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家艺术研究协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全国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认证平台”合作仪式在沪签署
 
您当前的位置:网站首页 > 特别推荐 > 专题研讨 >
彭玉平丨让词学回到江南

彭玉平丨让词学回到江南

时间:2018-08-28 14:54:43 来源:词学研究 作者:彭玉平

让词学回到江南
——中国词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

\
【中山大学 彭玉平教授】

各位词掌和新老词友:
    本届词学会已进入学术总结阶段,意味着到尾声了。按例曲终当奏“雅”,但今天能奏出什么曲调,我实在是不敢说了。自受命为大会做学术总结,确实是诚惶诚恐,度过了一段食无味、寝不安的日子。刚才听了几位老师的分类总结,我觉得大会精义言之略尽,就好像“崔颢题诗在上头”,我能说的就更有限了。但这几天拜读各位的大作,也确实给了我非常丰富的阅读体会:有的读得兴会淋漓,有的读得津津有味,也有的读得半懂不懂。这种不同的阅读感受与我本人的知识结构不平衡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165篇(不包括自带论文),内容几乎涵盖了词学的所有问题。我的总结准备从七个方面展开:1.词学本体论;2.词史研究;3.词的接受史;4.词本事的是与非;5.词的自传与他传;6.词学文献;7.词学理论与批评。其中有的分类纯粹是因本届论文的特殊性而设,觉得彼此相关甚至机锋相摹,很有意思,所以单独归为一类。
在词学本体论方面,有词调、词律、词乐的研究,在句式结构方面有对领字的分析,在词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有词与诗、词与曲、词与书等多方面的研究。
以词人词作为核心的词史研究在本次会议中占了绝对份额。这其中既有概论性,也有专题性的研究,如词的意象、时空观、主题、风格、地域、典故、流派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还有不少对词人生平的考订,成果相当丰硕。
在词的接受方面,包括词人接受、词调接受、作品接受等,呈现出接受史的良好格局。
在词学文献方面,辑佚、版本、书札、校勘、注本等均有涉及。
在词学批评和理论方面,宋金元部分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明清与民国还是甚多,这与这一时期的新文献较多、学科格局还不稳定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还有一些关于词的本事和选本等研究。
有这么宽的覆盖面,有这么多深度的研究,可见本次词学会确实有新的气象。词学回到江南,注定是一场回家之旅。我的家乡虽然距离这里只有一百多公里,但一直到今天,我才感受到“江南大学”这个名字的特殊魅力。我觉得作为“江南”大学,她的A+学科,除了“食品”,至少还应该有“词学”。
下面我想分领域谈谈我的粗浅体会,因为时间有限,阅读不精,再加上我的领悟能力本身也很有限,所以我今天谈到的文章,如果在方向上说错了,请多多包涵。同时为了言说便捷,凡涉及作者名字,一律直呼其名,但敬意藏于心间,也请诸位谅解。

、词学本体论
1.词调、词律、词乐
田玉琪的词调研究已经高居学界一席,他为本次会议提交了一篇《词调学研究的学术空间》的文章,希望能对词调学在词调的发生演变、运用、图谱、音韵和音乐五个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学科构建。我直觉在这个领域,能跟田玉琪对话的应该不是很多,所以期待田玉琪的词调学新著早日问世。
雷淑叶探讨了盛配的声调之学,以夏承焘、龙榆生的声调之学为基础,着重讨论了盛配在声调之学上的贡献,如四声通变说,编订四声词谱等。关于声调之学,这次会议还有雷叔叶与施议对先生关于文章体制与声调之学的对话,可以一并参看。
潘玲在2016年词学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对《西河》词调的分析,但她没到会。这次分析的是宋代方千里、陈允平和杨泽民三家和清真词,她的论述角度侧重在词调,这次虽然只是考订了《琐窗寒》《花犯》两个词调,但她的计划有28调,后续的规模研究更令人期待。她应该是可以与田玉琪进行“高端论坛”的不多的学者之一。
朱惠国等分析戴复古《石屏词》的用调特色,简单来说,有因袭有创调有创体,他的创调创体影响不算大,但在南宋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黄敏对姜夔词的用调与词风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姜夔词风在韵部的选择、句度的组织和声律的安排等多方面非常用心,他清劲峭拔的声情特点与其清空骚雅的词风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从词调角度介入词人词作的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维度。
周韬对姜夔《霓裳中序第一》的声律进行了新的考订,认为与霓裳旧谱乐谱不同,姜夔特别在以平声为上声方面做了尝试,一方面借鉴近体诗律,同时通过摊、减等方法构建偶言律句。这文章我读得辛苦,但这不是周韬的问题,而是我本人对词律问题一直心存畏惧所导致的。田玉琪对宋词“入代平声”说作了新的检讨,认为这种入代平声虽然有,但是也属于偶然的情况,并非必然的法则,入声与平声的区别仍是一直被强调着的。他对《词林正韵》的批评比较犀利,认为颇多不符合宋词实际。胡建次对民国时期词学对词律或尊或破或合的几种观念作了分阶段分类型的分析。张春义、田玉琪从清商乐“依曲填词”的特点考察其与词体生成的关系。词乐研究为大多数人视为畏途,这样的文章除了学术价值,还特别需要学术勇气。
明词怎么唱?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读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就知道南宋就有很多词无法唱了。但根据史料,明词的自娱性歌唱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歌唱形态发生了变化,词人和童子成为歌唱主体。作者薛青涛列了一个长长的唱词资料,让你不信也得信明代唱词的盛况。只是词人与童子唱词的专业水平,我不免有所怀疑。

