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学显微镜在反射暗场模式下放大500倍，观察宣纸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放大1000倍，观察宣纸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

　　一、书画真伪，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

　　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鉴藏资料，我有两种感觉比较强烈。

　　第一种感觉是：灾难深重。中国古代的无数书画珍品曾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有的收来藏去难逃厄运，有的灾去祸来险中传世。历代书画名家的精品流入宫廷庋藏，好似进入了封建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之地，其实大都后患无穷。且不提宦官内盗和昏君用其陪葬之事，就说改朝换代难免的血光之灾，有多少书画作品由此遭浩劫。再说内乱与外侵，又有多少书画珍品毁于战火、失于掠夺。至于民间私藏的书画珍品，因家族衰败而散失和因天灾人祸而损毁的多得无法统计。中国古代不缺少书画创作者，也不缺少收藏鉴赏者，但缺少书画艺术品保护的研究者，更缺少艺术品典藏的良好机制与环境。因此，由于保护不善渐渐“老死”的书画艺术品就多得无法统计。然而，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却给当代造假售假者提供了编造传奇故事的丰富素材和想象空间。所以，不管是传世的还是新伪造的古书画赝品，几乎每一件都被当代人编造了一个动听的历史故事。欺世的名人伪作加欺世的传奇故事，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必然会更严重。

　　第二种感觉是：真伪难辨。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众多原本，而且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临本、摹本、仿品、赝品。临、摹、仿曾是中国古代书画学习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作品传承的重要途径。许多古代临本、摹本、仿品流传至今，也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文物价值。例：现存的王献之《中秋帖》被当代书画鉴定界人士考证为宋人临本，而其依然为难得的重量级文物。不过，若把古人的临、摹、仿之作故意或无意地误为原作，也就变成了赝品。很久以前中国就有了书画作伪者，我曾试图考证中国书画赝品的第一个制造者和第一次书画真伪鉴定的实践者，由于历史的某些脚步是不留痕迹的，仅凭尚存的历史文献不能准确查清，所以至今对此不敢断言。其实，书画造伪与辨伪的历史起点能否考证准确，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深入研究，找到更多更准确的历史记忆和科学依据，全方位地正确认知中国书画创作与鉴藏的历史真面目。

　　我从中国书画历史资料的研究中发现，元代之前的临、摹、仿行为多数是为了学艺，甚至还为了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传世，恶意制造名家书画赝品者较少。因而，书画临本、摹本、仿品与鉴藏活动之间的道德冲突、利益冲突较少，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较少，其欺诈性与对抗性也较弱。自明中期开始，以“苏州片”为主要产地的书画作伪业开始泛滥，临、摹、仿、造、改、配、添、代种种手段兼用，并由个体作伪演变为分工绘制、作坊生产、商业销售。于是，中国书画作伪由此开始愈演愈烈，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逐步社会化了。其利益方面的对抗性越来越明显，欺诈与反欺诈的手段越来越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不断较量过程中，鉴定工作者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之“眼学”。当然，此“眼学”并非中国书画鉴定学。虽然曾有人力图将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专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面对书画真伪这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专家曾于上世纪 80年代巡回全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共同鉴定了数万件古代书画藏品。他们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真伪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去统一意见，而是将每个人对每件作品的不同意见都记录下来。我曾见到一份针对235件元代以前作品汇集成的表格式资料，题名为“元以前传世书画作品专家不同意见”，并在表后说明：“以上只是就手中的资料简略的列表，便于浏览。从中可以看到对元以前书画鉴别，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可知这中间存在的难度。工作艰巨，有待继续克服，更有望于来者不断攻关。表中对国外收藏古书画的小部分，附加一点意见。所有国内外私人藏品不在此列。表中各家意见，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结论。特此申述拙见，伫候各方专家、读者有以教之。”［1］老专家们的求实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二、正难压邪， 当代中国书画赝品泛滥成灾

　　我们曾对中国当代书画鉴藏的现状做了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令人又喜又忧。

　　令人欣喜的方面首先是，中国艺术品鉴藏机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尚存的历代书画珍品越来越多地流入了国家专业鉴藏机构（故宫、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书画珍品由国家专业鉴藏机构收藏，在先进的典藏环境中由专业人士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保护，这无疑是书画鉴藏历史中的一大幸事，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并且也是世界各国艺术品鉴藏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当然，流入故宫和各省市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海内外相关艺术收藏机构的艺术品，并不一定都是原创真品。一些收藏机构不仅收藏确定无疑的书画名家原作，同时也把那些疑似名家原作的作品和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临本、摹本、仿品、伪作等妥善收藏起来。这种将其先收入专业鉴藏机构再逐步深入考证分析的做法，正体现了一种最大可能地保护中国书画艺术资源的负责态度。

