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中:学诗与诗学——钱仲联先生早期诗歌创作论
时间:2023-12-04 14:41:18 来源:太炎国学 作者:
马卫中:学诗与诗学——钱仲联先生早期诗歌创作论
——钱仲联先生早期诗歌创作论
学诗与诗学
马卫中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摘 要:因新文学成为主流以后所造成的文化阻隔,以致过去我们研究民国文学的视野,对当时旧体诗歌之创作,多有缺失。其实,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文化圈,写作旧体诗歌还是很有市场且很有影响的。就作家论,钱仲联先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诗人。本文断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钱仲联先生30岁以前的诗歌创作为考察对象,着重探讨其学诗所走之路径,其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因此而对诗风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当旧体诗歌成为学界客厅的清供之物后,其存在和流行的方式,也是本文研究的兴趣所在。这不仅可以完整地观照和评价民国文学,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也对今日渐次复苏、或者说复兴的旧体诗歌创作,应该有借鉴之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钱仲联;诗歌创作;同光体;诗界革命;虞山诗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旧体诗歌的创作因不合时宜而渐趋冷落,更多成为知识界自我把玩的清供之物。其中卓有成就、堪称杰出的诗人,为钱仲联先生。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以梁山泊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当之[1]7。而在学术研究方面,钱仲联先生也有崇高的地位: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当之以天寿星混江龙李俊[2]129。胡氏所论现代学林,是以胡适和王国维为总兵都头领,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新旧学界所有精英。而其中讨论古典诗歌,很少人能出钱仲联先生之右。但是,钱仲联先生最初的理想是要成为诗人。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谓其因写诗而研究诗学,是“余事作学者,不想竟成了著名学者”,他看到后并不为忤,还认为“话虽说得俏皮,却不无道理”[3]60。正因为他自己喜欢写诗,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勤勉实践和成功经验,使得他研究古典诗歌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绝不会停留在皮相方面,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4]714。这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另外,正是因为有钱仲联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诗人的坚持,旧体诗歌的写作,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又重新为人拾起,开始复苏,甚至可以说是复兴。所以,研究钱仲联先生他们诗歌创作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他们早期学诗,直至娴熟而高超、而且具有创造性地运用诗歌写作技巧,对于今天渐次增多的旧体诗歌写作爱好者,无疑也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旧体诗歌繁荣的标志,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数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大批像钱仲联先生那样能够写出高质量优秀诗篇的诗人。
