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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时间:2019-03-20 13:48:38 来源:史粹 作者:

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个人:

傅斯年对他这样评价:“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对别人介绍:启超也算著作等身,可是百万字的著作还比不上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胡适说:以先生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吴宓说:先生是全国最博学的人。
这个人就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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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一千年才能孕育一位的学术巨匠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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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陈寅恪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轮班伺候,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感动之余,对梅贻宝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陈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知道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陈寅恪以身后着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寅恪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寅恪目盲,竟不知。
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陈转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资待遇在中大以及全国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提及陈寅恪,还专门去拜访陈。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
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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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中的陈寅恪
陈寅恪到底有何能耐,能受到世人如此崇敬。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中华文明一千年才能孕育一位的巨人究竟有什么特性。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着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着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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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着,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着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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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一家人
关于陈寅恪的学位问题,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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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夫妇合葬墓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着《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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