用于写诗,功夫最深,两分用于写字,画乃书法余事。”见《林散之序跋文集》)。世人唯重其书法而不知其诗,非林氏所愿。其文集中论作诗体验,多有卓见。
高等学府与科研机关中名家更多。如方东美(1899—1977),桐城人,学贯中西,一代大哲,民国期间任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居台湾,任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有《坚白精舍诗集》,所作意境广袤而深邃,时时融入哲理思维,为诗坛另辟一重天地。寓台的皖籍人士,蜚声于文化、学术界者,诸如台静农、汪中、苏雪林(女)、张雪茵(女)等人,诗词创作成就皆颇高。
潘伯鹰(1904—1966),怀宁人。少年时期从桐城吴闿生受诗古文辞,青年时期毕业于交通大学。二十年代末曾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抗战期间寓居重庆。五十年代任同济大学及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书法篆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潘氏集诗人、学者、小说家、散文家、书法家于一身,有《玄隐庐诗》及小说、学术著作多种,诗成就极高,海外名家潘受称为“思深、意远、境高、语妙”,“役万卷,狎千秋,会通天人,咳唾名理”,堪称近百年传统诗坛第一流大家。
洪传经(1906—1972),字敦六,怀宁人。十八岁入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留学英、法,在法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安徽、湖南、成都、兰州各大学教授。1955年从兰州大学辞职南返,卜居杭州,“文革”后期病卒。有《敦六诗存》及经济学、文学、儒学著作多种。诗风清雅而晓畅,真切反映动乱时代,遗稿由弟子周明道保存。
宛敏灏(1906—1995),庐江人,生前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专力于词学研究垂七十年,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同为现当代词坛元老,有《晚晴轩诗词》,明丽清新,自成标格。常任侠(1904—1996),颍上人,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平艺专、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佛教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述三十余种,遍涉文学、史学、佛学、美学、艺术及外文译述。诗词有《红百合诗集》,存作品千余首,内容宏博,文采高华,足称大家。吴则虞(1913—1981),亦颍上人,生前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校勘《清真集》、《山中白云词》、《花外集》,考辨功深,为现代词学奠基之功臣。有《曼榆馆词》数百阕,典丽沉郁,在百年词坛高张一帜。荒芜(1916—1995),原名李乃仁,凤台人,历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有《纸壁斋集》、《纸壁斋续集》,揭露“文革”,讽刺时弊,笔锋犀利,风格独特,诗评家称其与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李汝伦等人同为当代“杂文诗派”的开创者。吴孟复(1919—1995),庐江人,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法学学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省教育学院教授,为考据专家。有《吴山萝诗》,典雅精工,是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而一之的典型。著名美学大师、文学理论家朱光潜(1897—1986),桐城人,虽不以诗词创作闻世,但其《诗论》一书,将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欧诗歌互为观照,剖析艺术,精湛入微,在创建现代诗学体系方面贡献卓越,该书成为二十世纪论诗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外已故的知名学者兼诗人,如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前馆长光明甫、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张涤华,另如书法家葛介屏、省政界领导人张恺帆,其旧体诗创作都有很深的造诣。
籍贯在外省而久居合肥,以诗词擅长者,如丁宁(1902—1978),女,扬州人,生前任省图书馆馆员,省政协委员。三十年代即受词学大家夏承焘、龙榆生知赏,驰名江浙。所著《还轩词》写身世之感,融入家国之悲,风格凄美,境界极高,词论家称她与另一位女词人沈祖棻为现代词坛的双子星座,是继吕碧城之后的又一巾帼奇才。冒效鲁(1909—1988),江苏如皋人,近代名家冒广生之子,民国间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建国后任安徽大学外语系教授。有《冒叔子诗存》,诗风沉博幽邃,为清末“同光体”诗的继承发展者。曹大铁(1917—?),江苏常熟人,为土木工程专家,在合肥工作数十年。兼工诗词书画,有《梓人韵语》,存诗词一千数百首,多有长篇纪史之作,雄奇伟丽。客籍居皖的诗词家,以其丰美的创作成果,为安徽诗坛增光添彩。
