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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慕文:王季迁献身艺术的一生

何慕文:王季迁献身艺术的一生

时间:2019-05-07 16:13:31 来源: 古籍 作者:何慕文

何慕文:王季迁献身艺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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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及夫人方唐志明(右二、一)与王季迁(左三)、何慕文(左二)等人在“画家收藏家:王季迁家庭收藏绘画名品展”开幕式上。(1999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
 
王季迁(1907-2003)代表了收藏与创作相结合的中国文人艺术传统。收藏是他学习传统的一种方式,因此,他的收藏是深化并丰富其绘画表现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于六十余年间集藏的名迹也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古代书画私人收藏之一。王先生1949年定居纽约,他的收藏在此后成为美国公共收藏机构中国画收藏的重要来源,包括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近六十件作品。
 
王先生的收藏包括了20世纪初流出清宫收藏的大量杰作,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他的收藏最丰富的部分是十到十四世纪的中国绘画,包括宋代的雄浑壮美的山水、人物叙事画、花鸟画,以及宋代宫廷画院的画师绘制的优美册页。他的收藏也反映了文人画从十至十一世纪的开端,到元代繁荣的完整发展历程。大都会现在的展览正是得益于他的收藏,能用数件关键性的宋画和大部分元代重要画家的作品,深入地纵览文人山水画的发展状况。王先生的收藏中还有极为丰富的十六世纪苏州画家以及十七世纪个性派和正统派画家的作品,显示了明清文人画传统的延续;而明代画院制作的宫廷画则以花卉和叙事人物画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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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方从义·云山图
纸本,墨笔,纵27厘米,横144.5厘米
大都会博物馆藏

 
作为收藏家,王先生的成功主要源于他作为画家所受的严格训练,以及早年浸淫于丰富的中国早期绘画。他出生在苏州风景秀丽的洞庭西山地区,后来到上海就读,成为律师。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上海,王先生与当时许多顶级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交往。他受到苏州同乡、著名艺术家和鉴定家吴湖帆(1894-1968)的指教,从临摹古代大师的传统经典开始学习绘画。通过他的老师,王先生得以结识许多重要的私人收藏家,尤其是庞元济(1864-1949)。[1]他曾在1935年参与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行的 “中国艺术国际展” 的展品评选,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看到了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许多名迹。[2]
 
这一时期王先生学习绘画的另一途径是通过与德国艺术史学者维多利亚·孔达(Victoria Contag,1906-1973)的合作。他们共同编纂了现代第一本中国画家和收藏家印章的目录。这本书1940年在德国初版,1964年修订并以英文再版,名为《明清画家印鉴》(Seals of Chinese Painters and Collectors)。[3] 编写工作使王季迁得以过目和拍摄很多公私收藏的作品,进一步提高了他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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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屈鼎(传)夏山图
绢本,设色,纵45.3厘米,横115.2厘米
大都会博物馆藏

 
王先生收藏的作品的重要性可以由方从义(约1301-约1392)的手卷《云山图》后面的吴湖帆题跋来证明。跋文力证这一手卷的艺术价值,也祝贺的他得意门生1948年从北京带回了这件作品(跋文的原文和英译详见大都会博物馆网站,藏品号1973.121.4)。
 
王先生对古代绘画的热爱与他的绘画训练相得益彰,在他1937年夏创作的《仿郭熙山水》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件罕见的王先生的早期作品,表明他的绘画受到老师吴湖帆先生的影响,吴湖帆1933年创作的册页《仿赵孟頫双松幽谷图》可以作为参照。[4] 吴湖帆系吴大澂(1835-1902)之孙,继承了正统派深入学习古代大师的观点。他把这种认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其中包括王季迁和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鉴定专家徐邦达(1911-2012)实际上,王的作品并不是对老师绘画的单纯临摹。在协助为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挑选画作时,王季迁应该见过郭熙著名的《早春图》,但是他对郭熙画法的诠释却更多地体现出与赵孟頫的书法性线条的密切联系,这在赵氏从郭熙模式发展而来的《双松平远图》中可以得到印证。此画后来被王先生收藏。
 
1947年,完成《仿郭熙山水》十年后,王先生第一次来到美国,1949年起定居纽约。在这里的前二十年,王先生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能接受文人画风格的绘画,所以他尝试了更具装饰性的风格,包括花鸟题材。他还参加了艺术学生联盟的课程,在那里接触到西方艺术传统,如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传统训练使他强调笔法,西方艺术则教会了他构图和色彩的重要性。同时,王先生开始认识到抽象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理论联系:它们都强调抽象,自我表现,认为随兴的意趣高于刻画细节和严谨技法。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王先生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山水画风格,融合西式色彩、构图以及“偶然性”效果(包括用揉纸蘸墨,然后拍在画面的方式,引入纹理效果)和中国传统的意象和笔法。将范宽和董元所代表的高山大川的写实性的宋代范式,与元代文人画的构图素材和抽象笔法--尤其是倪瓒的极简风格--结合于一体。他试验不同的色彩、光影和空气效果,而能集传统绘画之大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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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董源·溪岸图
绢本,设色,纵221.5厘米,横110厘米
大都会博物馆藏