一
1908年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日子——白居易诗中吟诵的“露似真珠月似弓”的九月初三,钱仲联先生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显赫的仕宦家庭,这似乎昭示其日后要成为诗人。其祖父钱振伦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与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同年。但钱振伦文人的性格,或者说诗人的气质,导致其不谙官道,故而以教职谋生。钱振伦是浙江吴兴人,娶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女翁端恩为妻。钱振伦过世后,翁同龢在老家常熟购宅一所赠予姐姐翁端恩,钱家也就寄籍常熟。钱仲联先生的室名“梦苕庵”也充满诗情,寄托了他对先世故土——苕溪的向往。当然,和其生命一样,钱仲联先生能够成为诗人的真实起点是在常熟。何况,他的母亲是著名诗人沈汝瑾的从妹。钱仲联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
我四五岁时,常依母怀,听母亲柔声唱吴语山歌、吟诵唐诗、讲弹词故事。我至今记得的第一首歌是母亲唱的“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喝网难扳”的吴歌,读到的第一首诗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还”那一首,都是母亲亲授的。“青灯有味是儿时”,“童心来复梦中身”,深深在我脑海中留下烙印,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3]7
《梦苕庵诗》今所存诗,始于壬戌,也就是1922年。是年,钱仲联先生考入常熟县立师范学校。当时常熟籍的著名诗人,如张鸿、徐兆玮等,都退居乡里,且以重振清初虞山诗派为职志。所谓虞山诗派,以钱谦益和冯舒、冯班昆弟为代表。他们的诗学宗趣“沉酣六代”,推尊杜甫而“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5]939,当然,他们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山河破碎,时世艰危,故其论诗首及内容。钱谦益曾云: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战国之乱,则有屈原之《楚词》,有三国之乱,则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乱,则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气日昌,文章之流传者,使小夫、妇孺、俳优、走卒,皆为之徘徊吟咀,唏嘘感泣。[5]1085
缘此,钱谦益所作《读梅村宫詹艳诗四首》,反映南明覆亡故事,被阎若璩叹为“神矣圣矣,义山复生,无以加之矣,七百年无此诗也”[6]180。此后,常熟诗人摹仿温李,代不乏其继承者。然及至清中叶,诗人惧政治之专制,安生活之娴适,所作惟存浓艳之驱壳,已无战斗之精神。直到晚清甲午战争前后,张鸿、徐兆玮、孙景贤等在北京,面对复沓纷扰的社会政治,与吴下诗人曹元忠、汪荣宝等互相唱和,咏怀纪事,诗风哀婉,而调近西昆。他们曾拟以张鸿北京所居胡同为名,刊刻《西砖酬唱集》,收录其诗歌作品。他们的诗学宗趣和诗歌创作,标志着虞山诗派的重新崛起。
但是,少年时代的钱仲联先生养尊处优,其所为诗并没有驶入虞山诗派的航道。常熟师范在县城西门附近的锦峰别墅内,为其舅祖翁同龢旧宅,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所以,钱仲联先生留下的最早的诗歌都是山水诗,如《秋夜锦峰别墅坐月》:
夜色沐千峰,天水一气警。坐令幽独人,投身藐姑顶。空翠入肺肝,风露非人境。玉龙忽飞翻,白晓吐东岭。秋月皎春月,滟滟生淡静。楼台冰玉壶,万象析形影。身心化寒碧,梦觉不知醒。
意境非常空灵秀美,反映出钱仲联先生在诗歌创作方面过人的天赋。但远离社会,无非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无病呻吟。他自己也说:“当时写诗学王孟韦柳一路,下及明阮石巢、清厉樊榭,心情生活与山水环境相协调,风格上力求幽雅精致,艺术上趋于成熟。但少年生活,眼界狭窄,与世隔绝,诗歌内容无非吟咏常熟山水,抒发个人情致,基本不涉及社会生活、国家时事。”[3]8