安徽省内各市县尚有许多创作成就颇高的诗词家,亦为隅举。如刘凤梧(1894—1974),号蕉窗老人。岳西人(昔属太湖),民国间任省教育厅视导,五十年代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蕉雨轩诗》、《緑波词》、《劫灰集》,存诗词四千三百余首,造诣精深,广受当代名家赞誉。汪石青(1900—1926),黟县人,英年早逝,诗词曲色色精美,有《汪石青集》,在台北出版。汪岳尊(1905—1998),全椒人,为著名中医,与林散之为老友。有《石庐诗存》,诗清奇苍朴。张溶川(1915—2005),定远人,退休教师,有《溶川诗选》、《溶川诗续集》,存诗一千数百首,才力富健。汪稚青(1919—?),黟县人,汪石青之子,退休教师,有《皖霞韵语》。陈葆经(1919—?),字丽子,全椒人,省文史馆员,有《三余轩吟草》,词作尤工。另如巢湖洪漱崖、宿松女诗人王松霞、安庆女诗人葛冰如,都已逝世,作品皆非凡响。民间声名未显的诗家更不可胜数,有待研究者进行广泛深人的发掘,搜集、遴选其精品,编纂出版,以广流传。
上述三十多位诗词家,皆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叶,除少数人健在外,絶大部分已作古。他们在民国期间已驰骋才华,或初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吟咏,部分高龄诗人到八十至九十年代创作力依然旺盛,如张溶川、汪稚青、陈葆经、汪中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未辍诗笔。
民国期间战乱频繁,诗人大多流离奔走,生活艰辛。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几个大都市都有过短期的诗社、词社,但在规模声势方面,无法与八十年代后的各省、市诗词社团相比。诗人多是单兵作战,劳者自歌,不标宗派,不立门户,交往酬唱,限于师友之间,作品不求发表,藏于囊箧,至晚年方结集印行。有人更无意存稿,随作随弃;或贫困无力付梓,以致诗集残毁失传。而以上开列者,仅仅是笔者读其诗、知其名者,见闻所限,挂一漏万,大量在当时颇有声名的诗人及其作品,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无从得知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与全国诗词复苏的形势密切呼应,安徽的诗词群众团体也纷纷兴起。就会址在合肥的而言,省级组织有两家:安徽省太白楼诗词学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会刊《太白楼诗词》;安徽省诗词学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会刊《安徽吟坛》,安徽省炳烛诗书画联谊会,成立于一九九二年春,会刊《炳烛诗书画》;合肥市有庐州诗词学会,会刊《庐州诗苑》。省内各市、县,据笔者所知者,诸如安庆、桐城、枞阳、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岳西、六安、金寨、肥东、肥西、巢湖、马鞍山、芜湖、铜陵、宣城、凤阳、太和、定远、全椒、亳州、阜阳、蚌埠、淮北、淮南都有诗词组织和各自的刊物。从省级到市、县的诗词学会、诗社,都长年坚持活动,按期出刊,并与中华诗词学会及全国各省、市的诗词团体交流往来,会员写作诗词,随时发表,不限于本地会刊。从诗词队伍的成员来看,絶大部分为离、退休老干部,包括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各行业的老知识分子,基层诗词团体中也有部分工人、农民。作者的人数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文革”时期。
在安徽省规模宏大的诗词队伍中,近二十年来又涌现出一批水平较高的作者,且有驰誉全国者。诸如宋亦英(著名女词人,有《宋亦英诗词选》、《春草堂诗词集》)、刘夜烽(著名书法家,有《刘夜烽诗词选》)、徐味(有《云水轩吟稿》,荣获安徽省首届“天鹅杯”文学奬)、邹人煜(女,有《两闲集》)、陶光(巢湖学院退休副教授,有《无邪集》、《无邪续集》)、陈家灼(皖西学院退休教师)、马祖毅(安徽大学外语系教授)、祖保泉(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有《丹枫词稿》)、孙文光(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有《天光云影楼诗稿》)、裴中心(笔名老憨,退休教师,有《西园吟草》)、郭珍仁(退休教师,有《滨河庐词》)、金效滨(退休医师)、周醒(退休教师)等,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写作时间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退休,投入较多的精力吟诗填词,形成各自的创作风格,是安徽省当今诗词界的主力军。皖籍而居外地的人士,诸如丘良任(全椒人,学者,有《补蹉跎室存稿》,居北京,1999年病故)、孔凡礼(太湖人,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居北京)、舒芜(桐城人,著名学者,有《天问楼诗》,居北京)、梁东(安庆人,曾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社社长,有《好雨轩吟草》)、宣奉华(女,肥东人,曾任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已退休)、江婴(无为人,居天津),居海外的学者如余英时(潜山人,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阚家蓂(女,合肥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诗词创作方面都有成就。
[三]
