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一路前行 ——记方介堪先生
时间：2020-04-24 16:53:10 来源： 作者：
宁静致远，一路前行
——记方介堪先生
人，究竟该如何细细思量描绘时光所给予的空白，才算不枉此生？
是汲汲谋求，步步经营，然后运筹帷幄，谈笑风生间，可以决胜于千里外，获取风光无限。是登台拜将，封妻荫子，然后锦衣玉食，觥筹交错间，可以居中以运天下，最后衣锦还乡。可带着这些复杂而冗长名义上所有人都该追寻的东西上路，会不会太过沉重？生命的纯粹会不会就此被抹黑？殊不知，无论多么漫长的时光，都只是一块不断合上的幕布，唱念做打，一招一式才是真真正正踏踏实实的生命本质。不断前行的道路，怀一份简单的心情，宁静方可致远，就如方介堪先生的一路前行。
一、钟灵毓秀，鸾翔凤集
方介堪乳名仁，谱名宣济，私塾名文渠，字溥如，号介庵，丁卯（一九二七年）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浙江永嘉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人。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日兰亭书会名誉顾问。
1901年11月8日，方介堪先生降生于温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方家原世居浙江省泰顺县，祖父方养卿为进府学读书，始著籍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其父方冠英精擅书法，初学颜柳，后宗米蔡，闻名当时。其母童太夫人德义，能文，爱好艺术。诞生于这样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方介堪先生自是耳濡目染，潜心于学，终成大学。无独有偶，方家子弟亦是卓乎不群。
方节盦（1913——1951），字约，名文松，号节盦。方节盦先生是方介堪先生的堂弟，
节盦先生禀性敦厚，孝友笃诚，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十四岁就赴西泠印社习艺，其在搜罗和鉴别金石字画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功。1935年才32岁的方节盦先生就在上海江阴路自创“宣和印社”，印刷出版画册字帖，古今名家印谱。
方去疾（1922——2001），原名正浮、超、号心斋，四角草堂、宋玺斋、岳阳书楼等，是方介堪先生的堂弟，方去疾先生的胞兄。其在书法和篆刻取得巨大成就，曾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
钟灵毓秀，鸾翔凤集。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方氏三兄弟崛起于中国近代印坛。由于方氏三兄弟在印坛上的杰出建树，一度被上世纪的报刊称为“方氏三杰”。
一、钟灵毓秀，鸾翔凤集
方介堪乳名仁，谱名宣济，私塾名文渠，字溥如，号介庵，丁卯（一九二七年）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浙江永嘉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人。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日兰亭书会名誉顾问。
1901年11月8日，方介堪先生降生于温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方家原世居浙江省泰顺县，祖父方养卿为进府学读书，始著籍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其父方冠英精擅书法，初学颜柳，后宗米蔡，闻名当时。其母童太夫人德义，能文，爱好艺术。诞生于这样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方介堪先生自是耳濡目染，潜心于学，终成大学。无独有偶，方家子弟亦是卓乎不群。
方节盦（1913——1951），字约，名文松，号节盦。方节盦先生是方介堪先生的堂弟，
节盦先生禀性敦厚，孝友笃诚，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十四岁就赴西泠印社习艺，其在搜罗和鉴别金石字画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功。1935年才32岁的方节盦先生就在上海江阴路自创“宣和印社”，印刷出版画册字帖，古今名家印谱。
方去疾（1922——2001），原名正浮、超、号心斋，四角草堂、宋玺斋、岳阳书楼等，是方介堪先生的堂弟，方去疾先生的胞兄。其在书法和篆刻取得巨大成就，曾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
钟灵毓秀，鸾翔凤集。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方氏三兄弟崛起于中国近代印坛。由于方氏三兄弟在印坛上的杰出建树，一度被上世纪的报刊称为“方氏三杰”。
