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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绘画之父”——徐悲鸿

“中国近代绘画之父”——徐悲鸿

时间:2020-05-11 15:11:51 来源:浙江美术网 作者:

“中国近代绘画之父”——徐悲鸿


Freedom is only to be found where there is burden to be shouldered.
有担当,才有自由。 ----《存在与时间》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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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


徐悲鸿生于1895年,卒于1953年。这并不长的58个春秋,却对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我国近代至现代的艺术巨匠,同时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上半叶,徐悲鸿为了扭转中国画缺乏创造力、缺乏生活气息的萎靡颓风而大声疾呼。他身体力行,在自己学贯中西的同时,将西方的写实技巧实验性地融汇到中国传统绘画之中,为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由于他在绘画理论和实践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在美术教育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他被国际评论界誉为“中国近代绘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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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采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1895-1953)先生在1949年10月1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听着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周思来总理亲自任命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久,又当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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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我后

 
徐悲鸿擅长中国画,油画,尤精素描。他的画作满含激情,技巧极高。著名油画有《溪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能反映徐悲鸿个性,表达他思想感情的莫过於他写马的画卷。他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画了数以千计的速写。所以他画的马图笔墨酣畅,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筋强骨壮,气势磅礴,形神俱足。另有一些人物,狮,猫等题材作品,也是质优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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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造化”是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他曾说:“一个艺术工作者,在其生存之环境中体验人生或会心造化,能真实表现出他观察所得于其作品上,无论其手法与作风之灵巧与笨拙,只要是真实,都会得到观者心灵上的共鸣。”他极力反对画者不接触自然,只一味临摹古人的作品,不讲创造,而弱化了中国绘画的创造力。徐悲鸿坚持艺精于勤的思想。他认为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首先要有精锐的眼光、灵妙的手腕,其次必须有条理、思想明确,最后还要有不寻常的性情与勤奋。他也主张画家要多读书以广博知识,不读书便无以提高艺术的境界。徐悲鸿的这些主导思想和艺术理论,伴随他的教育体系,对于今人何尝不是又一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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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徐悲鸿先生

徐悲鸿先生爱马,是一种个人喜好,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唐朝大诗人李贺说马有精神,非凡物,写过两句很著名的诗,“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徐悲鸿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画马说马,其实也是在书写他自己,激励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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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

徐悲鸿先生一生非常勤奋,所作马的速写即不下千幅,心摹手追,对于马的形象已了然于胸,但他画的马能卓然而立、超拔于世,还有两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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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精研其结构”。他受益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严格的教学训练。那所学校的解剖课由世界最著名的动物学家任教。这使他对于马、狮等动物的每根骨头、每块肌肉的形态以及伸缩变化的规律有了精深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够敏锐地捕捉住它们瞬间即逝的优美动态,并知道如何去进行强调和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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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

 
其二是“细审其神情”。这一突破点产生于1940年他的印度之行。当时印度有众多的土邦,而邦主们都有声色犬马之好。他们的好马稍过最佳年龄便被卖到市集之上。因此得以乘好马,长途跋涉,直至克什米尔、大吉岭等地。终日与马相处使他对马的喜怒哀乐观察入微,从而创造出独特、动人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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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图

徐悲鸿印度之行后所作的马,综合了良马的优越之处。它的主要骨骼突出、肌肉富有表情,鼻孔大,胸肌发达,传达出自由奔腾的美感。徐悲鸿画马,在四肢上尤其倾注了巨大心血,膝、踝关节的塑造坚实、充分,哪怕是勾勒蹄子轮廓的一根线条,都同时表达出体积、质感与空间。最后,还以迅疾之势,用浓墨和焦墨绘出鬃、尾的飞舞之状,并以白粉施于鼻梁骨之最高处,拉开黑白对比,以收画龙点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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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马

徐悲鸿先生笔下的马腿比其他画家所画的都要长,但观者会感到夸张得恰到好处。一看便知是驰骋征战,不受羁绊的骏马。它形神兼备,生机勃勃,是马的形象在国画传统中的现代升华。
 
徐悲鸿先生还有一类短缩透视的奔马,创作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骏马昂首挺胸,提起前蹄,像要腾空而去,鼻孔、膝盖、胸大肌朝向观众,马尾则向画面深处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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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奔

 
1915年徐悲鸿在友人帮助下,在上海“暇余总会”(当时的赌场)一隅借住,刻苦创作,同时到夜校学习法文。他画了一匹马,寄给审美书馆馆长高剑父。其弟高奇峰十分赞赏他的画艺。这时,徐悲鸿虽考取了震旦大学,但无钱进学,幸好得到高奇峰的资助。后又结识了康有为,得有机会观摩康所收藏的碑帖。并在艺术观上也受到康有为的影响。1917年徐悲鸿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秋返北京,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结识陈师曾。1919年3月,悲鸿夫妻同赴法国,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以校长费拉孟为师,并于1920年冬,被法国最享盛名的画家达仰收为学生,每个星期天都去达仰画室学习。1921年去德国,就学于画家康普的画室,次年归巴黎。1923年春,他的油画《老妇》入选法国全国美展,获得好评。1924年,他创作了油画《萧声》、《蜜月》、《远闻》等。
 
1925年,他为筹款购买达仰的油画《奥菲利亚》,到新加坡卖画,为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画了油画像,筹得一笔不小的款子后,回到了阔别6年的上海,田汉为他举“消寒会”,介绍他与郭沫若等人见面。
 
1926年3月,他从上海抵达巴黎继续学习。夏天,他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每天到博物院临摹油画。
 
1927年春,他赴瑞士、意大利游览,欣赏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传世名画。4月,他学成回国,途经新加坡时,上岸继续为华侨画像,筹得了足够在上海安家的费用。抵达上海后,他在田汉筹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义务担任美术系主任。在教学的同时,构思并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不久,应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1929年离开南国艺术学院, 迁居南京。
 
1929年9月,他受聘为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大胆提出了革新的主张,提倡师法造化,学习西方一些优秀技法。在用人方面主张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敦请木匠出身已届67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担任教授,并亲自编辑出版了齐白石的第一部画集。由于守旧势力的横加阻挠,徐悲鸿的改革计划难于实施,因而辞职仍回中央大学艺术系执教。

1933年1月,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邀请,赴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5月10日正式开幕,有法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及各界著名人士3000多人参加,报刊发表评论文章200余篇,观众超过3万人。又应意大利的邀请在米兰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并先后在比利时、德国柏林和法兰克福举办徐悲鸿个人作品展览。1934年5月1日在苏联红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展览期间,他应邀到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多处讲演。接着,画展又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隐居博物院举行。

1934年8月载誉归国。

1940年春,他应印度诗哲泰戈尔的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2月l7日为圣雄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在画上签名。

他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举行画展,所得款项均捐献祖国救济难民。同年11月,又从印度到新加坡。1941年先后在吉隆坡、槟榔屿、悒保3个城市举办救灾画展,热爱祖国的华侨竞相抢购,所得10余万元美金全部捐献救济难民。
 
1949年3月,徐悲鸿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新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后改在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回国途中的车厢里,为田汉、丁玲、郑振铎、邓初民等人画了素描像。
 
在教学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了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从而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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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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