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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揭《琵琶记》之谜

郑振铎揭《琵琶记》之谜

时间:2021-04-27 16:41:50 来源:善本古籍 作者:徐宏图

郑振铎揭《琵琶记》之谜


高则诚《琵琶记》一问世即获好评,被誉为“词曲之祖”。徐渭《南词叙录》称其“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吕天成《曲品》称其“功同仓颉之造字”,“可师,不法,而不可及”。明太祖朱元璋还赞其为“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但同时又是一部充满“诡异”的奇书,正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戏文的进展”章所说:“为了《琵琶记》已成了一部伟大的古典剧,故诡异的传说便纷纷而出。” 包括作者、时代、版本、祖本与创新等,均有过种种猜疑。为此,郑振铎作了如下一一解答。
 
一、作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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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琵琶记》的作者,自明常州蒋仲舒《尧山堂外纪》称“高拭,字则成,作《琵琶记》者”云云之后,便有人怀疑《琵琶记》的作者非高明,而是高拭。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即引蒋氏《外纪》之说,并云:“涵虚子曲谱,有高拭而无高明,蒋氏或有所据,俟再考。”王元美《艺苑卮言》(见焦循《剧说》)也说:“南曲高拭则诚遂掩前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在王国维《曲录》基础上,作进一步辩正说:
 
或以为《琵琶记》系高拭作,非高明;拭亦字则诚。然拭虽自有其人,亦作曲(见《太和正音谱》),却并非作《琵琶记》者。明姚福《青溪暇笔》:“元末,永嘉高明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见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材听唱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姚说颇是。则诚的《琵琶记》,盖以纠正民间盛行的宣扬不忠不孝蔡伯喈的《赵贞女蔡二郎》之诬的。
 
可见,“高拭”有两人,且都是曲家,其中作《琵琶记》的高拭,即高明,字则诚,瑞安人。另一位曲家高拭,不知其字,仅见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经郑先生这一考证,高拭、高明之争终于告结。
 
二、时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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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琵琶记》写作时代,向有“元末”与“明初”两说,曾争论不休。“元末”亦有两说,或认为作于高则诚寓居栎社之后,或以为是明太祖召高则诚之前,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取前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持后说。他说:
 
则诚著《琵琶记》的时代,当在元末,不在明初。据姚福《青溪暇笔》所载,则则诚之作《琵琶记》,在避地于鄞之栎社以后,当是至正十年公元一三五○年以后的事。但姚说或未可信。朱元璋召则诚时,他辞以老迈,则《琵琶》之作或当在至正初元以前。
 
关于“朱元璋召则诚”,见《留青日札》:“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既然朱元璋微时已看过《琵琶记》,郑先生称此记作于“至正初元以前”当是有可能的。
 
三、版本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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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琵琶记》版本,向有元本、明本之争。常见自号“元本”的有《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元本南琵琶记》《元本大板释义全像音释琵琶记》《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五种。此外,玩虎轩刊本,亦称“元本琵琶记”;凌濛初朱墨本亦自云“元本”。经近年学界考证,其中没有一本是元刊本,均系出版商为招揽生意而“作伪”的本子。正如孙崇涛先生在《古本琵琶记汇编》前言所说:“‘元’通‘原’,所谓‘元(原)本’,实非《琵琶记》‘原刊本’,更非‘元代刊本’。这一点常被前人误解涵义广泛使用,必须予以澄清。”然而,最早辩正其真伪的又不得不推郑振铎。他早年所写《元刊本琵琶记》一文,即对武进董氏珂罗刊本《琵琶记》的“作伪”作了彻底的披露:其时,自称“元刊”《琵琶记》已由武进董氏用珂罗版印行,全书二册,大类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图十幅,笔致潇洒,镂刻精工,甚似明代万历以后的作品,郑先生一看便怀疑,只是不知这些图是否即为原刊本所有。他的一位友人却断定为元物,说明代的传奇插图,如所称为陈眉公、李卓吾批评的几种,都没有那么生动可爱,像这一类的插图,当然不是明代所会有的,于是一口咬定这些插图绝非明物。后来,郑先生见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幽闺记》,其插图的调子与董印的《琵琶记》插图十分相同,即图幅边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题词,其笔法也是相类的,便猛省道:“也许元刊《琵琶记》的插图也是凌氏的《琵琶记》上的吧?”过了一年他见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记》,其所附的插图,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他将这图示给他的那位朋友,终于令其哑然无言。郑先生感慨道:
 
这样的印书,似不大诚实,且实在足以误人。见闻不广的人,往往会将二代的刊物合而为一。……我很希望现在刻印古书的人,要以诚实为第一个前提。即拿《琵琶记》来说吧,最好是照原本样子,不插图。如必须插图,也要慎重的声明,这些图非原本所有,而系借自某种刊本的。不然,欺人误己,绝非刻印古书的道德上所允许的。
 
郑先生后来又在《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一文中重申:“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
 
四、祖本之谜
 
关于祖本与创新,郑先生的论述是最精彩不过的。他认为《琵琶记》的祖本虽然是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却并没有完全照原本路子写,而是一方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而另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戏文的进展”章说:
 
自则诚著的“蔡伯喈”出,而古本遂隐没不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登第别娶的传说,会附会于汉末蔡邕的身上去,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民间的英雄与传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支离、荒诞不经的。伯喈的传说,可以说是其最无因、最不经的。则诚虽将伯喈超脱了雷劫,洗刷了不忠不孝之名,然对于这个传说的全部仍然不能抹煞。《琵琶记》的情节,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旧有的,特别是描写赵五娘辛苦持家,卖发造墓,背琵琶上京哀求夫的许多情节,因为这是不必要改作的。所以我们在《琵琶记》中,至少还可以看见《赵贞女蔡二郎》的一部分的影子。而则诚的此记,便是经像则诚那样的文人学士或诗人修正过了的“伯喈戏文”,正是戏文中的黄金时代的作品的好例,一面并不曾弃却民间的浑朴质实的风格,一面并具有诗人们本身所特长的铸辞造语的隽美,与乎想象、描写的深入与真切。因此,《琵琶记》便成了戏文中第一部伟大不朽的著作。
 
这是以哲学家的敏感、散文家的笔触,揭开了六百年前高则诚隐藏在他的千古不朽之作《琵琶记》中的前人未解之谜,至今读之,依然令人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徐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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