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爱书之人，为何西方的藏书家选择了藏书票，而中国的文人墨客选择了藏书印，并由此发展出古籍善本中独特的钤印艺术？

这与东西方书籍的装帧形式有很大关系。西方的洋装书，用纸坚硬厚重，表面粗糙滞涩，钤章盖印很不方便（印泥很难被纸张吸收），却非常适合粘贴藏书票，就像在坚硬的墙壁上粘贴一幅精美的图画，既平整又易于保存。与此相反，中国以传统线装作为主要装帧形式的古籍，讲究用纸柔、薄、绵、韧。读书的时候常常卷成轴状，便于把卷吟诵，如果贴上藏书票，既有碍于单手持卷，而且两种不同质地的纸张粘在一起，形态上格格不入，工艺上干戈难调。而印章，和中国古籍的用纸与雕版刷印的工艺同出一辙。绵软的宣纸与钤下的朱色印泥，呈现出一种工艺渊源上的默契性与色彩配比上的鲜明感。

从形式上看，藏书票图文并茂，风格多样，有的清新淡雅，有的寓意深刻，有的庄重大方，有的轻巧可爱。藏书票的图样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性的经典文本，风格却体现出时代性的艺术风貌。例如：比亚兹莱1895年设计的藏书票，就集中应用了曲线的优雅之风，体现了新式样运动时期所流行的艺术风格（见图一）。

图一

藏书票的设计，还时常利用主题与内容的双关性，去重新构建多种不同的元素，从而生成某种新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具有西方电影学中“蒙太奇”的意味，为读者提供直观而多元的视角去审视书籍文化。藏书票作为外在附着性、浮贴式的装饰图案与艺术标记，贴用时往往不全部贴死，而只在书票的上方点胶活贴。这种轻便灵活的做法，可以方便日后取下更换或是移用于别的书籍，可以多次使用。一本书籍在不同时段可以更换不同风格的藏书票，但同一时段只能规约于一枚藏书票。从中，也折射出西方文化中开放、外向、直接、崇尚独立和自由的人文精神。

东方的藏书印，则是内在嵌入性、印记式的铭志文字与文化符号。虽然一枚印章可以反复钤用，然而一旦钤印之后，印文即与书籍融为一体，成为永久烙印，伴随书籍寿命相始终而不容更改。后人收藏，也只能在前任主人的藏书印上方空白处，次第盖上自己的印章。这种牢靠稳定的做法，可以让后人依照藏书印的次序，辨识出书籍传承的历史线索。

另外，由于中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除了文字的内涵之外，字体本身也构成一种象征意味。藏书印通过字义与字形“互文”的方式，来反映中国藏书家的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印章来铭属一本书籍。例如，郑振铎对线装书加钤的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是魏建功替他镌刻的朱文写经体印章。通过独特的文字字体与笔画的疏密开合，就呈现出纯然的古风与洒脱恬淡的意趣（见图二）。

图二

这与以不同的汉字字体来规约某种特定的文化场域相类似。例如：魏碑的苍凉、小篆的端庄、行草的飘逸，也都有属于自己特定的文化场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意味相和而符号形态各异。中国文人每次用印都异常严谨审慎，要静读其书卷内容，玩味其印文字义，考究其字体形态，精审其印面大小，讲究其印泥色泽，通常会选择书卷正文的首页，用印规定位，在重压之下钤留一枚铭文般的朱泥红印。这一系列颇具仪式感的身心状态，不仅对应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戏剧性体验，而且赋予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契约式体证，其中还包含了“一沙一世界，剎那即永恒”的宗教感体悟。为藏书钤印，成为中国文化生活中一种传承性的写照，也反映出东方文化内敛、自省的含蓄之美与投入、融贯的中和之道。

藏书票和藏书印虽然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同样表达了藏书者对于书籍的一份真挚情感。如果书籍是一座知识的殿堂，西方的藏书票就像是为这座殿堂镶嵌了一扇具有美丽风景的窗户，让爱书者的心灵与书内的风景相通相映。而中国的藏书印，是爱书人在庙堂之上奉入的虔敬贡品。用“礼仪性”融入庙堂，并化为庙堂中的一部分，让藏书者、传承者、爱书者、读书者皆能登堂入室、罗列其中，共瞻文化之盛。

一枚枚藏书印，既构成薪火相传的烙印，也成为文脉相继的坐标。藏书票反映的是个人与作者的关联性，藏书印则反映出读者群与文本的融汇性。基于文本符号，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字属性。在语素上，藏书票是外向型的感官发现，藏书印是内向型的意义重审。鉴于文脉载体，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文人心绪。在语态上，前者是游离性的船舶，后者是驻泊性的港口。历于文明进程，东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使命。在语境上，前者是通道式的窗口，后者是渐进式的地标。对此，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反倒应该去理解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只有充分理解东西方文人对待书籍各自的态度，才能充分发掘出古籍善本文化的深层魅力，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阅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