2.句式结构
普义南通检340首梦窗词中的单领字,对其疏通句组前后文,造成时空转折、意义曾深的结构作用作了分析,因为从一个一个字的具体考量中分出作用类型,我相信他的结论是有力量的。

3.词与其它文体的关系
杨吉华从情与志的关系来看词与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老话题也可说出新意思。李静论述朱淑真“以词为诗”,分析的文本是诗歌,但解释的文体内质属于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宋代诗词的交叉显然不是单线的,至少是双线的。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领军人才,又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词也是与秦观并称“秦七黄九”,那么黄庭坚的诗词与书法会有怎样的关联呢?这是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由兴波的文章重点分析黄庭坚晚年在这三者之间的互补情况。文章不长,但值得一看。
贺铸的词集为什么叫“东山寓声乐府”?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想过,颜庆余的文章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因为他以词体来写作乐府,所以带有明显的古乐府的风格,这个意思钟振振也提出过贺铸“以乐府为词”的说法,颜庆余把这个说法好像倒了过来,说是“以词为乐府”。两种说法的在什么层面相合,在什么地方相离?或许是另外一篇题目的文章了。
陈平、黄志浩对北宋辽西夏时期的民族交融与词曲流变作了分析,侧重在词曲文体的部分合流上。左洪涛、孙许亚分析金带王喆道教词对散曲的影响,重点分析在内容、体制形式上入散曲的情况,材料很丰富,左洪涛在道教词这个地盘呆了很久了,他的研究也越来越有体系

二、词史研究
1.意象
严纪华对“莫愁”的文学意象为中心,考察了28首莫愁词的情况,这种对宋词主题意象的考察,可见创作流变的轨迹。徐炼的文章题目叫《“昨夜”情结》,分析“昨夜”在诗词中频繁出现的现象及其原因,于不经意之处见出眼界和判断。

2.时空
宋秋敏的《宋词“时间书写”的文化蕴涵与审美心理考察》,认为宋词中的“时间书写”也以对光阴易逝的焦虑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为主旋律,既珍重个人的现世时日而弱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因“彻悟”而愈发清醒深刻,由此生发出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生活哲理和人生智慧。以前说读史使人明智,其实读词也一样使人明智,关键是你能不能读出来。彭曙蓉对元末行旅避难词中的时间词语进行了“密码破译”,“密码破译”是她的原话,不是我的评述,确实时间书写是考量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作者作了很多统计,应该很有说服力。
注重时间,当然也要注重空间。罗燕萍考察了宋代园林对诗人词人心境和诗词作品在文化场域、审美特征、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张建伟、殷昆就专题分析元代词人的地理分布与群体特点,他们有很多地理分布的数据,诸位可以看论文,他们把元代词人的分布格局与元代政治、军事、版图和民族政策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理路非常值得信任。