1924年,钱仲联先生从常熟师范毕业,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一所培养国学精英的学校,无论经史、抑或诗文,以馆长唐文治为首的师资堪称一流。钱仲联先生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其在无锡国专的学习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然,除了读书,诗酒娱乐,也成为师生和同学交往和交流的绝佳手段。其同窗好友王蘧常字瑗仲,二人曾合刊《江南二仲诗》。因王蘧常为晚清硕儒沈曾植的学生,受其影响,钱仲联先生也“产生了对沈氏的崇拜心情,学习沈氏之诗,并初步探索沈氏治学途径”[7]8。而同光体一词最早的出现,即与沈曾植有关。由于沈曾植曾被陈衍叹为“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的“同光体之魁杰”[8]507,所以此时钱仲联先生的诗歌创作,受到同光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当年所作《论诗与汪启东先生》云:
东坡内静外豪放,双井貌韩心义山。当时两雄不并立,各穷其力拔一关。眼前尔我亦奇绝,纸上英灵相唤还。诗统直将二子续,绝境不许千人攀。
陈衍论诗,倡导学习开元、元和、元祐的“三元说”,沈曾植则稍异,另有“三关说”,即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9]。钱仲联先生所言“东坡内静外豪放,双井貌韩心义山”,与二者均合。而其自称“诗统直将二子续”,说明钱仲联先生之宗趣已经接武同光体而崇尚宋诗。他这一时期的诗风,也体现了其祈向。如其自己所说学生时代唯一“与时事有关”[7]9的《十二月十三避乱离锡,雪夜作于姑苏城外》五古四首,写江浙军阀战乱之中的心绪,其体制或有沈曾植记辛亥武昌起义之《长啸》四首的印迹。而他如《二泉亭》《晓起楼望》《维摩寺望海楼月夜》等写景诗,也在努力实践沈曾植融通“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的所谓“活六朝”的秘诀[9]。在领会六朝诗学方面,钱仲联先生既有悟性,也有基础。还是孩提时候,小学放学后,他便在父亲的责督下抄写、背诵其祖父钱振伦的著述,其中就有《鲍参军集注》。
钱仲联先生与同光体诗人有更多交往,对其诗学有更深认识,是1927年在他毕业离开无锡国专、来到上海以后。先是处馆于富商之家,后改任经文公学、大夏大学教职。民国初期,对封建王朝心怀一丝眷恋之情的陈三立、沈曾植、沈瑜庆等曾聚居上海,他们成立逸社,诗酒唱酬,上海也俨然成了同光体的大本营。及钱仲联先生初到上海时,同光体晚辈诗人李宣龚、夏敬观、冒广生、陈诗、梁鸿志、黄公渚等尚留处沪渎,他们与钱仲联先生过从甚密,其诗名亦为他们所赏识,《钱仲联学述》说“经常参与他们的宴饮和诗会,视野得到了较大的开拓。这时,也迎来了我一生中的创作高峰期”[3]17。令人困惑的是,作者手自厘定的《梦苕庵诗存》中未见其20年代末初到上海几年中与他们的唱和之诗,唯有《登先施屋顶花园》《雨后再至龙华,万花已败,白桃一树独存,怃然有作》等,疑是偕游所遗留。此时其大量的作品还是写景诗,特别是1929年夏游览杭州西湖,留下了36首诗作,表现出对同光体之创作手法的借鉴更趋娴熟。其《初到西湖》:
一角残山劫外支,淡烟冷翠不成诗。我来初见西湖影,却共垂杨照鬓丝。
又《雨过三潭,望晚虹挂南屏如画》:
半湖雨过日痕青,如梦青峰绿满亭。一道晚虹圆到水,荷风吹面酒人醒。
其实,沈曾植、陈三立、俞明震、夏敬观等经常去西湖小住,他们流连忘返于西湖的美景之中,也有不少佳作。如沈曾植有脍炙人口的《西湖杂诗》十六首,其七:
雪湖游罢思月湖,月来可惜云模糊。天公不请亦饶假,放汝烟波充钓徒。[10]386
只是沈曾植此诗写于1910年冬,时已年届花甲,且他所效忠的清王朝也已日薄西山,危在旦夕,故诗风比较消沉。钱仲联先生的诗作则尚留有学习王孟韦柳的痕迹,故沈、钱之作可谓异曲而同工,各擅其妙。缘此,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讨论《江南二仲诗》,说“瑗仲祈向乙庵,喜锻炼字句”,而仲联“多隽句,雅似吾乡何梅生”,录其佳句亦多出自游赏西湖之诗,如《宋庄》“林亭先我成秋气,鸥鹭供人入小诗”、《花港》“鱼声聚水都成雨,荷意吹香不在花”、《晨自湖滨放舟往苏堤》“湿钟动水寺,败云犹在天。千峰馀夜碧,湖气生空妍”等,陈衍评价“则又甚似海藏”。[11]488当文革结束、历尽沧桑的钱仲联先生七十岁时再游西湖,所作《丁巳西湖杂诗二十首》,则更接近沈曾植诗风,这是年龄、心境使然。但已超越本文所讨论的范畴,我们就不加展开了。
二
