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翁同龢瓶隐庐拜观方介堪印谱
时间：2020-01-09 13:41:11 来源： 作者：沈嘉禄
在翁同龢瓶隐庐拜观方介堪印谱
一位老臣的背影里颤动着多少的惶恐和悲愤，不难想象。
（翁同龢故居中的小亭和翁同龢雕像）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用杜牧的这句诗来形容虞山和尚湖，再恰当也不过了。深秋时节，常熟虞山看上去依然苍翠，斜阳为山阳涂上一层金光，加之蓝天白云的映衬，我见青山多妩媚，不知青山见我又如何。鹁鸽峰山麓下，山道弯弯，我们走进了略显荒凉的瓶隐庐。瓶隐庐是晚清两朝帝师翁同龢晚年的住处，设在翁氏丙舍内。“丙舍”一词出自《千字文》，原意为正房旁边的耳房，后泛指正室旁的别室，或简陋的房舍。清姚际唐有《零丁洋》一诗：“我家丙舍两三楹，性命苟全聊复寄。”再后来又指在先祖墓地旁边的房屋。清钱谦益《重修素心堂记》：“余方营先墓于拂水，筑丙舍墓之西偏。”翁氏丙舍也应该是这层意思，墙外就有他的家族墓园。
明清七十年，翁同龢与李鸿章被时人以“司农常熟，宰相合肥”并称。翁同龢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职，在朝四十余年，以两朝帝师之尊，积极参与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晚清政坛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瓶隐庐一角）
戊戌变法失败后，翁被革职，遣回常熟原籍，永不叙用。慈禧还规定他每逢月初、月半向当地知县报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接受监督，这当然是对谪臣的极大侮辱。后来，翁同龢索性搬到城外鹁鸽峰丙舍住了下来，并悬匾为“瓶隐庐”，意为守口如瓶地隐居，绝对不多说一个字。“谁知瓶隐庐中客，别有江湖浩荡天”，他在故乡度过了最后一段人生。园子里有一座飞檐小亭，亭前立有翁同龢塑像，老人家柱着一根藤杖，驼着背，两眼凄迷地望着前方，满城风雨近重阳。
右拐穿过墙门，眼前的建筑果然简陋朴素，不事雕饰，几间黛瓦粉墙的吴中民居而已。
据引领我们参观的曹公度先生介绍，瓶隐庐在抗战时均毁于侵华日军之手，只留下翁氏祠堂、西山梦庐的老石基，池塘倒也没被填没，正门与一条小路也保留了下来。2002年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依原样重建。
瓶隐庐共有三进，第一进是翁氏祠堂，是翁同龢和他的兄长翁同爵在1873年建造起来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中堂悬挂着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朝服相，右手边是翁氏一门的世系简表图。天将黑，看起来有些吃力。大门两边的对联为：无惭三世德，莫负百年身。
他向我介绍：翁氏家族是从祖父翁咸封时发达的，翁咸封任海州学正，其子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亲，在翁氏家族中官位最高，历任刑、工、吏、户部尚书，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晚年做了同治的老师。翁心存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三儿子翁同爵担任湖广总督，大女儿端恩和二女儿寿珠，二儿子音保，四岁就夭折了，其中四儿子翁同龢名声最为显赫。
书房被翁同龢命名为“紫芝白龟之室”。常熟宝岩三峰一带盛产灵芝，有紫、赤、玉等色，兴福寺山涧有白毛龟，翁同龢曾得紫芝与白龟，书房由此得名。颐养天年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但他的内心还是需要沉默。所以翁同龢在书房里还贴出了“不写荐信，不受请托，不赴宴会，不见生客，不纳僧道”的五不字条，自称“五不居士”。
（紫芝白龟之室）
正中供台上有一朵灵芝，瓷缸里曾经养过一只白龟，现在不知去向。右侧靠墙处置一对圈椅，其中一张坐着翁同龢的硅胶质地塑像，布衣老臣，灰须垂睑，神形兼备，栩栩如生。 
（叩石）
书房外五步之远的地坪上镶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白石，称为“叩石”，每逢同治帝忌日、光绪帝生辰，翁同龢都会跪在此石上向北遥叩，以示忠君爱国之心。
（渫井）
更让我惊心的是书房西墙上有一扇小门，门外有一口井，名曰“渫井”。翁同龢重归故里后一直担心慈禧太后会加害自己，为免受其辱，他就叫人挖了这口井，等到真有那么一天朝廷官员衔命而来，推开后院小门便可跳井自裁。“渫”字在佛教中有“清除污秽”之意。后来他外甥虞忠銮引易经中“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之句，认为取名“渫井”有讪谤朝廷之嫌，就命人将此井栏沉入尚湖。一位老臣的背影里颤动着多少的惶恐和悲愤，不难想象。
我们出门观看了这口井，井口很小，上面盖了一块石板。不远处就是农田，几个农妇在挑水浇菜，湖面反射着天光，夕阳西下，余辉照在瓶隐庐的白墙上。
公度兄又告诉我：风雨如晦的1907年7月，74岁的老人在返归道山前，向身边的亲属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尔曹弹。”并口授遗疏：深望光绪帝励精图治，振兴中国，委托门生张謇代书陈奏。
（瓶隐庐）
那天晚上，公度兄在瓶隐庐二楼设宴招待我们一行。这里是文保单位，不能举明火，负责此处日常工作的姚姐就近叫饭店送来饭菜和大闸蟹，公度兄带来几瓶三十年花雕酒，主客痛饮甚欢。方广强兄专程从温州坐动车赶来常熟与我们欢聚，餐后展开一轴长卷让我们一饱眼福，长卷才露出半尺有余，在场各位就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广强兄的先父、篆刻大师方介堪先生的数十方印蜕华光四射！主题是“上海市各界人民爱国公约”，印文也就见证了一个生气勃发的新时代，比如“继续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分子”、“完成抗美援朝”、“切实作好优待军属及残废军人工作”、“保证完成捐献飞机大炮的计划”等。可笑吗？可悲吗？用典雅、精致的篆刻艺术来表达直露的意识形态和绝决的政治口号，这或许是一项崇高而荣耀的使命，也可能是艺术家热情拥抱新政权、表达政治觉悟的机会，然而终究榫枘不合。那么尽管这批印章刻得极其认真，精彩纷呈，用“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方先生当时内心的纠结与苦闷，后人应该不难想象。
（方介堪先生印蜕）
方介堪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惨遭迫害，忍辱含垢，红卫兵抄家时将大师印章掠走不少，带不走的就一古脑儿倒在门外，后被人捡拾，损毁严重。广强先生在改革开放后从民间回购父亲大量印章，又从有关部门追讨回一批抄没艺术品和珍贵文献，为中华文明抢救、保存了一批珍宝。方介堪先生与张大千先生是至交，张大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上所钤印章，基本上都出自方先生之手。据说张大千渡海后写信给方先生，恳请他赴台共襄艺事，但是方先生怀着对新政府和中国新文化的热情与希望，坚留不动。直至1987年，方先生弥留之际，终于对儿子说了心里话：一步走错，步步走错！我感到有一股寒气从头顶顺着脊梁骨一直沉到脚底，在场有几位朋友也发出了声声叹息。我想，假如瓶庐居士在天之灵若有所闻，对方先生的临终遗言定会感同深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