3.词人词作研究
吴琼《宋代“盛传词”刍议》通过对62首据说的盛传词的分析,得出宋代盛传词与宋词经典名篇重合率极低,本质原因是文人审美与民间审美的离合问题。这其实也是宋代不少词人倍感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自己很自得的词不为人欣赏,而自己其实不怎么满意的词却广为流传。这就好像某诗词大会,真正的诗词大家不在嘉宾席上,而在嘉宾席上坐着的有些连格律也没过关,有人很不理解,甚至很反感,其实这种困惑可能宋代人就有了,也算是“江山代有困惑出”。这涉及到传播学与经典学的离合关系,值得仔细研究。
有一组关于柳永的文章,也许可以集中在一起说一说。
姚蓉对柳永都市词的叙事模式做了探讨,因为柳永的叙事结构以场景为中心,重点写节庆即都市繁华。姚蓉说,读了柳永的都市词,很难说中国没有狂欢节,很难说中国人没有狂欢精神。我读了姚蓉的文章,也有类似的体会,但我想这与柳永这个人比较自嗨也有一定的关系,狂欢也可以是一个人式的。王玫对柳永的“赋颂体词”这一新的词体形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量,认为一方面促进了词体诗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词体功能。
方颖对现存海宁唐氏写本《屯田乐府》的文献价值作了分析,这个本子最初由张文虎在毛晋汲古阁本的基础上根据宋本《乐章集》校对后编成的本子,因为是写本,知者不多,感谢方颖把这个本在重新带进学术界。魏玮对柳永是否触犯宋仁宗以及拜见宰相晏殊一事是否属实,进行了新的考辩,根据当时的考试与授官制度,以及“贤俊”一词的使用习惯等,作者对这两件事都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薛瑞生是柳永研究的大专家,他光临本次会议,为会议增大光辉。他对《镇江府志》中收录的柳永《墓志铭》进行了侧重在宋代官职方面的解读,认为此《墓志铭》应非伪作,并对柳永的若干仕履作了新的阐述。考辩文章而写得文气充足,我受益良多。
看来柳永不仅在他生活的时代备受宠幸,即便到了今天,也受到很多学者特别是女学者的高度关注,男神果然是男神,一红就红千年,这也算是柳永作为不倒的偶像的一个证明。
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冯煦说欧阳修的词“疏隽开子野,深婉开少游”,欧阳修词的深致受到了批评家的集体认同,郁玉英围绕着“深致”二字对欧阳修词的美学特质作了深度的开掘,认为欧阳修晚年和贬谪夷陵之后,创作的深致得到更多体现,我接受这个结论。但我很任性地说几句:他的那首“群芳过后西湖好”,也常被视为是有雅人深致的代表,作为晚年参透世象的作品,我其实也认同的。但我曾经关注过这首词以及欧阳修作这首词的身体状况,他被糖尿病深深包围,平时饮水如注,这必然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经常要上厕所。群芳开的时候那么多人,他因为糖尿病和飞蚊症的双重影响,视力严重下降,本来看花开与花落,也差不多,反正都是一片模糊。而当年颍州的西湖能有多少厕所?人多的时候,景区的厕所也一定很拥挤,所以他只能在“笙歌散尽游人去”时候去“签到”一下,象征性地看看,表示没辜负这个春天而已。而且这个时候满眼四处都是厕所,他很方便,所以就直呼“群芳过后西湖好”了。我这不是学术判断,只是拿来以资闲谈,聊博诸位一笑而已。
北宋的莫襄墓碑有墓志铭并序,碑阴也有五首《踏莎行》挽词,张如安对此碑的文字进行了细致的考量。在词调创新逐渐成为趋势的北宋前期,有一个人好像有意回避词调的创新,这个人就是晏几道,刘学的文章分析晏几道词调与词心的关系,写得很细致。
刘尊明考量了在长达22年的时间中,苏轼创制长调慢词的情况,分阶段探索其心境的变化以及时代的影响。李静以“坡仙”为关键词,考察苏轼词的胸襟气度与精神风韵,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曾经看过一篇介绍性的文章,说八岁的小东坡怎么怎么,其实最小的东坡也有43岁的。东坡有“仙气”“仙味”,也应该从黄州说起的。沈松勤也关注到苏轼的黄州词,但他取的角度是对勘苏轼在同时期写的《苏氏易传》,这一对照就发现问题了,因为《苏氏易传》中强调的“性命自得”观念,分明也是这一时期苏轼词的内在精神,如《卜算子》中的“幽人”其实就是一个“履道坦坦,幽人贞洁”的幽人,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的词才能称为“士大夫之词”,文章写得很有深度,很严肃,我觉得跟沈松勤给人的印象也是一致的:头发总是那么整齐有型,表情总是那么严肃不苟。但其实沈松勤这人“即之也温”的。
诸葛忆兵平时给人的印象呆萌呆萌的,但他居然关注起艳情词,内心真是丰盈广大,看来认识一个人真的很难。诸葛忆兵对刘辰翁的艳情词做了专题分析,虽然作品只有12首,但有部分作品把艳情改造成书写亡国之音的载体,这个变化有点大。但周济也说过,艳情有的时候只是面子,里子可能是多种内容,把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也曾经是不少人的尝试。诸葛又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刘辰翁个案,这属于宋代艳情词的典型变调了。