然而,面对日寇侵略、国土一天天沦亡的严峻局势,钱仲联先生在诗歌创作的实践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了同光体与时代精神的脱节。这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反映在艺术手法上。他说:
步入20世纪30年代的古老中华,内忧外患,积弱贫穷,国势日蹙,民不聊生。1931年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寇几乎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一举侵占了东北三省。国家危亡的严酷现实,迫使我打破过去个人的书斋天地,奋力跃出“同光体”和山水风光的狭窄圈子,参用虞山诗派和清末诗界革命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一批反映现实、感咏国事的诗篇。[3]17
晚清复兴的虞山诗派,张鸿他们用手中的诗笔,对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之动荡社会和混乱政局加以深刻的反映。徐兆玮序张鸿《蛮巢诗稿》,称:“君自甲午登朝,亲见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构乱、辛亥之让位。逮弃官归隐,又直齐卢内讧、淞沪抗战。耳目睹闻,有触即发,或微文刺讥,或长言咏叹,皆足企风人之逸旨,追变雅之馀音。知人论世,考史者将于是参证焉,世之读君诗者必有取于予言也。”[12]879钱仲联先生对他们反映时世的诗作亦推崇备至。他评价孙景贤,说“虞山论近诗,心折龙吟草。几家学樊南,谁真天下好”?又称其“集中《宁寿宫词》以西后、李奄事为经,纬以晚清史事,与王国维《颐和园词》、金兆蕃《宫井篇》可以鼎立。《客有道秋舫故妓事者感叹赋成四律》,感赛金花事而作,比之樊山前后《彩云曲》,古近体制不同,而孙诗为雅音矣。牧斋再世,为之亦不能过”[13]354。
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觑觎中国领土,一直在做精心谋划。当20世纪初中国陷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而自顾不暇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家、甚至民众,都放松了对随着国力日益增强而野心不断膨胀的邻居岛国的警惕。“攘外必先安内”,便是最好的注释。终于有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为实现其蚕食中国的计划又一次挑起事端。枪炮声惊醒了国人沉睡的漫漫长梦,知识分子也终于把手中的笔当作刀枪投入了战斗。钱仲联先生这一时期所作,亦从自然山水的描摹,转而为现实时事的抒写。这与虞山诗派的精神相合。其纪“九一八”事变,有《北事》《中秋月蚀》《哀沈阳》《哀长春》《马将军歌》《书愤》《哀锦州》《椎秦》等作。《哀沈阳》痛恨东北军之不抵抗:“沈阳城中十万兵,城南城北屯严营。夜半贼来兵尽走,四天如墨无战声。”闻此,作者内心充满愤懑和感慨:“森罗武库亦资敌,飞天莫问奇肱车。吾闻东师号劲旅,奈何一朝虎变鼠。将材不生壮士悲,家山入破泪如雨。莫唱边城白雁谣,大帅河上方逍摇。” 与之相反,《哀长春》则以浓墨重彩对孤军奋战、勇敢杀敌的221名中国守军进行讴歌:
贼军所向如偃草,长春以南无完堡,降贼苦多杀贼少。危城独以孤军当,二百廿一无一降,城存与存亡与亡。万骑压城城欲动,城上健儿气山涌。浴血应战无旋踵,一夫奋臂百夫从。上马斫阵如飞龙,同拼一死为鬼雄。见贼便刺刀锋利,左盘右劈恣我意,贼兵来者俱伏地。千声万声呼杀倭,倭杀不尽来益多,我力尽矣将奈何!苦战终日命同毕,血刃在胡眦犹裂,愧尔衣冠厕朝列。
根据战后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其偷袭长春南岭和宽城子两处兵营的战斗中,日军死66人,重伤142人;而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沈阳只有2名日军战死,另有重伤25人。
嗣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先是钱仲联先生因春节临近已返回常熟,其所作《回家五日闻沪变》《近闻四首》《贯一从海上脱难归里,相见有作》等诗,表现了其对战争的关切。整个新年之中,他始终心系战事。《初二栗里茶寮僧友坐雪》云“劫后飞云各自还,来依高阁照孱颜”;《五日偕汪丈启东逍遥游茗话》谓“湖山乱后皆残照,耆旧年来半白云”;初七日在家枯坐,作《人日》诗则说“欲和草堂人日作,梅花正傍战尘开”。而其《上元》云:
