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邦| “君有敬通、孝标之恨”——滕固之死
时间：2020-11-02 11:25:54 来源： 钱锺书研究 作者：文汇学人
石建邦| “君有敬通、孝标之恨”——滕固之死
当钱锺书得知滕固的噩耗，非常惊诧伤痛，一连写了四首五言古诗《哀若渠》哀悼。第一首即为滕固之死大抱冤屈，对他的死表示百思不得其解，他特别在此诗下面加了一条附注：“君有敬通、孝标之恨，遂促天年。”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宝山月浦人。在民国文化史上，他无疑是一位多面手，既是小说家，又是中国美术史的开拓者；他又积极从政，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还当过国立艺专校长。综其一生，他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美术史、艺术考古、文物古迹保护乃至学术译介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然而天妒英才，滕固中年弃世，只活了四十岁，令人痛惜。长期以来，大家对他的逝世原因不甚了了。笔者兹不揣谫陋，依据目前所见资料，试对滕固之死及其身后琐事做一粗略梳理，求教于诸位方家。
老朋友战乱中重逢无话不谈。朱偰好摄影，拿出曩年在柏林为滕固外国女友所摄的照片，“桃李争放，倩影窈窕”。滕固看了心头别有一番滋味，“欣然以喜，怆然以悲”。感触之余，他当场题写两首绝句，内有“桃花人面春颜色，幻作弥天劫火红”“画图人物俱无恙，回首清游已十年”等句（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第九卷《人海沧桑》，页165，中华书局，2009年）。当晚，大家意犹未尽，滕固和徐梵澄两人索性留宿在朱偰家里。
当时，滕固刚刚从昆明回到重庆，辞去当了两年多的国立艺专校长的职务，仍然回行政院当参事，并到中央大学等学校兼课，讲授古代艺术课程。那段时间，他和好友常任侠、蒋复璁、金毓黼等人来往频繁，还预备改组中国艺术史学会，他的其他社会职务也复不少。
孰料刚过了一个月，滕固即开始发病。11月26日，朱偰从成都出差回来。午后去看他，却发现滕固“卧斗室中，辗转床笫，汗出如渖”。朱偰和他略谈几句就匆匆告辞。
朱偰刚走不久，行政院同事陈克文就接到蒋复璁的电话，说滕固得了急病。他与同事端木恺急忙赶到滕固家中，“奔走了大半天，才把他送到武汉疗养院去”（《陈克文日记》，页64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开始医生还以为是急性胃病，结果日益不见好转，于是转到中央医院诊治。12月11日下午，陈克文等人前往医院探视，医生又说是肺内积水，“情势殊觉不轻”。
整个冬春之交，滕固缠绵病榻。据好友章克标回忆，寒假期间，他的儿子滕留寅还曾去医院陪护了十多天。此时医院诊断下来，说他患肋膜炎和脊髓炎，经常需要抽水。“直至开春尚不见好转。”（章克标《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
1941年的3、4月间，滕固的病情时好时坏，经常出入医院。4月11日，他给中央大学教务处写了张请假条，说他患疟疾正在医治，需要请假二天。15日，金毓黼去中央医院探视傅斯年，顺便又问起滕固的病情，说已经出院了。
但到5月15日，滕固写了封信给常任侠，托他主持召集中国艺术史学会理事会议，商量改组事宜，此信是目前所见滕固最后手迹。估计当时前后，滕固再次住院。5月19日，滕固好友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去医院探视。这次医院认为他得的是脑膜炎，怕引起传染，将郝拒之门外。滕固在里面门缝中见到郝，挥手遥呼：“脑膜炎！脑膜炎！”第二天早上七时三十分，滕固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年仅四十岁。
滕固的英年早逝令众多知交好友扼腕叹息，但大家对他的死因却往往语焉不详，似乎不愿多提。好友朱偰《吊若渠》一文中约略说起：“国难以后，转蓰流难，若渠扬鞭夜郎，余则随校如蜀迁居昆明，音讯仍通。余方喜其获展所学，作育多士，乃以若渠擅长社交之故，蜚语横生，家庭之间，颇多龃龉，若渠乃辞职归渝。……”虽含糊其辞，但似若有所指。