关于辛弃疾与张鎡的唱和词,我此前没关注到,尤其是在这种唱和之中究竟有怎样的隐秘心境,是一个绕有意味的话题。这次有位作者因为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和作品,所以提交的一篇专题文章,他的名字叫“刘方”。郑慧霞对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声景书写展开研究,细致可读。齐凯认为对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主旨的解读呈现出过度阐释的倾向,他的结论是此词不过写传统的男女情事,这个结论前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但齐凯用细致的分析佐证了这个说法。赵晓岚追源溯流,分析了西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对辛弃疾性格、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这对于深度了解辛弃疾其人其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张梅、邱忠善对辛弃疾词中“典故类聚”的叙事话语进行了颇为全面的分析,典故使用的得与失从来都是相对,因为使用典故的意义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批评的人往往用被弃置的典故内涵来指责使用的不精准,赞赏的人往往在典故与作品语境中的契合中感到一种特别的韵味。但“典故类聚”其实是危险的,不是高手,尽量不要尝试,辛弃疾当然是高手,他应该属于例外。我最近读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蒙庵填了一阕《琐窗寒•金风》,况周颐读了初稿,说你只是写了秋风,没有说“金风”,这个“金”字要刻画出来,所以况周颐的修改稿用了一系列关于“金”的典故,如金缕衣、一钩金、金波等等,我感觉就是强调“典故类聚”的方法,但这样对初学填词的人真的好吗?至少我是怀疑的。
路成文从奇气、理趣、巧思三个方面对蒋捷的《竹山词》做了新的探讨,尤其是注意到蒋捷素以儒者自视,说自己“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如此蒋捷词的“理趣”确实有一个稳健的落脚点。对一个有一定关注度的词人从新的审美维度来重新考量,推进了对蒋捷词研究的进程。
邵大为《潘阆行年系地谱》比较详细地勾勒了潘阆的仕履及作品编年、系地,这类系谱为之不易,有时一时一地一事之考订费时数年难得确证,为更精深的研究提供了知人论世之资。我对这一类文字满怀着敬意。关飞考述了高观国与史达祖的生卒年及其交游情况,作品内证与外证结合,梳理论证清晰。
孙虹的笺注之学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由笺注而来的史实考订也往往令人信服。这次她考证张炎北游之事,结合宋元史料,提出了两度北游说,并对相关行程和作品作了分析说明,同时由两度北游说,也可纠正对张炎人格长期以来形成的误判。这样的考证小中见大,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这次会议我们在许多场合都看到孙虹忙碌的身影,她对本次会议确实厥功甚伟。
郭勇对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的三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最可采信的版本并分析其审美价值。知名度高的作品往往透明度低,郭勇的文章应该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何丽娜分析沈周率性天真的小词,注意其词学观与填词创作的关系。
叶晔把视野放在明代,考察明代北方的填词图景,注意区域的组合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北方之词如何与诗歌戏剧的融合作了分析。为词史上提供了比较鲜明的北方品质。这篇文章站位高、视线远而落地稳,我个人读来很受启发。
黄晓丹结合清初政治压力、文体弹性与个人生命三者的关系来考察词史关系和词史观念的建构,带着明显的以词补史、存史的理想。这篇文章颇见格局,出自青年学者之手,值得鼓励。
刘东海从《全清词》的分卷中整理顺康雍乾四朝的题画词5772首,从中再选择大型同画题词唱和词为中心,探讨其主题的流变,是一篇下了不少功夫的文章。邓妙慈分析龚鼎孳和韵词的词史价值,作者不仅对此有分类分析,更认为这些和韵词对清词中兴有直接的推动意义,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清代的女性词渐成规模,词艺也日高,本次会议有一组关于女性词的文章值得关注。
赵宣竹对顺康时期的女性词的艺术进行了专题研究,揭示他们既有师承也有创新的艺术特征。同样研究顺康女词人群体的还有陆佳慧、张祝平二位,他们合作对这一时期女词人的选调、创调情况作了分析,勾勒了词坛女性审美意识的确立过程。韩荣荣则对女词人沈彩的《采香词》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韩绍平对清代女词人杨芸的《琴清阁词》中的酬赠、题画词做了分析。伏涛分析了顾太清的馈赠致谢诗词,认为是“礼尚往来”的最佳样本。这个结论很有吸引力。钱斐仲兼有女画家、女词人的双重身份,陶运清、刘凌云研究其词中的图画书写,可谓因人而论。徐燕婷对民国时期学者型女词人的代表陈家庆做了深入分析,着重突出以陈家庆为代表的女性词人已经在主流词史中获得与男性词人并重的地位。
孙艳红有个课题是“满族词体演变史”,这次她提交的成果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对承龄词境的分析,认为他超越各派而独有特色。纳兰可能是清代词人中在民间接受度最高的词人,涂意敏对《饮水词》中的易代之思做了分析,这是对纳兰广为人知的爱情词之外,另外一种主题的开掘,颇有意义。
康熙时期梁溪词坛有词社,有家族词人群,他们既创作,也编选本、刊刻词集,形成了一个颇为蓬勃的词学生态,这是任翌文章的主要内容。林宏达注意到清代张玉榖在雍乾朝有不少论词长短句,这当然可见他的词学观念,但林宏达把文章的主体放在这一观念之下家族词人群的填词概况,落实到创作的层面,一方面印证其词学思想,一方面展现创作的风貌。