 
20世纪60年代,王先生开始成为在美国的中国画收藏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1968年举办的划时代展览《蒙元统治下的中国艺术(1279-1368)》及由何惠鉴和李雪曼(Sherman Lee)合编的同名展览图录中,有十三件元代绘画出自王先生的收藏。[6] 其中有三件最终入藏克利夫兰博物馆;其余仍归王先生拥有,但在多年后最终入藏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进入中国艺术品收藏领域始于1879年获得塞缪尔·埃弗里(Samuel Avery)的1300件中国瓷器。在随后的几年中,本地收藏家的重要捐赠,以及由亚洲艺术部头两任主管博施-赖茨 (S. C. Bosch-Reitz,任职于1915-1928年)和普爱伦(Alan Priest,任职于1928-1963年)组织的重要征购藏工作,帮助博物馆获得了佛教雕塑、古代青铜礼器和各类工艺美术的重要藏品,但中国绘画精品的收藏却相对滞后。大部分的绘画藏品来自两次批量收购。第一批是由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收集的大约198件作品,1913年以联合购赠的方式进入馆藏。[7]第二批是古董商白威廉(A. W. Bahr,1877-1959)收集的142件作品,1947年被博物馆购入。虽然这两批都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作品,但现在大部分被当作研究参考品。直到1970年博物馆庆祝建馆百年之后,这一情况才开始转变。当时的馆长托马斯•霍文(Thomas Hoving,1931-2009)和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1909-2003),重申了博物馆创始人的目标:创建一宗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收藏。他们意识到当时的远东艺术部(1986年改名为亚洲艺术部)的人员、收藏以及展厅远远落后于所有其他的艺术部门,并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状况。狄龙先生(他本人并不是亚洲艺术收藏家)也亲自投入这一部门的振兴。1971年,博物馆聘请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桑福德专席艺术与考古学教授方闻先生任远东事务的特别顾问。
 
那年秋天方先生聘请我作他的业务助理。我那时刚刚取得耶鲁大学艺术史的本科学位,我的老师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教授也是方先生以前的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决定去拜访方闻博士,以寻求在博物馆开展职业生涯的可能。出乎我的意料,他提议当他在普林斯顿继续教学和研究工作时,我协助他在大都会的工作。那时,大都会亚洲艺术展品的短缺(只有大厅二楼回廊中展出的中国陶瓷和一个展厅的早期中国佛教雕塑 )使我犹豫不决,但一个朋友睿智的忠告说服了我,我在那年十一月开始工作。
 
方教授认为,要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收藏,博物馆不能仅靠零星购藏名迹,更要获得重要的整体旧藏。他的首要目标是购买王先生的二十五件宋元绘画。我并没有参与谈判的过程,但当我第一次陪同方博士去王先生家的时候,我就预感到方教授的用意。购买时机是1972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铃木敬来纽约访问之际。铃木敬正在为出版《中国绘画总合图录》做准备,想拜访王季迁,特别想看著名的北宋山水《夏山图》。这幅画王先生认为是燕文贵所作,后来成为大都会藏品中的精品。方闻当时显然不想因为铃木敬表现出的兴奋之情和赞扬之词而影响价格,因此,画卷刚一打开就卷合起来,方先生不停地卷画,让铃木敬来不及评论。
 
这批画被大都会买下后,这件《夏山图》又成为当时因其引发的争议中的焦点。因为霍文馆长知道中国画领域中摹本和伪作众多,所以坚持这批画都要经过三位顶级专家的鉴定: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馆长史克门(又译,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馆长李雪曼以及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三人都认为《夏山图》是一幅杰作。但当作品展出时,一篇刊登在著名艺术评论周刊《乡音(Village Voice)》上的文章称《夏山图》为赝品,还引用了著名学者傅申的观点称此画并非燕文贵所作。但《乡音》的文章并未提及:傅申博士虽然质疑将此画归于燕文贵名下的传统观点,但他认为画上宋徽宗(1101-1126年在位)的钤印是真的。实际上,在1973年展出王季迁这批画时,方闻在图录中已经指出此画不是燕文贵所作,很可能是燕文贵流派的画家屈鼎(活动于约1023-约1056年)的作品。他的推断得到了谢稚柳(1910-1997)等专家的认可。[8]
 