钱锺书和滕固在昆明相识，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但两人一见如故，可谓惺惺相惜。钱锺书的早年名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就是受滕固的提示和邀约而撰写的。当钱锺书得知滕固的噩耗，非常惊诧伤痛，一连写了四首五言古诗《哀若渠》哀悼。第一首即为滕固之死大抱冤屈，对他的死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有“子寿讵止此，止此宁天悭？”“徒令后死者，叩天讼其冤”（收入《槐聚诗存》）等令人锥心的句子。钱氏特别在此诗下面加了一条附注：“君有敬通、孝标之恨，遂促天年。”
美术史家阮璞（1918—2000）是当年国立艺专的学生，他在晚年看到钱锺书的这首挽诗，引发无限共鸣，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回忆解释。阮文说，钱诗中的这条自注，看起来隐晦，却将滕固死因一语道破。什么是“有敬通、孝标之恨”呢？敬通是东汉时的才士冯衍，字敬通，娶妻悍忌，备受折磨，忍耐到老，始得离异。到了六朝梁时，又有个文人刘峻，字孝标，在婚配上也与冯衍有相同的遭遇，在所撰《自序》一文中，他将自己与冯衍进行了比较，说：“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坷。”阮璞作为学生，对校长的死痛心疾首：“这两位古人犹得抱恨到老，而滕先生的衔恨弃世，却在盛年。”（阮璞《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收入《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页36，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据阮璞回忆，他1939年8月从国立艺专毕业，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常驻留重庆，故对校长滕固的情况有所了解。原来他在读书时，认识国立艺专总务处一位职员程先生。那时这位程先生年约五十开外，鬓发斑白，很是和蔼热情。程先生可能与滕固有些旧关系，当滕固卸任回到重庆时，这位程先生也随同前来。在滕固生病住院期间，程先生经常抽空往返于滕宅和医院，滕固去世时，也是由他帮同料理后事。丧事办完后不久，阮璞碰见程先生，他说起滕先生临死时的凄惨情形。其中最使阮璞听了感到难过的，是滕固的衣物都被他的夫人扣留，连死后入殓的服饰也不给。这种难堪，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文中还说，阮璞在重庆曾和同学一起拜访过滕校长，但见他“神情显得有些沮丧，面容也变得苍老了许多”。在他看来，“事业上的心力交瘁，肌体上的病魔困扰，家庭生活上的饱受凌虐，造成了滕先生中年弃世”。
话说滕固也确乎有点多情浪漫。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碰到克星，怕老婆怕得要命，以至于不敢留任何异性的书信“罪证”在身边，不是销毁就是托知友保存。
滕固在当国立艺专校长期间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爱。对象不是别人，乃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女诗人徐芳（1912—2008）。徐芳为人活泼健谈，同样擅长社交，魅力无限。据说当时很多名人对这位女诗人倾慕备至，但傲娇的徐芳小姐当时心里只有她的老师胡适，曾对胡适先生展开大胆追求。这段恋爱故事的具体详情，可参见蔡登山《师生之情难“扔了”？——胡适未完成的恋曲》一文（载《万象》，2006年6月号）。
1938年5月间，情伤失恋的徐芳心灰意冷，来到汉口，在艺文研究会从事写作。当时滕固还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任参事，由于战事吃紧，行政院准备从武汉内迁到重庆，故而他经常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他与参事陈克文为同事，两人友谊深厚。
6月13日，滕固得到教育部任命，聘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不久将赴湘西沅陵履新。17日，张道藩和端木恺设午宴为滕固送行，陈克文也在座，“客人有陈立夫部长、顾毓琇次长、梁实秋、徐芳小姐、杨秀娟小姐、莫小姐、罗君强及孔小姐。饭后，小姐们各以方言读诗，徐小姐之北平话，杨小姐之苏州话，莫小姐之上海话，孔小姐之广州话，均各有风趣。”（《陈克文日记》，页228）