刘军政《论刘榛的清朴词风》认为:刘榛的词,借稼轩风的形貌,传递理学的精神,表现出“清朴”的创作特点。刘榛此前并不大受关注,但从词史研究而言,只有更多有成就的词人词作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中来,才能丰满词史的流变和格局。
蓝士英考论赵怀玉与张惠言的交游,事实的考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此而呈现出常州派既有松散的联系,也有未必清晰的传承。这有点像我理解中的常州人的性格:在松散的群体中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陆有富对谭献《复堂词》如何体现“意涩”的技巧和“柔厚”的主张做了重点分析,也同时指出了其创作的若干不足之处。赵瑞华以“词史”观念为核心,分析了晚清词创作是如何与此观念进行实践与疏离的。沈家庄、朱存虹对王鹏运及其词和词学活动、词集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朱存红还提交一篇关于王鹏运学词道路的文章,可以一并参看。杨柏岭的词学研究兼重文献和理论。这次他分析王国维词的哲理意味,这个话题不算新,但他把握了王国维“多情”与“善思”两点,提供了不少新的见解。
钟锦对谢玉岑的词进行了专题分析,着重揭示其因为英年早逝而带来其词展现了多方面的美学特征,似乎无所特色,但其实谢玉岑也有自己一定的新创,文章对此有分析。谢建红的《江南词人——谢玉岑论》,也是专题讨论谢玉岑的词,谢建红是谢玉岑先生之孙,他眼中的祖父肯定是别具神采的。这两篇文章可以合看。
欧阳明亮对民国词学教授周岸登的词进行了专题分析,一方面揭示其自号“二窗词客”背后对吴文英、周密的追随,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受到苏辛影响的痕迹。管琴根据《天风阁学词日记》梳理了夏承焘与马一浮的一段跨越二十多年交往的记录。主要揭示了他们的诗词交往,为考察当时的词学生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许菊芳分析了刘永济《诵帚词集》中的400余首词,注重其心史与词史的双重展现。
金春媛对张伯驹以“诗词记戏”的作品和特点,张伯驹之所以能体现出这一特点,与他兼好诗词曲多种文体有关。我最近关注梅兰芳在民国年间的南北演出记载,当时风靡南北的情况,现在读着也很震惊。张伯驹用诗词来记写曲坛,应该也有着类似的背景。余意对民国时期北京的聊园词社做了专题考论,这个词社因为无社集行世,考论为难。但余意参诸社员词集以及其它零散的文字记载,勾勒出词社的构成、社集和基本性质。
刘威志对赵尊岳客港时期的《南云词》作了专题分析,这个时候况周颐、朱祖谋两位老师已经去世,时代又有新变,所以这本词集体现了赵尊岳词风的部分变化。汪中的籍贯是安徽桐城,但1949年后迁台,2010年去世。林佳蓉对这样一位当代词人做了词作辑佚和析论,这是最近的词史,也是最鲜活的词史。汪超关注到10-19世纪朝鲜半岛词人对中国地名运用的情况,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为当代的文化自信添一重证据。
三、词的接受研究
谭新红以文学史为考察视角,对百年来词体文学经典的过程作了勾勒分析,这是经典化的一个特殊范围,有点类似于集体认同,其但影响力也因此非同寻常。顾宝林以清初为基本考察范围,对欧阳修《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的拟仿和接受作了梳理和分析。
李清照的词接受史已经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如果说谁是第一读者,可能答案还是很多,杨雨、刘晓丽给出的答案应该是王灼。王灼虽然不是最早评说易安词的人,但他对易安词的评价却是奠基性和方向性,大致引导了此后对易安词认知的基本定位。文章对南宋及明清学者群体的观点作了梳理,认为他们与王灼观点确实存在着呼应。我认同这样的考察维度。
橘千早考察了苏轼与柳永相同的22种词调,相关的变化肯定有,更值得注意的与柳永完全一致的作品,可以看出苏轼不是按照乐曲,而是参照柳永歌词本身来创作的。直接一点说,柳永的词因为得到苏轼的敬重而逐渐成为范式。词学史上经常津津乐道苏轼说“我词比柳七如何?”的话,以为他一定要与柳永比出高低,其实英雄从来惜英雄,骨子里的敬重也许是更根本的。
钱锡生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梳理了辛弃疾对后来词人的影响,譬如语汇、意象、成句、句意、句式等,非常细致。姜夔的自度曲不仅是在基本体式上影响到后世,而是在词牌、词序、正文三位一体影响后来,清代浙西词派大力标举,尤其好追和其自度曲,所以姜夔的这类词也因此慢慢走向经典化。当然浙西词派在模拟中也有变化。
李春丽的论文题目是《词学史上的金元词论》梳理了金元词在金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接受史,包括对金元词的文献整理、对金元词特质的认识以及金元词与词学史的关联,有材料,有眼界,有判断。
林淑华分析宋翔凤对姜夔的接受,结合宋翔凤的论词绝句、论词长短句,认为宋翔凤对姜夔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注重其词中的家国之叹、词史地位、工于音律等。王天觉分析辛弃疾在民国的接受,但他的视角落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对这一时期的辛弃疾就接受的新变与意义作了具体的分析。白帅敏专文考察范成大词的传播与接受,涉及版本变化、单篇传播以及对其它词人的影响。徐利华、马兴祥分析了《抛球乐》词调在朝鲜王朝的受容和演变,这是域外词学接受史,值得关注。

