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牧斋《顾伊人诗序》

自从得了钱牧斋《顾伊人诗序》手迹后，一直想写一篇有关此稿之文章。心念辄动，遂从网上购得《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牧斋杂集》等。初初翻阅，即在《牧斋杂著》中寻得《顾伊人诗序》一文，相互比对后发现书中惟三字与我所藏之手札稍有出入，并在落款处增加“钱谦益”名字外，其余毫厘不差，应为后人在眷抄过程中笔误所致。现全文录于下，括弧内为书中之字。
伊人为织帘先生之子，胚胎前光，又杰出于确庵子之门，殆宋金华所谓“岂知万牛毛，难媲一角麟”者也。其为诗，陶冶性灵（情），清丽婉约，名章秀句，芊眠绮合。至于孤情瘁言，苕发颖竖，或偏弦而独张，或一徽而众悲。作者有不自知，而秋士恨人，每抚卷三叹焉。
确庵子赏其佳句，以为远过元人。今之论（称）诗者，大历以（已）下，斥为旁门小乘，于元何有？子夏不云乎：“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开元、天宝之诗，基于政和安乐也，已有间矣。执咸通已后之诗，而律以景龙、景云升平逸豫之音，不已辽乎？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乱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犹治世之不能不安以乐也。局于初、盛、中、晚之论，是将使人不欢而笑，不病而呻，哀乐而乐哀，音不生于心，声不动于情，而后可也。伊人虽盛年英妙，而不能无梦华许剑愀怆怫之辞，确庵子拟之以元人者，信也。斯可以言诗已。
屠维大渊献余月二十一日，虞山蒙叟钱谦益谨序。
此札为蝴蝶装。右页正文尺寸为纵二十八厘米、横十三厘米，左下角裱边至今有“随盦”之印。案：随盦，即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为近代著名藏书家、学者。左页为关䌹之题跋，云：“牧斋虽于大节有亏，然其文名一时无两。经二百余年，其墨迹已不易得。右其为顾伊人所作诗序手本，余得于顾氏后人曲盦处，即奉积余观察大人赏正。辛酉二月别樵关䌹之。”案：关䌹之（1879—1942），湖北汉阳人，为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大法官。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厅案，不顾外国陪审员的干涉，认定中国人无罪，从此名震海上。后皈依佛门，积极资助慈善事业，曾掩护赵朴初等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因赵母与关姐结拜之因缘，赵称关为表舅。关驾鹤后，赵亲自为其颂经超度。可见，两人因缘匪浅。
得此手本，实属偶然，开句玩笑的话，可谓谢啬庵从中“牵线”玉成。当时我正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纂《神霄真逸——谢无量诗书文稿》，近一年时间经常高铁往返于沪杭两地，出版社编辑杨勇、李剑锋等因志趣相投，对谢无量之书法有着一致的看法，编纂过程中也是相处融洽。那天（2017年4月20日）我正好在编辑部，趁巧，延安高架下马路对面的日航饭店正在举行“朵云轩四季拍卖会”。因该书的编纂工作接近尾声，校核商榷事宜已少，于是我便逛到拍卖会看看。记得当时我心仪的是清代罗源汉的一副对联“疏雨梧桐高会后，晚风罗薛半时晴”，原裱蜡笺，字极遒劲，内容也合我意。拍卖时我举牌到前一口，失之交臂，稍感遗憾。由于此对联比较靠前，余暇较多，便翻检图录，猛然在图录将尾时发现标有“钱谦益行书”的拍品，字如蝼蚁，在小拍上出现如此大名声的拍品，几乎人人不会在意，以为必是赝品无疑。我也不当回事，便去库房调阅，一上手，便大惊，出人意料地不敢断定是假的。虽然我未曾亲睹牧斋之字迹，但一股浑厚的学养之气扑面而来，而关䌹之跋文墨迹应是“开门”，有关手本之来源过程交代清晰，可谓流传有绪，于是便凝心静气，摩娑再三，不忍释手。环顾左右，拍场似乎无熟悉的竞争对手，稍有所安，信心徒然大增。漫长等待了几个小时，已接近傍晚，开始拍此件作品。因是一万起价，起初场上有好几个人频频举牌，至七八万左右，已无人应价。突然间冒出一电话委托者与我交替拉锯竞价，至十多回合，电话那边出价越来越慢，迟疑不决似是放弃，拍卖师便敲槌落给了我，大大低于我的预设价位。事后，“四季拍卖”的负责人告知，电话委托者乃香港一位资深的年长藏家，因他没有明确说明放弃便落槌，以至于极其生气，埋怨拍卖行公司草率行事。我想，或许是竞买者没有看到原作，把握不定，未能果断决定。时至今日，网络竞拍资讯如此透明，拍品图片也非常清晰，信息覆盖至每个角落，这种现象，已难再现。
以上是此札的基本内容及获得之经过。本想通过阅读有关牧斋的文集了解他的学说文章，谁知越读越觉其文学思想汪洋恣肆，浩渺无边，深不可测。虽然如此，但我们可以从近代学术巨匠陈寅恪的评价了解其高度：“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并称其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五百年来之绝大著作”（《柳如是别传》）。以陈氏之学识修养，绝非溢词妄语。牧斋《投笔集》以次杜工部《秋兴八首》之韵更是其代表作，作十三叠凡一百零八首，成为空前绝后的鸿篇巨制！