严城灯火冷千门,不信今宵是上元。寒气压江春未动,战云团夜月初昏。踏歌谁念贫家哭,剪纸愁招故国魂。差喜防倭诸将在,梦中犹恨夺昆仑。
常熟离上海不远,作者担心的除了国土的沦亡以外,就是侵略者的铁蹄不知会不会踏入家乡。春节过后,钱仲联先生返回沪渎,其《二十一日乱中抵申江》谓“重来生死成孤注,如此风波托漏舟”。他虽然还未放下忐忑之心,但又把视野投向了抗日的战场。主要是歌颂爱国的英雄,如《飞将军歌》《李营长死事诗》《胡烈士诗》《虹口义屠诗》等,其所纪者,地位都不高,多为浴血战场的下级官兵,甚至是平民中的引车卖浆者流,但牺牲的都非常壮烈。“几辈肉食皆不如,乱世英雄出市屠”,其《虹口义屠诗》有序云:“屠夫某,佚其姓名,设肉肆于北四川路底。一日见贼兵十馀劫一女子于途,大忿,持屠刀跃出,立毙一贼,馀贼群起与斗,又连毙六贼,贼众大集,屠夫以身殉。”当然,他对淞沪抗战也作了全方位的记录和审视。《淞乱杂述十首》《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韵》《有感四首》《重有感四首》,或为组诗,或是长篇,其容量之大足以充分空间叙述史事,也可淋漓尽致抒发情感。
钱仲联先生淞沪抗战时期所作,当时多刊登在《申报》副刊。全民关注着抗战,诗歌又激励了全民的情绪。日后成为他学生的黄汉文说:“‘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还在读小学,教师曾把钱先生的感时之作对我们讲。当时有一位汽车司机胡阿毛,曾被日本侵略军连人带车抓住,强迫他运军火。车行至黄浦江边,胡阿毛将车驶入江中,一车军火和押运的日军全部沉入江中,胡阿毛亦以身殉国。钱先生的《胡烈士诗》传诵一时,‘死我一人生百人,一死乃不负厥身……今日江心添白骨,明日战场少白骨’,同学们都能背诵。”[14]224而钱仲联先生自己则回忆:
黄炎培(字任之)先生每从报刊上读到我的诗,拍案叫绝,剪报保存,常以传示友人,广为宣扬……经黄炎培先生介绍,我结识了“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吴江著名诗人金天翮(字松岑)先生。金天翮先生也对我的诗作赞赏不已,将其选登在他所主编的《文艺捃华》上,评谓“才雄骨秀,独出冠时,老夫对此,隐若敌国”。[3]24
事实上,这些诗歌的写作、发表和传播,让钱仲联先生在当时诗坛的声名鹊起。
1933年日寇侵略华北,占据热河,长城抗战因此爆发。钱仲联先生也以极大的热情加以关注。《五百死士歌》《哀冷口》等诗记喜峰口战事,将士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甚至以死报国,既震撼着作者,也感染着读者。《热河失守,感赋五首》则在大敌当前之下,冷峻分析了当前局势,并思索着国家未来的前途。“天眼愁胡久,人心思汉同。长驱三百万,何日下辽东?”作者期盼着胜利到来的那一天。而“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钱仲联先生又创作了大量的诗歌。1937年其生日,当晚所作《九月初三敌机轰炸无锡,夜妻孥置酒祝余三十生辰》有云:“下箸可无胡虏肉,忘忧稍泛鞠花杯。灯前儿女休相祝,野哭今宵几处哀?”三十而立,钱仲联先生从此面对更加复杂的人生选择,这将留待我们以后作文再来思考和分析。
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钱仲联先生说自己在这一时期 “参用虞山诗派和清末诗界革命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一批反映现实、感咏国事的诗篇”,其受虞山诗派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故而张鸿《题钱梦苕诗稿》曾期许:“蒙叟文章绝代称,二冯奔走作疑丞。愿君重振虞山派,含咀西昆入少陵。”[15]879有关钱仲联先生接受诗界革命的影响,则是作者的自觉行为。就治学言,钱仲联先生最擅长笺注古人诗集。而其最早笺注的,便是被誉为近代诗界革命巨擘的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钱仲联学述》说该书“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在学术界成名”。至于为何选择笺注黄遵宪诗作为治学之路的扬帆起航,除了黄、钱“两家有世交渊源”外,钱仲联先生给出的进一步的理由就是创作反映现实的诗歌的需要:
黄遵宪是晚清时代首先吹响古典诗歌改革运动号角的新派诗人的领袖人物,而《人境庐诗草》正是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歌的典型。其诗以旧格律运新思想,诚不愧诗世界之哥伦布。我选取他作笺注,不仅由此可以探索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可借鉴黄诗,使自己写出反映同样国难深重年头的作品来。[3]61