四、词本事的是与非
我们读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第一部便是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宋代的几部词话,也大多以叙述本事为主,清代叶申芗也有一部《本事词》,把词后面的本事记录下来,成为古代词话的一项基本内容。我也读过以词的本事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但这次会议,关于这话题就有不同的声音了。
宋学达并不否认词本事的文献学价值,但他经过对陶毂的《风光好》、周邦彦的《瑞鹤仙》与苏轼的《卜算子》三词的源流分析,认为其中存在着严重的虚构现象。宋学达为此提出了新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有大量细节描写者、凡以词句比附情结者,皆应怀疑。”这“两个凡是”话说得是否重了一点?最好请王兆鹏与刘勇刚来回答。
刘勇刚的文章题目就叫《秦少游的鹊桥仙为谁而歌》,他的结论是:这首词的本事好多,拿一件来说,即便不是写给小师母王朝云,也是写给长沙义倡的,创作地点是郴州,时间是绍圣四年的七夕。“元芳,你怎么看”?
王兆鹏与肖鹏继续担当词学警察的职责,他们联袂考订贺铸的情事,根据贺铸友人李之仪《题贺方回词》提供的线索,终于解开《青玉案》隐秘情事。此词是书写真实的爱情故事,建中靖国元年( 1101)贺铸寓居苏州,偶遇吴女,一见钟情。然因自身长相奇丑,加之仕途不顺,自卑感强,每到社交场合就胆怯拘谨。爱妻去世后,更是垢面蓬首,不接世故。因而直到吴女去世,他也不敢向吴女表白,酿成无法挽回的爱情悲剧。《青玉案》和《感皇恩》便是歌咏这场爱情悲剧的姊妹篇。
从他们的考订也提醒当代的词人,不要以为把一段不想直说的感情写在词里面就很安全,一旦遇到像王兆鹏这样心明眼亮的“警察”,也许总有昭然大白的一天。同时也提醒知情者写序或者题词,笔下的文字要收一收,以免误了兄弟的好事。
王兆鹏、刘勇刚两人的大作,我一时觉得不好评了,我想偷个懒,把这两篇文章交给宋学达来评议,也许是最合适的。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比较激烈的情况,提醒会务组做好相关的安保工作。