由于历史原因，特别至乾隆朝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把钱谦益列为清朝之首，并录其诗二十二首之多。乾隆帝也因此认真研读了钱牧斋的各种文集，发现其虽为降清，实乃复明之士，便下诏禁毁钱牧斋的所有著作。不仅如此，但凡涉及引用钱氏的文字也要一并销毁，其手段之严厉实乃前所未闻。是此之后，有关牧斋之文章书籍惨遭禁列，其墨迹更是付之劫灰，片羽难觅。
说到钱牧斋降清之行为，或可从另一角度来阐述。古人读书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子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我以为，牧斋之实践更接近于“圣之任者也”。无论朝廷时代如何替换，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以自己的执念试图来影响甚至改变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但一腔热血却事与愿违，终未能施其抱负。仅半年即挂冠而去，决然南归复明。其间，曾作诗感叹：“苍颜白发是何人，试问陶家形影神。揽镜端详聊自喜，莫应此老会分身。”末二句自谓身虽降清，心思复明，殊有分身之妙术也。在为明太祖孝陵作《桥山》诗云：“金舆石马依然在，蹴踏何人夙夜听。”则希望郑延平率兵取南部也。此类诗作大多隐晦心迹，不一而足，在此无需赘述。
归庄《祭钱牧斋先生》云：“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章太炎《訄书》论及牧斋晚年诗文云：“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牧斋一世雄文，怀经世之材，因一时失节，饱受诟病甚至唾弃，未能公平客观对待，不亦哀哉！
《顾伊人诗序》作于屠维大渊献，时公元一六五九年，牧斋已七十矣。作如此蝇头小字，且焦墨运笔，如印印泥，笔笔举重若轻，说明他当时的身体及其视力尚且健康硬朗。明末清初，虽是朝代更迭、政局动荡的时期，但是思想极为活跃，形成了独特的士林风尚，反映在书法艺术上，也极具鲜明的时代气息，大多以行草书垂世扬名，行笔无拘无束，开怀畅襟。形制跌宕起伏，自由奔放。若傅青主、王孟津等，可谓这一书风之典型代表。但从仅有的现存资料来看似乎很难见到钱牧斋的行书作品，更遑论其草书了。

此手本隐约可见钱牧斋之楷书取法于钟元常，行笔不激不厉，转折方圆并重，气象浑朴灵动，非有意于书法者能为之也。曹子建《与杨祖德书》云：“辞赋小道，因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于牧斋之胸襟而言，想必亦会认同曹子建之论述，辞赋尚且如此，书法更是小道，牧斋自然不会于此耗费太多精力。而胸中文采无意间在书写过程中会涌现笔端，由此产生一种意味悠长的境界。事实上，行书特别是草书（章草不在此列）很难产生一种浑厚华滋之气象，因其运笔速度迅捷，神气自然外溢，内蓄的力量势必减弱。譬如王羲之《兰亭序》，极尽妍丽，如有神助，似“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缺乏一种浑厚之气。晋代风流，放浪形骸，率意天真，但乏质朴。而颜鲁公之《祭侄稿》当为特例，由于他的运笔更多地掺杂了篆籀笔意，使得笔墨更加饱满，气象益趋浑穆，由此产生的浩然忠义之气跃然纸上，庶几可以充塞天地！至于牧斋为何取法元常，我想也与钟元常的气质禀赋相合有关，世界万物冥冥之中似乎又都有安排。钟元常在汉末至三国时期为曹魏之重臣，出任司隶校尉，功勋卓著，被誉为萧何，后拜廷尉卿，升太尉，列三公之首。其书法，张怀瓘《书断》评价：“元常真书绝世……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因此可见，不仅元常的书法是钱牧斋的取法对象，其为官之道、政治理想，更是他的行为楷模。
《顾伊人诗序》不仅是钱牧斋对顾诗之评说，同时也是他的文学思想之重要表述。文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乱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犹治世之不能不安心乐也。”牧斋所处的时代正值山河沧桑、陵谷变迁，手中之笔更应针砭时弊。他在《初学集·纯师集序》中云：“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竭力反对以王弇州为代表的“后七子”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时代脱节的复古运动，主张重学养，重心灵，养浩气，作经世之文，弘正义之道。“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牧斋有学集·胡致果诗序》），正是这一论述的最好诠释，足以垂范后世。
原载《书法》杂志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