二、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每一份的成功，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自然，在不断努力的前行中，师者的指导更是指路明灯。
方介堪先生的父亲精擅书法，幼年在父亲的熏陶下，方介堪先生早早地开始接触翰墨金石，七岁开始习字，九岁进入小学读书，始学刻印。十二岁那年，方介堪先生开始学习浙派诸家，经过五六年的摸索自习，幼小的他居然能表现出浙派篆刻的苍老之趣。于是，介堪先生便在父亲的翰墨轩设摊刻字，初露头角。
当时，温州篆刻首推叶鸿翰先生和谢磊明先生。叶鸿翰先生以刻印为业，印风取浙派方硬剥蚀的一路。谢磊明先生业余操刀，宗徐三庚，印风婀娜姿媚。其经营实业，家资丰盈，收藏历代碑帖印谱颇多。谢先生见方介堪年轻好学，就招其为弟子。方介堪先生先由谢磊明指导研习徐三庚，后来又转习吴让之和汉印。这期间，方介堪先生代谢磊明先生刻了数千方闲章，篆法刀法章法练得滚瓜烂熟。其亦在协助谢磊明先生整理历代碑帖和收藏品的过程中得以广览印谱，艺识大进。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艺更应融会贯通，汲取百家之长。
1926年春，为求发展，方介堪先生来到上海。在上海经乡贤吕文起介绍，方介堪拜赵叔孺先生为师。当时赵氏金石书画在上海颇负盛名，赵先生对方介堪先生娴熟的篆刻深为惊异，欣然将其收为弟子。此后印艺大进，尤以晶、玉等硬材治印，独步海上。相处一段时间后，赵叔孺先生很满意方介堪先生言行举止得体，觉得大有培养前途，于是将他推荐给西泠印社。由于为人牢靠，方介堪不久担任了该社木版部主任。
待熟悉了环境，方介堪先生又去拜谒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认真看了他的印作后，当着众多书画名家和弟子的面说，他50岁以后才走吴让之篆刻的路子，到现在还没有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方介堪还不到30岁，已经比他刻得好得多了。
方介堪先生多年潜心求学，蒙受多位恩师指导，将技能与知识熔炼成自身本领，并一直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自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每一份的成功，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付出。自然，在不断努力的前行中，师者的指导更是指路明灯。
方介堪先生的父亲精擅书法，幼年在父亲的熏陶下，方介堪先生早早地开始接触翰墨金石，七岁开始习字，九岁进入小学读书，始学刻印。十二岁那年，方介堪先生开始学习浙派诸家，经过五六年的摸索自习，幼小的他居然能表现出浙派篆刻的苍老之趣。于是，介堪先生便在父亲的翰墨轩设摊刻字，初露头角。
当时，温州篆刻首推叶鸿翰先生和谢磊明先生。叶鸿翰先生以刻印为业，印风取浙派方硬剥蚀的一路。谢磊明先生业余操刀，宗徐三庚，印风婀娜姿媚。其经营实业，家资丰盈，收藏历代碑帖印谱颇多。谢先生见方介堪年轻好学，就招其为弟子。方介堪先生先由谢磊明指导研习徐三庚，后来又转习吴让之和汉印。这期间，方介堪先生代谢磊明先生刻了数千方闲章，篆法刀法章法练得滚瓜烂熟。其亦在协助谢磊明先生整理历代碑帖和收藏品的过程中得以广览印谱，艺识大进。这为他后来的发展和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艺更应融会贯通，汲取百家之长。
1926年春，为求发展，方介堪先生来到上海。在上海经乡贤吕文起介绍，方介堪拜赵叔孺先生为师。当时赵氏金石书画在上海颇负盛名，赵先生对方介堪先生娴熟的篆刻深为惊异，欣然将其收为弟子。此后印艺大进，尤以晶、玉等硬材治印，独步海上。相处一段时间后，赵叔孺先生很满意方介堪先生言行举止得体，觉得大有培养前途，于是将他推荐给西泠印社。由于为人牢靠，方介堪不久担任了该社木版部主任。
待熟悉了环境，方介堪先生又去拜谒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认真看了他的印作后，当着众多书画名家和弟子的面说，他50岁以后才走吴让之篆刻的路子，到现在还没有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方介堪还不到30岁，已经比他刻得好得多了。
方介堪先生多年潜心求学，蒙受多位恩师指导，将技能与知识熔炼成自身本领，并一直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自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三、才资高远，后生可畏
“才资高远，后生可畏”，这是吴昌硕先生多次对于方先生的称赞。如今，在我们看来，方先生真是卓乎不群，其年纪轻轻，就著书颇丰。
1927年，《方介堪印谱》第一册在上海出版。1928年，28岁的方介堪开始编纂《古玉印汇》《玺印文综》。同时，这年方介堪先生自刻印谱《方介庵篆刻》第二册出版。1929年，《方介堪刻象牙印谱》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同年九月，方介堪撰《论印学源流及派别》，刊登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葱岭》第一卷第二期。同年，方介堪所撰《美术与社会》发表于《美展》（第六期），所撰《论印学与印谱之宗派》发表于《美展》（第八期）。