五、关于词的自传与非自传
美国的艾朗诺认为把李清照的每一首词当做自传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有可能导致一种严重的误读,他的基本理由是“男子而作闺音”是中国的创作传统,今传署名李清照的作品中有不少是伪作。但喻宇明认为晚清闺秀郑兰孙的诗词稿《莲因室诗词集》,富含大量自传性书写,具体来说是“不平则鸣”“感知慨事”,这两个动力促成了终其一生的自传性书写。我读来是认同的。因为我深深知道,“男子而作闺音”固然是一种传统,而缺乏充分社会交流的女性,应该秉承的是另外一种创作传统。建议喻宇明把这文章寄给艾朗诺,看看能不能触动他对以往研究理念和范式的反思和调整。

六、词学文献
张炎,不是那个写《词源》的张炎,据各类文献辑补《全清词》(顺康—雍乾)卷漏收词 4924 首,我直接在这里表示敬意,找出这么多,真是辛苦了。詹千慧对藏於上海圖書館之王鹏运的稿本《梁苑集》做了细致的校读,以看出其光緒九年(1883)癸未秋前往開封省兄,至次年十月服闋入都以前的经历和心境。罗慧、孙沁在受到饶宗颐先生指点的启发下,细致考察了宁波天一阁藏明刊本《淮海句式长短句》的情况,像这样的私刻本,往往不大受关注,但其中也包含了值得关注的词学思想。尤其是序言是草书写的,要辨认清楚真是不容易。
郑炜明、陈玉莹有一个关于贺铸词版本、校勘、词调等研究的系列计划,这次他们提交的论文是以毛氏汲古阁未刻词本《东山词》为中心的源流考察。我对郑炜明的文献功夫是敬佩的。与发现新文献相比,对新文献的精准考订才是更重要的。这两年我也经常翻看他的《况周颐先生年谱》以及关于况周颐的两本论文集,觉得他搜罗文献当然勤奋,考订的功夫也是非常厉害,这多少得益于饶宗颐、罗忼烈等先生的指导。
艾朗诺对今存李清照词的真伪有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当然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说“越是晚出的易安词就越不可信”这个判断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为此他把《花草粹编》中增补的九首易安词归为最不可信的一类。江弱水考订了《花草粹编》中新增的两首《摊破浣溪沙》和一首《减字木兰花》,认为它们具备了不少专属李清照的元素,说这三首词是伪作,应该是欠缺充分证据的。江弱水的艺术直觉相当敏锐,但如果能辅以更多的直接证据,文章就更稳健了。我暂时选择相信江弱水,因为今天艾朗诺也不在。
邓子勉在词学文献搜罗和研究上,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与他数度同会,但印象中未交一言,主要是他给我的印象总是在读书的样子,即便走路也好像在思考,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但词学界没有使用过他整理的文献的人应该不多,这次他考订南宋黄公度的词集文献,依旧是一如既往的翔实清晰。刘尚荣整理校正了《东坡词》的傅干注,这是第一部苏词笺注本,这个本子曾经引起过龙榆生等人的注意,但傅干《注坡词》的价值远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个新本子相信能推动苏轼词研究的新发展。
邹静慧考察了公私书目中的《竹山词》版本,将八种传本分为两个系统。杨景龙曾经做过《蒋捷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他要来参会,可以与邹静慧来进行对话了。周明初从明清宗谱中收录的若干明词进行了考辩,一个基本的现象是假托明词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为考订文献的时代归属、作者归属设置了障碍,周明初的文章虽只是举例,但其实是为考订真伪展现了考辩的范式,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张海涛考订陈廷焯三种诗词学著述《骚坛精选录》《词则》《杜诗选》,或考订成书时间,或考订钞本情况,或考订真伪情况。《骚坛精选录》撰于陈廷焯早年,这是肯定的。我是在陈廷焯的孙子把这本书送我拍摄后,才了解到这本书的情况,后来还特地编了一本《白雨斋诗话》,以回报陈廷焯孙子对我的信任。这其中《杜诗选》为没见过,张海涛好像也没见过,但他提示了文献线索,不管真伪,只要还存于天地之间,总是一件幸事。
薛玉坤的文献考订一直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和推崇,这与他一贯的博学和敏锐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我发现这也可能与他天赋异秉有关,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薛玉坤的眼睛好大好亮,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专业指明了方向。这次他以吴昌绶的相关书札为核心,对近代词学文献整理工作做了多方面事实上的厘清。其中对我文章中提到吴昌绶与王国维交游时任职何处以及吴昌绶编纂《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是否受到罗振玉督促的辨析,我完全接受他的结论,这与我读书不广、思考不精有关,在此谢谢薛玉坤的指正。小书修订时一定据以改正,并说明来源。
许淑惠以陶湘撰写的宋代词集题跋22篇为对象,分析陶湘在藏书、校书等方面的心境,侧重其在词学文献学上的地位。陈雪军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赵凤昌藏札》中则出邵瑞彭致赵尊岳的手札25通,一一考订其内容,相信他的考订对相关词学活动、词学观念有大的帮助。和西林在近代词学文献的发掘上颇有贡献,这次他对新发现孙人和的《词学通论》的版本、与吴梅《词学通论》的关系、批语之价值、词学之价值,作了相当全面的评述。蔡世平的《南园词话》凡37则、《续南园词话》26则,所述以理论为主,以白话撰成,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七、词学批评与词学理论
韩立平对宋代文学批评中的诗词互证与辨体思想进行了分析,涉及文本校勘、本事探索、作者辨正、生平考订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学术研究,有时换一种思维和角度,很快就能呈现出不同一般的现象。
张仲谋是明词和明代词学研究的祭酒,他这次提交的依然是关于明代词学的论文,论述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义,着眼创作、选本和词论的多重影响,小题大做,但做的有格局有气度。岳淑珍继续在明代词学领域耕耘,这次她分析明代词体正变论,她不是就词学论词学,而是结合明代诗学的正变观来分析,这是建立在明代诗词边界比较模糊的基础上,正变的问题,宋人虽已有一定认识,但明代才基本定型。
朱德慈兼有文献与理论之长,在这两方面都给学术界贡献过厚重的著作。这次他从家族、姻族与清代词派的关系切入分析,涉及诸多词派背后的家族、姻族因素,展现了词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渊源。陈水云探讨的问题是明末清初词坛的“求工”与“尚法”之间的关系。作词难是这一时期不少人共识,陈水云结合流派理论进行分析,彰显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孙克强从事清代词学研究数十年,他那么高的个子居然著作等身,其中付出的艰辛在在可见可感。这次他从词学主张的系统性、词选的影响力、创作成就以及与康熙朝官方思想,分析浙西词派能够主盟词坛是多方面原因的合成。文章兼顾全面,论析翔实。
昝圣骞认为常州词派的声律观念主要导源于《乐记》中的声学思想并形成自己新的内涵和体系,文章追源溯流,有一定的启发性。梁雅英对王昶《国朝词雅序》的异文与《国朝词综序》的关系作了分析,她从中发现了王昶对汪森、厉鹗词学观念的继承与修正。文章中有字体比较和序文分合图,应该是一篇很用心的文章。
谭献是清末词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借助诗学来推尊词体,但又注意保持词体的独立性,其理论呈现出比较纠葛的状况,高明祥的论文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国朝词综补》影响颇大,但对其人期书的研究还是比较滞后,闵定庆考述其家世和生平,为对其词学和选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杜庆英则对谭献在《箧中词》中的点评与碑学的关系作了分析,她重点关注的是碑学、书学概念在词学中的渗透。