借鉴黄诗,其所作也真有几分神似黄诗。黄遵宪从弟黄遵庚评价1937年无锡国专所刊《梦苕庵诗存》,说“集中如《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韵》《寓斋杂诗》《五百壮士歌》《哀冷口》《淞乱杂述》等篇,均极似《人境庐》”,并谓“继《人境》而起者,舍公莫属”[3]47。其实,钱仲联先生受诗界革命影响尚有一源,为金天翮之《天放楼诗》。其《钱仲联学述》云:“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我的《梦苕庵诗》:‘天海伟观,一集兼备,盥诵数过,倾倒无极。’语中‘天’谓金天翮,其《天放楼诗》雄伟奇谲,气象万千,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杰构至多。”[3]47而钱钟书先生所言“海”,则是沈曾植之《海日楼诗》,这也无需再加赘言了。
三
民国时期,除了国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加以实录、加以感慨外,旧体诗歌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收缩为客厅文化的点缀。孔子论诗,有所谓兴观群怨,如果说本文前面所论,属于兴、观和怨的范畴,那么,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则属于群。有关群,孔安国的解释是“群居相切磋”。《梦苕庵诗存》中,其早年所作,有大量记录朋友交往、抒写亲友交谊的诗篇,这对我们了解当时文化圈的文化、教育界的教育,有很大帮助。
钱仲联先生于1933年作《病榻怀人绝句二十六首》。所涉师友凡26人,基本包涵了其早期交游的重要对象。其中称“师”或“丈”11位,都是前辈,不失景仰之情。而“唐文治”和“曹元弼”二首云:
绝学千秋继洛闽,文章韩柳更精醇。自怜琐碎虫鱼际,钻仰难为磊落人。
阔绝师门七八年,礼经文义两茫然。白头臣甫千行泪,东向犹应拜杜鹃。
唐、曹二人都是其在无锡国专学习时的老师。《钱仲联自传》中回忆无锡国专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说“唐先生办国专,教学方法类似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旁及《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义理、词章、考据,学生可以就性之所近偏重,汉、宋学兼采,故曾派我与唐兰、王蘧常、吴其昌、毕寿颐等几位同学,先后到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7]7。如今,当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的时候,常常会反思在教育制度方面是否有改进的地方,也往往会把视野投向培养了众多人才的类似无锡国专的民国高校。其实,除了教师之敬业和学生之潜心而外,因材施教为目的的灵活的培养方法,是否比“引绳墨,立橅刑,如村塾之训蒙,如琐院之课士,俾千形一貌,百喙一声”[16]2的所谓标准化教育更适合人才的成长呢?因为钱仲联先生就选择了自己更有兴趣、更擅长的词章。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他们同学初到苏州曹元弼家是1924年秋,适逢冯玉祥修正清皇室优待条件,命溥仪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钱仲联先生到达曹元弼宅第后,首见便是其面北行礼,哭喊“皇帝蒙尘”之类。“白头臣甫千行泪,东向犹应拜杜鹃”,即是言此。
《病榻怀人绝句二十六首》所怀,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苏轼说“诗画本一律”[17]1525,诗题画意、画写诗境,或者说诗人为画家题诗,画家为诗人作画,是中国传统的风雅之事。钱仲联先生结识张大千,当是诗友谢玉岑介绍,因为谢玉岑也是大千好友。钱仲联先生曾有《谢玉岑斋中见张大千画黄山巨幅,长歌赠之》,中云:“天下几人称画宗,刻画崖窾夸能工。石涛惊魂不复作,近来独数髯虬公。”
张大千则赠予《梦苕行吟图》。同时著名画家黄宾虹亦为之绘,其《自题〈梦苕庵图〉,黄宾虹先生画》二首之二云:
清远吴兴水,先人此闭关。移家嗟葛令,乞墅又东山。越纽书随劫,吴趋梦未闲。永怀天目乳,何日鹤飞还?