这批画中年代最早的是《夏山图》,其他画作来自于与南宋画院相关的主要画家,如高宗时期的李唐、马和之和米友仁,以及南宋末年的马远和马麟。还有一系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元代文人画家,如元前期的钱选、赵孟頫、李衎、罗稚川,以及元末的倪瓒、赵原和方从义。
 
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与王先生更加熟悉。我发现他是一位热情而慷慨的老师。我经常在他的邀请下到他家参加星期日下午的绘画课。王先生通常会挂出一幅画——可能是他的收藏,也可能是一幅二玄社的复制品(他最喜欢收藏在台北的范宽的作品),要六、七位年轻艺术家加以诠释,其中张洪最引人著目。因为我是初学,王先生让我去临摹他画的一块文人画式样的石头。纸、笔、墨俱备后,他通常开始勾勒形象,以展示优质笔法。他特别注意笔划的转向,以及转笔时容易因笔肚的膨胀而引起的失控,导致线条丧失所有力量。保持线条的紧致犹如扭转强韧的铁条,一直是我难以达到的目标。
 
1997年,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绘画展厅落成开放仅仅十六年后,由于藏品数量急剧增长,重新装修并扩大展厅。这是博物馆历史上的重大事项。在博物馆董事唐骝千(Oscar Tang)的支持下,方闻与王先生谈妥,购买第二批画。展厅扩建的费用由唐骝千和道格拉斯·狄龙共同承担。为了表彰王先生对在此领域的非凡贡献,把其中一间新展厅命名为“王季迁展厅”以示敬意。
 
第二批入藏中包括了数件1973年未能获得的重要的宋元绘画,如归于董元名下的10世纪名作《溪岸图》。当《纽约时报》公布此事时,引用了王先生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绘画,堪比《蒙娜丽莎》。”[9] 第二件早期作品《乞巧图》以庭院建筑为背景,是现存最早、最宏伟的绢画之一。这批画中有六幅元画的杰作,从早期赵苍云的白描人物画《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图》,到元中期吴镇和柯九思的墨竹、张逊和姚彦卿的山水,直至王蒙晚年的杰作《素庵图》。鉴于大都会的明代职业画家作品的收藏偏弱,这批画也包括了吕纪、刘俊与陈子和的画。年代最晚的杰作是八大山人气势磅礴的《二鹰图》。[10]
 
第二批购藏也引起争议。卡尔·奈金(Carl Nagin)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张大千(1899-1983)曾经收藏过的《溪岸图》实为张的伪作。[11] 本领域的两位重要人物--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和已退休的克利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都赞同这一论断。为正面回应这场争议,大都会博物馆于1999年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博物馆里有750个座位的格雷丝·雷尼·罗杰斯(Grace Rainey Rogers)大礼堂座无虚席!高居翰、李雪曼和日本学者古原宏伸(Hironobu Kohara)应邀发言,启功、石守谦等学者坚持认为这幅画系早期作品。[12] 直到今天,大都会展出《溪岸图》仍然标示为“传董元”的10世纪绘画。
 
为配合1999年的研讨会,我举办了《艺术家兼收藏家:王季迁家族收藏的中国绘画精品展》,向兼为艺术家与收藏家的王先生致敬。展览通过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王氏旧藏,和其家族仍拥有的作品,全面展示他的收藏兴趣。展览中的元画尤其丰富,有三件赵孟頫和四件倪瓒的作品,另外还包括从清代早期正统派画家—王翚、吴历、王原祁--到石涛、八大山人和罗聘的绘画。展览以王先生本人的一系列作品收尾。
 
最重要的是,展览显示了王先生的收藏兴趣跨越四个朝代和近千年中国绘画传统,其中经典文人画家占有优势地位――从最早的宋代文人艺术家李公麟、米友仁和赵孟坚,到元代大师赵孟頫、吴镇、倪瓒和王蒙,直至清初正统派画家四王和吴历。但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王先生也尊重院画传统名家,上迄马和之、马远和马麟,下至明代职业画家如吕纪、刘俊和陈子和。
作为鉴定家,王先生最显著的特质是他评价艺术品的方式。他认为同行中谢稚柳的评估可能太“松”,而徐邦达常常过“紧”,他则别具一格地运用百分比值,例如他可能会说某一幅画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为郭熙所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洞察力。有一次,王先生和班宗华在大都会库房审定一件1929年入藏博物馆时旧题为李公麟的作品(参见大都会网站,藏品号29.100.476),我正好在场。班宗华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李公麟《孝经图》的研究(此件作品曾为王季迁旧藏),他否定这件画为李公麟,随即转身离开,而王先生则继续观察这幅画,最后说“这当然不是李公麟所作,但是谁的作品呢?”他不仅要辨明一幅画的真伪,还有意深入了解,这种精神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正如方闻过去常说的:“一幅绘画没有对与错,它就是它。我们只是需要了解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王先生对笔法的细致深刻的观察反映他从事鉴定的原则。他经常在画中寻找一些笔墨最为自由和个性化的细节,作为鉴定的根据。他常把笔墨比喻成歌剧演员的声腔,坚称每个男高音都有其独特的音色――比如卡鲁索或帕瓦罗蒂――不同的手泽应该也可以区分每一个艺术家。
 