以上祇是对安徽近百年的诗词创作情况作浮光掠影式的扫描,已可见代有英才,硕果累累。无论是皖籍还是客居在皖的诗词家,都以其手中的彩笔,多角度地反映百年中国的巨变沧桑乃至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化,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抗争史和进步史,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诗词家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既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又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洪流中扬清激浊,追求民主自由,表现出前无古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气蓬勃的现代精神,使古典诗词中的人文传统焕发青春,平添亮丽,这是现当代诗词中最可贵之处,在新世纪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安徽的雄山秀水、风土习俗也被诗人们尽情描绘,诗中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洋溢着对家乡的热恋,读之分外亲切。诗词家继承旧有的诗歌形式,不仅仅是思想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在作品的语言和表现技法方面同样有崭新的创造,从而形成缤纷多彩的艺术风格,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安徽省诗词家中的多位杰出作者,诸如裴景福、许承尧、吕碧城、陈独秀、张恨水、林散之、赵朴初、丁宁、潘伯鹰、常任侠、荒芜、吴则虞等,跻身于全国诗词界的优秀者行列,其作品共同代表着二十世纪诗词的高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至于近二十年来安徽省诗词群众团体的蓬勃兴起、活动的频繁开展,涌现出众多的诗词爱好者,其大量作品的高下精粗,有待时光的淘洗,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深层意义,对今天大力提倡的文化复兴,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综上所述,再对全文作一总结。一、传统诗词是我国文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几千年来的华夏民族精神,内涵深厚,境界广远;其艺术形式千锤百炼,讲究格律音韵,凝结着汉语言文字的精华,唐诗宋词,被公认为世界文学殿堂上璀璨的明珠。正因为诗词扎根生长于中化文坛的沃土之中,其风神、意境、格调、韵味,密切吻合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与横向移植的欧化体新诗在语言与形式上迥然有异,故而传诵不衰,难于替代。“祇有民族的,纔是世界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统诗词的经典著作不亡,最适宜于以格律音韵的组合形式来抒情言志的汉语不亡,诗词也必将永远存在,且不断有人来继承、创新。这也是诗词历经劫难而生命依然顽强的根本原因。二、诗词是历代无数作家共同创造、确立的艺术形式,体制丰繁多彩。诗从四言、五言到七言、杂言,从古体到近体;词从小令到中调、长调;曲从散曲到套曲,各种体格在不断地创立,旧有的仍不废除,即使是最古的诗经四言体以及屈原的离骚体,今天也有人在使用。而形式中藴涵的思想内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发展更新,其中的民族精神则代代承传,贯之以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这是诗词创作的规律。高明的作家自由选择、娴熟驾驭多种艺术形式,以表达其思想情感,变化随心而不逾矩,所谓“格律束缚思想”、“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等论调,是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的。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与健将,诸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田汉等人,以及政治家毛泽东的大量作品,已无可辩驳地证明诗词这种艺术形式不可废弃,“五四”时期的偏激观念已被现当代诗词家的创作实践所否定。三、从古代的第一位诗人屈原到现代的陈独秀、鲁迅,都是余事为诗,几千年来的传统诗词,没有专业作家。诗人在作品中寄托心灵,抒发抱负,纯粹出于感情的需要,并无功利目的。历代流传的精品,大多成于诗人艰危困苦之时,所谓“诗穷而后工”;现当代诗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在战乱劫难的环境里创作的。诗人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更秉持独立不阿的铮铮风骨,故能批判现实中的腐朽邪恶,体现真正的时代精神。胆识、胸襟,兼以才华、学养,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必备条件。四、诗词絶非某些人所讥嘲的“老人文学”、“夕阳文学”。民国期间成名的诗词家,其创作大都始于青年时代,逐渐成熟、提高。许多老诗人的作品,仍然保持着鋭利的锋芒,蓬勃的朝气,而当今的语体新诗中却不乏颓废萎靡的情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批中、青年词作者,四十至五十年代出生者勿论,有多位出生于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青年,风华正茂,所作诗词意境新而艺术美,其成就大有超越健在的老辈之势,可见继武前修,必有来者。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证。