清新隽永,读其诗如见其画。二图惜皆毁于“十年浩劫”,其自撰《学术年表》1966年记:“本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大部分藏书、手稿及陈毅同志论诗长函、黄宾虹画《梦苕庵图》、张大千立轴等俱被中文系个别人劫去。‘四人帮’统治结束后,中文系发还原物时,已残破不全,黄、张之画俱无下落。”[7]48因朋友中善画者不少,题画也成了钱仲联先生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有些画是表明持画者心迹的,题画也就重在明志,如《题顾振宇〈秋江独钓图〉》《为表兄翁忍华题陶云伯〈邹巷古藤图〉》《〈拂水山居图〉,为戒非上人题,即次其韵》《题永嘉夏瞿禅〈北堂吟韵图〉》;有些画蕴藏着不同寻常的故事,题画也就重在发掘本事,如《题金丈惺斋亡子〈剑影图〉》《题〈金母纺纱图〉,为叔远丈》《题仙游李云仙〈抱琴独立图〉》;有些是古书画的展示,或古书画的临摹,题画也就成了论艺,如《惺斋丈以孙子潇画山水、席夫人画兰合为〈双真逸韵〉手卷属题》《题李楞伽先生临蒋文肃公百花卷》《题黄丈宾虹为陈师守玄摹盂鼎铭长卷》。
当然,钱仲联先生主要交游的,是学界人士。因此,学术之研究,一定是他们交流的重要话题。《病榻怀人绝句二十六首》“王蘧常”首,谓“不知一代商书稿,本纪新修得几篇”,自注云“君为《商书》,未完稿”。早在1926年,钱仲联先生即有《读瑗仲〈屈子作骚时代考〉,证引精确,定为南迁后所作,一扫千载积误》,为好友取得的研究成果而感到高兴:
屈子呼天意,千秋竟郁沉。古魂如可作,落纸接骚心。钩索灯窥户,辉光月在襟。南云无限泪,添与楚江深。
陈衍论诗,其重要的诗学观便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18]2,这也被认为是同光体在诗学理论方面的标志性创见。过去学界对何为“学人之诗”多有分歧,关键在学人之标准,钱仲联先生认为“同光体诗人,只有沈曾植是著名学人”,此外,“在那些代表人物中,却举不出学人”[13]422。钱钟书《谈艺录》则提出了“学人之学”与“诗人之学”[19]176的概念,予以界定。按“诗人之学”来评判,此诗倒也符合“学人之诗”的标准,尽管此时钱仲联先生年方18岁。但是,就是这一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无锡国专毕业,并在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学衡》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近代诗评》,而骈文的形式也是其学养的充分体现。当然,这只是预示其诗风的走向。随着他日后治学日渐成熟、学殖更加深厚,其诗歌则愈发彰显“学人之诗”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钱仲联先生《病榻怀人绝句二十六首》,尚有“家叔父玄同”一首,说钱玄同“少接余杭讽籀书,晚表新异骇众愚”,对其放弃早年追随章太炎所研习的国学,而热衷于倡导新文学,似乎并不十分认可。这不仅是学术分歧,也反映了文学方面的新旧之争,毕竟钱仲联先生所擅长的旧体文学,在钱玄同眼里属于打倒之列。
当然,钱仲联先生自己也认为,“在学诗与治学、做诗人或是当学者的选择中,青年时代的我似乎更倾向于前者”[3]60。他醉心于诗歌创作,其交游者亦多能诗者。诗歌唱和,切磋诗艺,成了他们在客厅里主要的活动内容。《病榻怀人绝句二十六首》所及陈衍、潘飞声、张鸿、金天翮、杨无恙、谢玉岑,顾佛影,都是名重一时的诗人。其“顾佛影”首云:
尺五城南识面迟,狂名合署虎头痴。沈园柳老花飞日,一榻江风记咏诗。
顾佛影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名诗人,《梦苕庵诗话》称“海上诗友谢玉岑、王瑗仲、朱大可、顾佛影、钱小山、陈器伯、庄昌尘,徐澄宇、陈元秀夫妇,年来结吟社于海上曰鸡鸣,既而以其名不雅,易之曰变风。大可、佛影兴会最浓”。[20]96 “沈园”二句则记当时流传沪上的凄美的爱情故事:顾佛影与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女儿陈小翠相恋,然陈蝶仙嫌贫爱富,将陈小翠嫁给浙江督军汤寿潜之孙汤彦耆为妻。婚后陈小翠并不幸福,还时常与顾佛影诗歌往还,可有情人终究没成眷属。