1930年5月，《古玉印汇》钩摹成书。《古玉印汇》（下简称《印汇》）是方介堪先生三十岁时完成的一部印学著作，两年以后，即1932年5月由西泠印社印行。《印汇》采集自明《顾氏集古印谱》以下古印谱录21种，摹入战国至汉魏玉印369方，是当时专题辑录古玉印的集大成之作。
在《印汇》之前，张祥河曾于咸丰元年（1851年）辑《秦汉玉印十方》；藏印家何昆玉于1917年辑陈介祺所藏秦汉玉印成《簠斋藏玉印》一册，收入玉印68方；1920年陶祖光辑《金轮精舍藏古玉印》一册，所收类多伪品；至1943年，倪玉书续有《秦汉玉印图录》之辑，方法虽趋近代，但亦真赝杂厕，真品寥寥无几。论数量之富和选择之精，编次考释之严谨，《印汇》都是堪称卓荦冠群的。
《印汇》的问世，对古玉印的学术层面的研究和艺术借鉴都具有披沙拣金、继绝兴废的特殊意义。同时，《印汇》并不仅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印谱，而是对存世古玉印资料的梳理、考订中融入当时印学发展成果及方介堪先生个人研究心得，同时又吸收了《顾氏集古印谱》开创的体例、形式，注重对古玉印孕涵的文字史料、篆刻艺术价值进行阐释的著作，其中贯穿了作者的断代意识和类型研究理念。《印汇》的出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古人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方先生无论在发文还是著书方面都已建树颇丰。自然，方先生从未停下行走的脚步，此后，方先生更是发表多篇文章，写就多本书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四、高山流水，弦歌雅意
高山流水遇知音，闻弦歌而知雅意。在方先生的一生中，他广结墨缘。少年时在温州结识了志趣相投的马孟容、马公愚兄弟，后来又认识了戴家祥，志趣相投的两人义结金兰。戴家祥认为凭方介堪的金石水平应该提高润格，并于1922年在翰墨轩拟订润例，抄录后发往各地的大书店、裱画店、纸店、扇庄等。此润例一出，外地来件果然不断，本地求刻者亦不绝。方介堪先生自此提高了名声，扩大了影响。
来上海后，方介堪先生受到吴昌硕先生的激赏，以后又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教授。从此跻身艺林，与黄宾虹、马衡、经亭颐、王福厂、潘天寿、徐悲鸿等交谊深厚。特别是与国画大家张大千的友谊最为深厚，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
1926年仲夏的一天，方介堪先生去拜访书坛前辈曾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曾熙的弟子张大千。就是这一天，开启了他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方介堪先生非常欣赏张大千先生的绘画，张大千先生也十分喜爱方介堪的篆刻，于艺术的共同爱好和不懈追求，把两位年轻人紧紧吸引到了一起。后来，两人同在上海美专任教，来往更为密切。张大千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八，比方介堪先生大三岁，因此方介堪先生亲切地称呼大千为“八兄”，终生未改。张先生早期的书画用印大多由方先生奏刀。1930年，张大千先生举办个人画展，请方先生为他配刻印章50余方。画展大获成功。张画方印，相得益彰，人称金石书画双绝。
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跋山涉水，于温州，于上海，于北京等等各处，山山水水都见证了两人的友谊。
1937年春夏之交，在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美展开幕式后，两人与谢雅柳、黄君璧、于非闇相约，乘兴共游慕名已久的雁荡山。彼时，画家们共同创作了一幅《雁荡山色图》。由于大家事先毫无准备，都未携带印章，情急之下，方介堪当场操刀刻下“东西南北人”一印，钤盖在画上，众人拍手叫好。张大千先生晚年在台北还忆及此游，称为“一时乐事”。
“才资高远，后生可畏”，这是吴昌硕先生多次对于方先生的称赞。如今，在我们看来，方先生真是卓乎不群，其年纪轻轻，就著书颇丰。
1927年，《方介堪印谱》第一册在上海出版。1928年，28岁的方介堪开始编纂《古玉印汇》《玺印文综》。同时，这年方介堪先生自刻印谱《方介庵篆刻》第二册出版。1929年，《方介堪刻象牙印谱》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同年九月，方介堪撰《论印学源流及派别》，刊登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季刊《葱岭》第一卷第二期。同年，方介堪所撰《美术与社会》发表于《美展》（第六期），所撰《论印学与印谱之宗派》发表于《美展》（第八期）。