以上就诗词存在的价值、原因而言,唯扼其大要而已。然而以冷静的眼光对当前安徽省乃至全国的诗词状况进行观照,便察知在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阻碍着诗词的健康发展。兹举其数端:一、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诗词的抨击,更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加“横扫”,八十余年来,尽管诗词创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至今仍处于“在野”的地位,未能堂堂正正地进入现当代文学史,选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诗词被视为“谬种”,是“陈腐僵化的体式”,热衷于写作诗词者,被讥为“对封建骸骨的迷恋”。小说、散文、戏剧、影视、报告文学及书法、绘画都有专业作家,政府设有专职管理机构作协、文联,作家的成果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经济效益;诗词则纯属民间的个人写作,任其自生自灭。除若干名流外,一般作者的诗词集极难正式出版,一版再版者,祇是古代诗词。各地的诗词团体无编制、无经费,开展活动,资金全靠自筹。二、高校与社科机构的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是古代诗词,视现当代诗词如无物。老一辈专家大多能诗擅词,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后培养的以古诗词研究为专业的学者,则述而不作。其成果形式,或为文献汇编、校勘笺注,或为诗史词史、批评鉴赏,从理论到理论,严重脱离当今诗词的创作实践,起不到切实有力的指导作用。三、诗词队伍虽然规模庞大,但作者多而作家少,伪劣产品多而精品少。大多数作品的内容为歌功颂德,趋时应景,缺乏深刻的思想、独创的风格,千人一面,众口同声。多有作者语言文字尚未过关,格律音韵尚未精通,却主张“改革”、“通俗化”,其结果是作品无艺术性可言,味同嚼蜡,因而丧失了读者。四、诗词作者老龄化,青黄不接。在全国范围内尚不乏后起之秀,安徽则极少“新生代”人物。目前主持诗词团体者,都是七十至八十岁的老人,再过十多年,若无人接班,诗词活动包括会刊的印行,将归于沉寂。这是稍有远见的人都会担忧的。前两种状况,属于诗词生存的外部环境问题。现当代人写的旧体诗词,或一律嗤之为“复古”、“守旧”,这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心态在文化、学术界的延续,是一种狭隘僵化的文学观念。未能通览古今,察其正变,没有对现当代诗词作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就轻易否定它,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而观念一旦形成,极难改变,要为现当代诗词“正名”,使思想解放,消除偏见,达成共识,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无论如何,近百年来的诗词成果,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的文学实体,是中华诗史发展链条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回避不了、抹煞不掉的。目前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来必然有众多的研究者来开发莽原,收集珍宝,如同现当代人整理搜辑古代诗词一样。后两种状况,则属于诗词的本身问题,关键在于作者,在于如何提高作品的质量。诗词历来是品位高雅的纯文学,不同于通俗文艺和快餐文化,重传承、讲法度是其创作规律。作者如果缺乏深厚的学养和功力,很难登堂入室,写出真正的艺术精品。千年积累下来的古典诗词,已经树立极高的楷范。首先必须重视继承,必须虚心学习,汲其精华,融通变化,然后纔能有所创新,有所超越。数典忘祖、师心自用,急功近利,大言“改革”,皆非诗词的正途,其产品是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的。至于老年人以诗词自娱晚景,即使是水平不高的嗣通爱好者,也应该鼓励,而且大批离退休老干部已为当前的诗词复兴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更应该极力扶持新秀,使诗词后继有人,薪火不熄,这已是毋庸多论了。
综观二十世纪的传统诗词,在曲折艰难的道路上顽强奋进,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今天。严酷的政治运动都未能毁灭它的生命,何况是安定祥和的年代?随着国家的不断富强,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诗词也必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曙光灿烂的新世纪,将继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诞生更多的诗词大家,使泱泱中华恢复诗国的美誉。安徽诗词近百年来拥有硕果飘香的过去,也必然会有繁花怒放的未来,笔者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原载《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又载《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收入笔者自著《近现代诗词论丛》,学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经修订后作为“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总序。“丛书”第一辑共五种,2009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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