我是溧阳人,溧阳属于常州,常州词派是词史上影响最大的词派,但我基本上没有研究本土词派,而是花了多年时间去研究隔壁浙江海宁的王国维。现在终于有人研究清末民初的浙江词人如何在词学上向常州词派进行靠拢和学习,这使我内心也得到一种平衡。傅宇斌的这篇文章我因此读着十分舒服。
杨传庆从近代以来的书札中分析词学观念的变化,这个资料来源很可靠,所以我想从中演绎出来的词学也应该很真实。王平从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提起其尊体理论,认为俞陛云在文体功能和艺术论上完成了诗词同尊同工的地位。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以论诗歌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跨界的批评,其中有十则涉及清末民初的乐歌批评,这种新音乐文学批评反映了在新旧时代之际对乐歌文体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如果民国也有大晟府,这种乐歌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体样式,可惜民间行为终究导致了发展的缓慢甚至归于沉寂。反省这一段历史,体制的重要性便彰显了出来。
刘少坤、张寒涛把王国维的“人间”“境界”等概念放在王国维的生平学养和时代环境中去探讨。他们认为“人间”一词内蕴着王国维的宗教情怀,而“境界”一词应该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第一点我持保留意见,因为王国维其实不精于宗教;第二点涉及到中西权重的问题,如果能在源流和权重上有更精细的研究,是我更期待的。
我自己的文章分析王国维与况周颐词学观念的相通,其实是对王水照先生文章的补充。王国维与况周颐各因所需,而提出自己的理论,但当剥开外缘,触及到词体根本的时候,两人其实是合流的。我用的文献来自《历代词人考略》的较多,因为这个文献,况周颐是托刘承干的名义来写,所以不用违心地树旗帜、带帽子,更能真实地反映况周颐的真实心态。
《燃脂余韵》是王蕴章发表在《小说月报》等报刊上的女性诗词话,一方面保存了不少女性作品,另一方面要求恢复妇德观念。总体上比较守旧,但在一个新的时期的守旧,其实也是一种批评的姿态。关于这本著作及其主要内容,可以参见习婷的文章。汪素琴专题讨论了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的论说方法与特点,现代词论也理当进入词学史的范围。
关于二十世纪词学传人的分代,施议对是开风气者,倪春军以第三代词学传人为中心分析晚清民国的词学教育,这个选题很有意思,可见词学传承在方法和观念上的若干新变。周于飞从施议对编纂的《当代词综》总结其“大当代”的词学观。我与施先生交往超过20年,深知他是一个有魄力、有眼界、有使命感和方向感的学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施先生会作为一种现象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曹辛华目前的研究有从近代向当代发展的趋势,证明之一便是他这次提交的《论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发展、建构与意义》,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他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考,相信他的思考会给大家带来启示。前几天我在广州见到曹辛华,他说他感觉做学问像抽大烟,容易上瘾。我平时劝人戒烟的多,这次我希望他的烟瘾越来越大。
刘宏辉关注域外词学,提出了关于日本词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的话题。关于日本的填词发展史已经有专书问世,一本日本词学史显然也是学术界期待的。
郑易焜对《国朝常州词录》的编纂及其词学思想,突出了缪荃孙词学交游、创作观念、词学思想在其中的渗透。郭时羽对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三十年代初印本与五十年代修订本作了细致的比较,揭示不同版本变化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学术意义。譬如为什么初印本选梦窗词多达38首,而修订本只选了10首,这种变化大有讲究。龙榆生的这个选本影响非常大,但排序和选目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背后的时代因素不能忽略。
我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读诸位的论文,这一方面对我是一种学术上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也为我有欠完整的知识结构进行有益补阙。我原来觉得学术总结是苦差事,但今天我不这样认为了,因为收获的快乐远过于阅读的辛苦。
但读后我还有一些想法,也在这里与诸位交流一下:
1.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如果经过你的分析,这个对象没有特殊价值,则相应的研究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所以叙述类、概述类的文章除了编写教材,建议尽量少写,如果习惯了这种作文模式,很可能会习惯不创新了。而学术一旦无视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就危在旦夕了。
2. 谨慎介入一些关注比较多的领域,尽量避免选题的重复。除了有新材料,或者新理解,或者有新方法,否则相关的研究可能会流于重复与平庸。对一个多人关注的领域的介入,其实对研究者的学养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金圣叹批点《水浒传》,提出了著名的“犯之而后避之”的理论,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犯”之后怎么“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3.关于文献与理论的结合,刘熙载早就说过:“读义理书要推出事实来,读事实书要推出义理来。”事实与义理的结合注定是学术研究的正道与大道。我感觉有不少文章对事实的考订固然堪称精审,但从考订引发怎样的义理,应该是实证类文章同样应该重视的。清代的章学诚曾经感叹:“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吐丝。”熊十力谈研究佛学当由踏实之功而趋凌空之思。文献的功夫与理论的眼界同时具备,才能提升学术的高度、厚度与精度,偏于其中一隅的学术很可能是跛脚的学术。
4.加强文学论文的文学性。虽然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学创作,但“文学”论文,讲究文字的文学性也是应该的,如果用富于美感的文字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应该是一种更理想的状态。“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如果我们的论文也能呈现出这么明媚的学术春景,我相信一定会更有魅力。
参加这届会议的青年学者很多,而且提交了不少高质量的文章,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李白说“丈夫未可轻年少”,这真是一句深邃而有气度的话。兆鹏会长提议从本次会议开始,在青年学者中设立优秀论文评选制度,这一提议得到了学会领导层的一致同意,这体现了学会对青年学者的关注与提携之意,我要断章取义引用刘禹锡的一句诗“好染髭须事后生”来表述这种情怀。我现在特别把这两句诗合在一起送给到会的青年学者,相信学术史的明天一定更加辉煌。
谢谢大家。
 

关于我们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