1930年5月，《古玉印汇》钩摹成书。《古玉印汇》（下简称《印汇》）是方介堪先生三十岁时完成的一部印学著作，两年以后，即1932年5月由西泠印社印行。《印汇》采集自明《顾氏集古印谱》以下古印谱录21种，摹入战国至汉魏玉印369方，是当时专题辑录古玉印的集大成之作。
在《印汇》之前，张祥河曾于咸丰元年（1851年）辑《秦汉玉印十方》；藏印家何昆玉于1917年辑陈介祺所藏秦汉玉印成《簠斋藏玉印》一册，收入玉印68方；1920年陶祖光辑《金轮精舍藏古玉印》一册，所收类多伪品；至1943年，倪玉书续有《秦汉玉印图录》之辑，方法虽趋近代，但亦真赝杂厕，真品寥寥无几。论数量之富和选择之精，编次考释之严谨，《印汇》都是堪称卓荦冠群的。
《印汇》的问世，对古玉印的学术层面的研究和艺术借鉴都具有披沙拣金、继绝兴废的特殊意义。同时，《印汇》并不仅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印谱，而是对存世古玉印资料的梳理、考订中融入当时印学发展成果及方介堪先生个人研究心得，同时又吸收了《顾氏集古印谱》开创的体例、形式，注重对古玉印孕涵的文字史料、篆刻艺术价值进行阐释的著作，其中贯穿了作者的断代意识和类型研究理念。《印汇》的出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古人说三十而立，而立之年，方先生无论在发文还是著书方面都已建树颇丰。自然，方先生从未停下行走的脚步，此后，方先生更是发表多篇文章，写就多本书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四、高山流水，弦歌雅意
高山流水遇知音，闻弦歌而知雅意。在方先生的一生中，他广结墨缘。少年时在温州结识了志趣相投的马孟容、马公愚兄弟，后来又认识了戴家祥，志趣相投的两人义结金兰。戴家祥认为凭方介堪的金石水平应该提高润格，并于1922年在翰墨轩拟订润例，抄录后发往各地的大书店、裱画店、纸店、扇庄等。此润例一出，外地来件果然不断，本地求刻者亦不绝。方介堪先生自此提高了名声，扩大了影响。
来上海后，方介堪先生受到吴昌硕先生的激赏，以后又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教授。从此跻身艺林，与黄宾虹、马衡、经亭颐、王福厂、潘天寿、徐悲鸿等交谊深厚。特别是与国画大家张大千的友谊最为深厚，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
1926年仲夏的一天，方介堪先生去拜访书坛前辈曾熙，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曾熙的弟子张大千。就是这一天，开启了他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方介堪先生非常欣赏张大千先生的绘画，张大千先生也十分喜爱方介堪的篆刻，于艺术的共同爱好和不懈追求，把两位年轻人紧紧吸引到了一起。后来，两人同在上海美专任教，来往更为密切。张大千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八，比方介堪先生大三岁，因此方介堪先生亲切地称呼大千为“八兄”，终生未改。张先生早期的书画用印大多由方先生奏刀。1930年，张大千先生举办个人画展，请方先生为他配刻印章50余方。画展大获成功。张画方印，相得益彰，人称金石书画双绝。
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跋山涉水，于温州，于上海，于北京等等各处，山山水水都见证了两人的友谊。
1937年春夏之交，在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美展开幕式后，两人与谢雅柳、黄君璧、于非闇相约，乘兴共游慕名已久的雁荡山。彼时，画家们共同创作了一幅《雁荡山色图》。由于大家事先毫无准备，都未携带印章，情急之下，方介堪当场操刀刻下“东西南北人”一印，钤盖在画上，众人拍手叫好。张大千先生晚年在台北还忆及此游，称为“一时乐事”。
不久，张大千先生受聘于北平故宫博物院。受马衡院长之邀，方介堪先生也来到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担任科员。不料上班的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二人均困陷于故宫。九月，方介堪先生化装成清洁工成功逃脱。回到上海后，方先生急与诸友商量救援大千之策，终于患难之中让张大千先生转危为安。脱险后，张大千先生入蜀，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方介堪先生则回到温州老家。此后二人，多次分离，又多次重聚，但山山水水，都未能阻止二人对对方的思念，始终彼此牵挂。
八十年代初，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先生多次嘱托张应流先生来温探望方介堪先生并赠送自己的墨宝。而方介堪先生亦是拱若瑰宝，将图藏之枕边，闲时展阅，以寄相思。彼大千先生正在绘制巨幅《庐山图》，因原先印章不复可用，拖张应流先生带话，愿方介堪先生镌刻四方大型朱文闲章。然此时方介堪先生处境不佳，风烛残年，且生计困苦，衣衫褴褛，脊椎伤残，腰挂导管尿袋。可即使如此，依然立马嘱咐其子方广强先生为其选择石料。拖着病体，