这大概是滕固与徐芳在武汉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以前可能就认识，徐芳的毕业论文《中国新诗史》，滕固当年就审阅过，还留有签名。
滕固在武汉一直待到24日，才启程去长沙。他在长沙停留了四天，徐芳也去了长沙，滕固对她极为倾心，还把此事写信报告好友陈克文（沈宁编著《滕固年谱长编》，页443，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
6月29日，滕固到沅陵国立艺专，正式到任，并开始着手整顿校务。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徐芳离开武汉，张道藩、端木恺、陈克文等人为她设宴饯行。她一路转辗，大概在当年9、10月间到达昆明，并在云南大学谋得教职。
就在当年11月，长沙发生大火，战火日益蔓延，至12月中下旬，滕固率领艺专师生分批从沅陵启程，一路迁移至贵阳，最后到达云南昆明。1939年2月底，全体师生分批抵达昆明，并开始复课。当时的昆明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像西南联大等众多文化院校和学术机构都迁移到这里，一时成为文人学者、青年学生的聚集地，气氛热闹活跃。不消说，如此合适的氛围，也为滕固和徐芳的恋爱发展提供了温床。
滕固在昆明和吴宓等学界文人交往频密。吴宓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当时正想重新追求毛彦文，苦于无人为他指点迷津，排忧解难。正好碰到滕固，于是经常向他问计。滕固则好为人师，大大咧咧当起他的“情感专家”来。于是两人经常碰面，吴宓更充当起他和徐芳两人的信使。
滕固和徐芳的恋爱，虽然今天留下的都是各种碎片，但足以勾勒出一个卿卿我我的大概。比如下面这首滕固的五言诗《翠湖》，写于1939年9月1日，从中即可窥斑见豹：
经岁结绸缪，寸心忻有讬。平生慕慷慨，汝亦重然诺。今夕何夕乎？凉飔凄帷幕。低眉似有恨，酬对言落落。问汝何愁闷，问汝何思索。侧身久无语，我心如焚灼。移时拂袖出，苍莽步林壑。执手始为言，肺腑吐盘错。众口但悠悠，炎凉难忖度。讥嘲噂沓来，令我心情恶。我亦血肉躯，焉能常示弱。好胜激所取，是非良凿凿。忧忿易伤人，汝怀且宽拓。蚍蜉撼不已，大树无损削。前哲不我欺，其言炳昭焯。窃恐有累汝，耿耿萌惭怍。至理或如斯，君言可咀嚼。嗟哉同心人，气谊诚未薄。珍重此一晤，馀事尽糟粕。吻汝手掌别，愿汝长康乐。星月灿风霄，澄澜荡绰约。回首渺天人，嫣然在寥廓。
这首诗情景交融，写热恋中的姑娘受不了流言蜚语，愁眉不展，深夜里和诗人出来，倾诉苦闷。那诗人百般劝慰，终于使姑娘解除烦恼，破涕而笑。此诗完全可以看作他俩恋爱的一个插曲，写照生动。翌年初春，滕固还特别抄寄给好友常任侠一份，末题：“九月一日之夜归自翠湖，转侧不能成寐，倚枕作此，不知东方之既白。顷来巴渝，任侠吾兄询及近作，辄录奉两正……”可见滕固对这段情事颇为得意，对自己的这首诗更是自矜。
滕夫人很快得知消息，立马从重庆追到昆明。
陈克文先前得报，赶紧给滕固通风报信。过了几天，滕固覆信，谈他夫人来昆明后的应对处理：“好在弟洁身自好，偶有女友往还，亦极平淡无奇，且弟常常有戒心，故不知落些漏洞也。”其实，滕固在信里只是故作轻松，没有道出实情。陈克文后来才知道，朋友关伯勉从昆明到重庆告，滕夫人到昆明后，把滕固打得遍体鳞伤，竟至于不能出来见人，昆明的朋友都为他打抱不平。陈克文闻之不胜惊讶感叹，“这样的妒妇悍妇固然不多见，若渠这样的隐忍迁就也是大怪事”（《陈克文日记》，1940年1月5日）。
难怪吴宓也在12月3日的日记里说，那天他本来事先邀约滕固、徐芳等人一起吃饭的，结果滕固来信要求改期，害得他一一写信通知取消原约。一直到27日下午，他们才在欧美馆见到。
1940年3月初，滕固在重庆会见了很多老友，到月中才回昆明。不久，老婆孩子也马上跟了过来。吴宓马上清楚，滕太太的目的明显就是“监视其夫”。在聚会上，还当场翻检吴宓携书中有无夹带私信，滕固只好“纵谈学术”。吴宓深受刺激，觉得滕夫人种种行迹是种人格侮辱。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感触良多，在枕上做了《寄慰若渠诗二首》，安慰滕固。诗中有“诗书文字成疑谤，恩爱自由付劫灰”“已痛蓬茅当路长，更看荆棘满园栽”等句，对滕夫人大表不满。滕固看了，出于胆小谨慎，特意叮嘱他诗题中去掉“慰”字，又要吴宓改了几处（《吴宓日记》，第7册，页151）。
滕固和徐芳的关系于是岌岌可危。4月17日，吴宓接到滕固回信，表示他无意离婚，以明智自处。吴宓读罢此信，对他的退却感到很失望，觉得他太理性、太克制。