王先生通常不会在他收藏的作品上书跋,但总会在得意的藏品上钤盖一枚或多枚印章,到晚年还常在寓目但未收藏的作品上钤印。这成为他的一个认证标识。他常以这种方式鼓励年轻的收藏家向他展示藏品,并提供意见。
 
总之,王先生希望他的藏画得到珍视和分享。正如他曾随他的老师通过直接接触作品来学习一样,他意识到培养后辈的创作和鉴赏能力的唯一途径也是直接面对名作。正因此,他非常欣慰地看到他的很多收藏进入了大都会。大都会除了拥有在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绘画展示空间外,以方闻先生命名的库房和研究室还为学者和学生们提供观摩未展出艺术品的机会。因此,当大都会1997年获得他的第二批藏画时,王先生说:“我将这些画视同自己的子女。让《溪岸图》进入大都会就像看到我女儿嫁了一个好丈夫。”[13]
 
今天,由于道格拉斯·狄龙、唐骝千、方闻、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 1928-1997)、厄尔·穆思(Earl Morse, 1908-1988),以及韦尔夫妇(Guy [1914–2006] and Marie-Hélène Weill [1920–2015])夫妇的帮助,大都会的中国绘画收藏中包括了近六十件来自王季迁旧藏的作品。还要感谢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使大都会也拥有了张大千旧藏的一批作品。因此,可以公平地说中国以外,没有哪一个博物馆比大都会更能体现传统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这套由田洪主编的 《王季迁藏画集》,完美展现了王季迁先生毕生收藏的精品近一百五十件,其中包括有大都会博物馆的数十件藏品。
 
王季迁旧藏的作品今天分布在美国许多顶级的收藏机构,这是王先生对这个领域最为恒久的贡献。他带到美国的藏品提升了美国收藏的整体水平,他敏锐的鉴赏力激励了几代学生。他不仅培育了一代学者和收藏家,而且他带来的这些作品现在已经成为很多重要收藏机构的基石,创建了中国绘画研究的基础,对于他毕生的心血和鉴定生涯而言,这是一份恒久的遗产和见证。
 
张卉、邵彦译,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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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庞元济,《虚斋名画录》(上海,1909年)。
[2] 《1935-1936年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图录》(伦敦,1935)。王季迁在一本《故宫书画录》上所写的批注和圈点,表明了他的意见。见杨凯琳《透过一位中国鉴赏家的眼睛:王季迁私人笔记》(2000年,中译本为杨凯琳编《王季迁读画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
[3] 王季迁、孔达合编,《明清画家印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修订本于196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再版于1982年。
[4] 参看《怡情山水:韦尔夫妇收藏的中国山水画》(Cultivated Landscapes: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arie-Hélène and Guy Weill),何慕文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02年出版,152-153页,图版12是王季迁1937年的画作,图版49是吴湖帆1933年的画作。
[5] 有关王先生的艺术发展,详见谢柏轲《心境山水:王季迁的绘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李雪曼与何惠鉴编,《蒙元统治下的中国艺术(1279-1368)》(克利夫兰: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1968年)。
[7] 见聂婷(Lara Jaishree Netting),《永恒之火——福开森及其对中国艺术文化的追求》(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
[8] 方闻,《宋元绘画》,王妙莲编图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73年)。
[9] 朱迪丝·道布利斯基(Judith H. Dobrzynski), 《许诺捐给大都会的11幅重要中国绘画》,《纽约时报》,1997年5月17日。
[10] 有关第二组收购的绘画情况,见何慕文与方闻,《缘溪行:王季迁家族收藏的中国绘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99年)。
[11] 卡尔·奈金(Carl Nagin), 《大都会新获中国的“蒙娜丽莎”是赝品?》,《纽约客》,1997年8月11日,第26-27页。
[12] 启功写道:“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实在荒唐,不值得多谈。”
[13] 同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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