方介堪先生精心揣摩，落墨奏刀，夜以继日，神工鬼斧，八方巨印，终铸成器。
关山虽难越，却阻挡不了两位耄耋老人彼此心心相印之心。二人交往缘于金石，其深厚友情也坚如金石一般，至死未渝；两位艺术大师不仅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忠信仗义，值得我们后人缅怀和学习。
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方介堪先生的成就不仅仅停留在自身技艺的炉火纯青，身为温州市民，其为温州文化发展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方介堪先生是温州博物馆首任馆长，彼时，温博仅仅是江心孤屿上的蕞尔小馆。方先生同事周笃生先生回忆说，方先生“事业心很强，热情投身地方文物工作，为收购、搜集、抢救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跋涉农村山区。温州文管会最初选址于江心孤屿。方介堪先生动员组织民工与舢板渡船的船工修葺颓垣败壁，收拾残桌破椅，种植树木花卉，美化江心孤屿。”物资缺乏的年代，方先生还“将家中的书桌、画桌、椅子甚至文房四宝、茶具、热水瓶等搬去，还动员亲戚捐献了一套大堂用的红木桌椅、茶几。他主动捐献家藏的青铜器、书画、拓片等文物数百件，它们与一批温州地方名士的捐赠，构成了温州博物馆的首批藏品。”
其后，更是呕心沥血征集文物，同时发动好友，丰富温博的藏品。温博经历时光的冲刷，却依旧保有勃勃生机，离不开方介堪先生的倾心付出。
例如，温博中陈列的“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块东晋篆书碑志，是研究篆书字体向隶书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温州博物馆原馆长金柏东先生说，这是方老先生通过组织购回的一件“镇馆之宝”，为国家一级文物。
八十年代初，远在台湾的张大千先生多次嘱托张应流先生来温探望方介堪先生并赠送自己的墨宝。而方介堪先生亦是拱若瑰宝，将图藏之枕边，闲时展阅，以寄相思。彼大千先生正在绘制巨幅《庐山图》，因原先印章不复可用，拖张应流先生带话，愿方介堪先生镌刻四方大型朱文闲章。然此时方介堪先生处境不佳，风烛残年，且生计困苦，衣衫褴褛，脊椎伤残，腰挂导管尿袋。可即使如此，依然立马嘱咐其子方广强先生为其选择石料。拖着病体，
方介堪先生精心揣摩，落墨奏刀，夜以继日，神工鬼斧，八方巨印，终铸成器。
关山虽难越，却阻挡不了两位耄耋老人彼此心心相印之心。二人交往缘于金石，其深厚友情也坚如金石一般，至死未渝；两位艺术大师不仅在艺术创作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忠信仗义，值得我们后人缅怀和学习。
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方介堪先生的成就不仅仅停留在自身技艺的炉火纯青，身为温州市民，其为温州文化发展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方介堪先生是温州博物馆首任馆长，彼时，温博仅仅是江心孤屿上的蕞尔小馆。方先生同事周笃生先生回忆说，方先生“事业心很强，热情投身地方文物工作，为收购、搜集、抢救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跋涉农村山区。温州文管会最初选址于江心孤屿。方介堪先生动员组织民工与舢板渡船的船工修葺颓垣败壁，收拾残桌破椅，种植树木花卉，美化江心孤屿。”物资缺乏的年代，方先生还“将家中的书桌、画桌、椅子甚至文房四宝、茶具、热水瓶等搬去，还动员亲戚捐献了一套大堂用的红木桌椅、茶几。他主动捐献家藏的青铜器、书画、拓片等文物数百件，它们与一批温州地方名士的捐赠，构成了温州博物馆的首批藏品。”
其后，更是呕心沥血征集文物，同时发动好友，丰富温博的藏品。温博经历时光的冲刷，却依旧保有勃勃生机，离不开方介堪先生的倾心付出。
例如，温博中陈列的“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块东晋篆书碑志，是研究篆书字体向隶书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温州博物馆原馆长金柏东先生说，这是方老先生通过组织购回的一件“镇馆之宝”，为国家一级文物。
还有青铜虎钮錞于，亦为国家一级文物。金柏东先生说，这件錞于1936年在台州路桥出土，由方先生赠送给温州博物馆。浙南地区出土的錞于极为罕见，目前温州保存的出土錞于仅此一件，可见其珍贵。
在“‘六十芳华’温博系列报道”中，金柏东先生又说“方先生退休后一直到去世，都很关心文物工作，经常询问博物馆的发展状况。”方先生为温博发展，为家乡发展真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宁静方可致远，砥砺稳步前行，不论荆棘遍布、风雪载途，不论云销雨霁、彩彻区明。怀着本心，方可始终，生命的纯粹，正是方介堪先生。
宁静方可致远，砥砺稳步前行，不论荆棘遍布、风雪载途，不论云销雨霁、彩彻区明。怀着本心，方可始终，生命的纯粹，正是方介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