　　艺术品鉴藏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是民间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书画艺术创作步入了发展最快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和空前繁荣的局面。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日益繁荣。书画创作者、生产者、经营者、爱好者、鉴藏者、研究者越来越多，目前总人数足可以号称“千万大军”。画廊和经营书画的拍卖公司已遍布全国各地，公开营销的书画作品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金额已难准确统计，何况还有众多书画家与经纪人私下直销的书画作品，其交易量多得无法准确估计。2009年是中国书画作品拍卖创出成交新纪录的一年，单件过亿元人民币成交额的有4件（吴彬的《十八应真图》手卷成交价1.6912亿元，徐扬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成交价1.344亿元，曾巩的《局事帖镜心》成交价1.0864亿元，朱熹、张景修等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成交价1.008亿元），单件超过5000万元的还有6件。若按单件超过1000万元、超过100万元统计，其作品数量与总金额就更多了。近些年来，民间收藏热不断升温，甚至到了火爆的地步。虽然这里既有繁荣进步的一面，又存在问题与危机的一面，但是，我们应着眼大局，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藏宝于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民众热心参与艺术品投资与鉴藏，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这也正是民间艺术品收藏热令人欣喜的一个方面。

　　不管是国家藏还是民间藏，藏之前必须有鉴，令人忧心的就出在这个“鉴”字上。目前，我国私人收藏的和艺术品市场上的各类书画作品中会有多少赝品？真品赝品各占多少比例？这是一个无人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专业的、业余的书画鉴定者们曾分别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书画商品、礼品、藏品所做的鉴别结论统计起来，就必然会对当代书画真伪比例有一个整体推测，或者说有一个总体印象。那么，这个整体推测和总体印象则是，当代书画赝品已经泛滥成灾。其实，广大书画爱好者、消费者也都知此灾情严重。我曾召集我单位“中国画艺术生态研究”课题组成员并某些省市的特聘调研员，对当下书画真伪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实战”规模进行了初步评估，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将中国书画真伪的当代较量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目前局势并不令人乐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正难压邪。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书画的造假、售假群体不断扩大，而且已由暗中小批量造假、售假发展为公开的大批量生产、销售，其手段变得更加恶劣和猖狂。赝品制造销售方为了促销，给赝品出画册者有之，给赝品配发假鉴定证书者也有之，这些招术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各类假鉴定证书中竟然有“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鉴定证书”，此种鉴定证书鉴定结果一栏写着：“此作品为作者之真品，特此证明。”并在下方盖有伪造的“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专用章”或“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中心专用章”。有的鉴定证书在鉴定人一栏中还假造了已故鉴定专家的签名和名章。还有许多鉴定证书上贴有伪作和原作者的电脑合成照片。此类配有假证书假照片的书画赝品涉及到吴冠中、林风眠、李可染、黄永玉、欧阳中石、韩美林、刘大为、冯远等一大批现当代书画家。

　　2.中国书画的复制技术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科技含量和复制水平越来越高。目前常见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有仅凭临摹基本功手工绘制的，又有凭借木版水印技术、石版或丝网印刷技术生产的，还有以木版水印（或石版印、丝网印）后再手绘加工的。就其图章与签名的复制方式而言，利用电脑复制技术已成公开的秘密。就画面的复制技术与作旧手段而言，赝品制造者已引用了多种现代科技成果。光学仪器、化学试剂、印制手段与喷绘技术已在作伪的天地中大显身手。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以新型颜料墨喷墨打印复制的中国书画高仿品，仿真程度极高，让原作者面对原作和同尺寸复制品进行分辨，都感到困难。所以，将此类复制品装裱或装框后送到画廊或拍卖会，当原作出售成功的案例就不足为奇了。更严重的是，此类高仿真中国书画复制品的产销源头与渠道不仅仅在国内，而且有的是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其利用现代科技新成果制造赝品的水平，在某些方面不仅更高一筹，而且还在不断创新。这种新技术与设备正在我国迅速推广，喷墨打印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正在我国各地迅速蔓延。那些依据个人风格、时代风格以及绘画水平辨别作者真伪的鉴定者，在此“走眼”就必然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