诗人集会,话题当然是诗。1934年春,夏敬观招饮。赴宴人数或许不多,但在诗界均极有地位。钱仲联先生所作《四月十日夏丈剑丞、汤丈定之招饮吷园》可窥见一斑。诗歌凡二首,第一首主要是介绍宴会的略况,说夏敬观“选客常矜严,一饭乃及余。万绿不知门,肃客赖长须。入座几名宿,标格过江初”,自注则谓“陈子言、冒鹤亭、梁众异、李拔可、黄公渚诸先生俱在座”。当然,杯觥交错,难免酒多失态:“清谈谷帘水,形骸忘虚拘。酒罢起扪腹,徐行好风俱。”第二首转入与梁鸿志二人之间的交流:
梁侯虞山来,衣裳带云气。夸我有好句,春山女儿臂。我诗尝自病,淡极不堪味。胜流猥相许,醇醪同气类。今此良会难,为公尽一醉。千花立严妆,诗思在芳翠。何当恣夜谭,风灯共拥鼻。容我张一军,刻意复刻意。
梁鸿志与黄公渚刚从虞山游罢归来,诗人有一种地域上的亲近感。何况爰居阁在当时极富诗名,被视为同光体未来的掌门人,他自己也以东坡自诩。故而得其一语赞赏,应该是极有面子的事情。
这一时期,钱仲联先生还有一组自己非常珍视的诗歌——《论诗四十首》,所论诗人起自道光,而迄于民国。四十七年后他略事增删,每首诗下又添加详尽阐释,更名为《论近代诗四十家》。先是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同年收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梦苕庵论集》,钱仲联先生又予收录。因此,是组诗贯穿了他毕生对近代诗歌的全部理解。总体而论,钱仲联先生不紧随同光体,也不步趋虞山诗派。他所向往的,是诗歌创新的理想和变革的实践。其至为推崇的,近代早期是龚自珍,嗣后是黄遵宪,最终是金天翮。其“金天翮”首云:
南风何不竞,骚坛鼓声死。突起苍头军,所向无艰垒。人境陈胜王,公其赤帝子。
对黄、金二人的赞誉,溢于言表。同样是在1936年,金天翮为《梦苕庵诗存》作序,称“余序仲联诗,犹之自序也。非谓仲联之诗之一似余焉,诗心相印也。仲联勉乎哉!异日者图王即不成,退亦足以称霸。夫霸,亦诗人之隆轨也已”[21]1005。钱仲联先生卒于2003年,斗转星移,匆匆又过十五载,今年是其诞辰110周年。平心而论,钱仲联先生是现当代旧体诗坛非常有影响的重要作家,如果一定要为是“成王”还是“称霸”追讨说法,则非常困难。这既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叶燮言以在我之“才、胆、识、力”,衡在物之“理、事、情”,“合而为作者之文章”[22]579,钱仲联先生应该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但也取决于现实的各种客观因素,赵翼论诗,有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3]772,我曾戏篡为“敢赋沧桑句便工”,个中滋味,自可品尝。当然还有评判者的标准,见智见仁,作者不能投其所好,但读者肯定是各有所好。无论如何,钱仲联先生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阶段,一定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早期”——其三十岁之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其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繁荣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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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5期)
作者:苏州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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