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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张元济: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纪念 | 张元济: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时间:2019-10-28 10:10:45 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 作者:

  纪念 | 张元济: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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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穿西服标准像(1910年)

 

 

1867年10月25日,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张元济出生于广东。他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庶吉士,任总理事务衙门章京。1898年参与加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被革职,后任上海南洋公学总理。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他主持下,“商务”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建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华民族的人格》等。

被大家尊称为张菊老或菊老的张元济,晚年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上,他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来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我馆馆刊自创办以来,陆续刊载菊老后代张人凤,以及陈福康、陈绛、毕晓燕等专家、学者撰写的与其相关的文章,他们或回忆或论述,从不同侧面展现出菊老不仅是一位“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菊老逝世后,亦留下大量日记、书札、诗文、论著,为后人研究他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在菊老诞辰之日,我们选用部分馆藏老照片、馆刊节选内容纪念和缅怀他,正如周武先生在《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一文中所写:“他所成就的盛业,他所留下的丰厚遗产,他那低调实干的精神,永远是一座丰碑,足以点亮过去,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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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时期摄于北京(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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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上海南洋公学(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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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标准像(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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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致张元济的信(19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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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用过的手表(20世纪40年代)

 

张人凤:《新发现张元济致严复信稿三件》

2007年第2期

又陵先生阁下:

     本月二十日肃复寸缄,并附呈中国银行汇款凭单暨电灯公司发票各一纸,计荷詧入。嗣又接展十一月十九日手教,拜诵祗悉。承属闽馆高君颖生代付叔夏世兄食伙五百元,业于本月二十二日去函照拨。一俟收条寄到,再行附上。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前函业已陈明。再,尊处活期存款业已无余,而定期存款随时支拨本为定章所格,祗能偶尔通融。查尊处定期存款共有三户,除前拨三千外,应请在某户内再行总拨若干,以便随时应用,庶于办事上不致窒碍。统祈鉴谅,并恳明示遵行。专此布复,敬颂台安。

张元济顿首 

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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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致严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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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收藏的涵芬楼古今文钞书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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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涵芬楼雅集合影,后排右一为张元济(193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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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住宅内的坐像(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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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南五台山合影。后排右起:徐眉轩、叶景葵、张元济、葛嗣浵(1935年5月6日)

 

陈绛:《以文化为命脉 与时代同步趾——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

2007年第2期

菊老科举出身,翰苑中人。然而四书五经的熏陶,并没有使他成为抱残守缺的陋儒,饾饤章句的腐儒,相反地,他继承了儒学经世的传统,通权达变,紧跟时代的步伐。他诞生的时代,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也是中学和西学彼此冲突而又互相汇通的时代。他说自己生活在这样巨变的时代,“见皆所未见,闻亦所未闻。不幸乃大幸,真堪傲古人”。他自称“平生宗旨, 以喜新厌旧为事”;商务所以能取得成绩,“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新”,当然不仅指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文化,但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新”, 主要就是西方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不同层面的西方文化。……他说自己“沉溺西学”,但是强调吸纳西方文明,必须立足于中国。“凡所损益, 一以国民精神为主。”“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然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谓也。……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 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 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 菊老的识见已经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时期为张之洞所津津乐道的中体西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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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香港商务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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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前排右三)与商务印书馆同仁在上海福开森李拔可住宅花园的合影(193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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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坐像(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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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校史随笔》手稿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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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身份证照(1940年)

 

毕晓燕:《编者与译者:张元济和伍光建》

2017年第1期

张元济与伍光建的交往始于1899年,当时张元济即将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致信严复询问译书事宜,并请严复推荐翻译人才。严复在1899年4月5日的复信中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伍光建。1903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随后着手主持编写教科书,伍光建是参与编写者之一,从此,两人开始了在译书出版上的合作。1904年,严复、伍光建和张元济同住在上海“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3人过从甚密,常相聚于柯师太福医生的寓所畅所欲言。1911年,伍光建加入张元济、张謇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教育会”,担任副会长,在张元济的鼓励下,编写中学理科和英语两部教材,是中国同类教材的开山之作。1917年,张元济在致伍光建的信中询问以编译何书为宜。商务出版的《汉英字典》即由伍光建校对,而《汉英大辞典》的增订版则由伍光建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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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左)与伍光建(中)合影(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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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上方花园寓所与张人凤的合影(194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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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在上方花园寓所(194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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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82岁标准像(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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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成员合影(1948年9月23日)

 

陈福康:《张元济1921年常熟之行》

2016年第2期

今查该通致张廷臣之信,只有“昨日归自琹川”寥寥数字(“琹”即“琴”,琴川就是常熟的别称)。于此可见该年谱作者下了工夫。不过,近日我偶尔翻阅常熟藏书家徐兆玮的《剑心簃日记》,发现《张元济年谱长编》的此一记载尚可补正充实。张元济应是5月21日到常熟,24日离开,同行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同事高梦旦(及其儿子)和陈叔通,主要是旅游和访友,还参观了当地一场颇为不错的书画展览会。当年的交通条件不能与现在相比,张元济他们往返是乘小轮船,因此25日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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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左起:李拔可、张元济、高梦旦(1936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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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保和殿(194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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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门火车站众人为张元济送行。左一严景耀、左二张树年、左四张元济、左五张祥保、右二雷洁琼(1949年10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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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右)受毛主席邀请游天坛(1949年9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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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沈钧儒(左)、张人凤(右)摄于病榻(1953年5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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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其中一页(1953年7月14日)

 

张人凤:《缅怀祖父 奉献社会》

2007年第2期

(1949年底祖父)患中风以后,经过一年休养,除了左半身不遂,无法起床自由行动外,体力和思维都得到了恢复。于是他每天坐在床上,床上放一张矮桌,继续看他的书,时不时要给商务印书馆写一些信。这时,通信员师傅又来了,只不过从每天两次改为早上一次。那时候还有一件给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看他挥毫写对联、屏条等。因为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起,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受到日本侵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毁灭性打击,家庭经济状况也直线下降。在一位亲戚的启发下,祖父开始鬻书卖字,以维持生计。一时来求墨宝的人倒也不少,所以他隔几天,就要在我们全家用餐的餐桌上铺开一卷厚厚的报纸,上面覆上事先折叠好五格或七格的连史纸,握管书写。一次一般写上二三副对联,写好移到地板上晾干。有时替客户写扇面,用工整的小楷写,老人目力不够,就叫家人把桌子抬到窗边,光线好一些,他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天,十分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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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胡适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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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侄孙女祥保、孙女张珑作的诗(195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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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于病室(195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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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中)接受《新闻日报》记者陆诒访问(1956年7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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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生日与商务同仁(195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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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生日与家人摄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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