期间，滕固太太还到学校去探查究竟。记得十多年前，当年艺专学生丁天缺先生就曾亲口告诉笔者，他们在昆明读书的时候，有好几次看到校长滕固在前面逃，老婆在后面追的场景，觉得匪夷所思。
7月1日，国立艺专照例改聘教员，因解聘教务长方干民导致学生向校长滕固请愿，遭滕固拒绝，引发学潮，闹到滕固绝食抗议，形势非常严峻。一直到4日，由当局武力出面才将学潮平息，把教师方干民和学生丁天缺、吴藏石开除。滕固心力交瘁，深感学校内部矛盾复杂，于是写报告给教育部，请求辞职。
滕徐这场恋爱也随之画上句号。8月18日，徐芳请吴宓在冠生园早餐，正式表明自己已和滕固分手。9月，教育部决定要将国立艺专搬迁到重庆璧山。校长滕固忙于迁校，抽空把自己的《九日日记》托付吴宓永久保存。吴宓细读滕固《九日日记》，“感叹固之爱芳，何异宓昔之爱彦。而芳意早已别有所属。爱情者，在己虽真，而在人不可深究底蕴。大抵如斯也！”（《吴宓日记》，1940年9月24日）这份日记，吴宓一直珍藏到晚年，不知如今尚存天壤否。
1940年，滕固校长（后排左八）与部分国立艺专师生于昆明安江村
但吴宓在日记中却给出了另外说法：“滕君到渝即病。半载后，甫出医院回家。途中复遭其太太预先布置之流氓毒打一顿，受重伤。再进医院，卒于本月二十日上午7：30逝世矣。”（1941年5月25日）按照这一说法，遭“流氓毒打”之事应该发生在4、5月间。
这条消息是顾良写信告诉吴宓的，按顾良是国立艺专职员，是滕固的心腹干将，滕固和徐芳的来往他最清楚，所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后来，云南大学文学院的胡小石（1888—1962）也和吴宓说，“因其妻在医院中与固争吵，固气愤，脑晕而死”（1943年12月16日，《吴宓日记》第九册，页164）。《陈克文日记》中也提到，1940年12月11日下午，陈克文等人前往医院探视滕固。他夫人当着病人和朋友的面，在病房里大闹家庭纠纷，在现场弄得陈克文等人很尴尬，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只好站了几分钟，退了出来。他为此感叹：“没有知识的女人真不易对付。这样的闹显然是若渠病源之一，也同时会加重病势的。”（《陈克文日记》，页648）
滕固身后异常萧条，遗有老母与妻及一子三女，长子当时年仅十五岁，肄业陪都南开初中，三个女儿则更加年幼。有鉴于此，在滕固故世不久，陈克文等生前友好即积极张罗其身后抚恤事宜，带头成立滕固遗族赙金委员会，在香港《大公报》（8月2日）和上海《申报》（8月25日）刊登启事，为他的家属遗孤筹集赙金。
滕固生前友好纷纷施以援手，傅斯年当时正卧病休息，得知消息，立即写信给陈克文，先送上赙金20元，请他代为收转，并表示：“将来筹集侄女教育基金办法拟定后，亦请示知。弟当竭其棉薄以襄盛举，而慰故友之灵于地下也。”（1941年6月11日，《傅斯年遗札》，页88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远在昆明的吴宓也为故友捐助赙款事竭力张罗，7月15日，钱端升捐助100元交吴宓，他特地跑到金城银行汇寄陈克文。18、20、23和27日，吴宓多次走访或约见昆明《朝报》编辑部主任等人，会同滕固生前天马会老友徐德晖，一起商定滕固赙款登报筹集事宜。
可惜陈克文的日记1941、1942这两年遗失，否则他作为滕固赙金账目管理人，当有更详细的记述。1943年初，他管理的滕固遗族赙金账目在上一年度挣到5000多元利息（见1月15日日记），不禁有点得意和安慰。稍后，他将账目报告油印分发给几个平时关心此事的朋友（1月20日）。但一年不到，物价飞涨，到第二年结算1943年度滕固子女教育费收支账目时，虽然“前年结存二万四千余元，去年收利息一万余元，支出六千余元，共积存二万八千余元。”但以当时的物价而论，已经贬值不少，“所值实极有限矣”（3月22日）。当时陈夫人为女儿买两块普通衣料，就要耗费近六千元。到了1945年初，陈克文再结算滕固遗族赙金收支，虽说有一万五千余元利息进账，但去掉开销，本息结存仅有三万零四百多元。而当时法币日益贬值，“区区此数仅等于战前二三十元。”想到滕固长子留寅此时高中尚未毕业，这点钱如何供他将来升学之用，陈克文真是坐立不安，深感愧对亡友。
更让他于心不安的是滕固的子女和夫人。1943年的农历新年，物价飞涨，市面萧条。过年连肉也买不到，要到黑市去设法。大年初二那天重庆大雪，那天下午滕固的两个孤女冒雪来到陈家，大的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而且衣衫单薄，鞋袜也不完整，样子极为可怜。原来，滕固殁后，他的夫人不安于室，两个女儿无人看顾照料。这次来找陈克文，是想请他设法送进可以寄宿的学校。陈夫人为两个孩子包了一包食物，还每人给了十元压岁钱，并详细询问姐妹俩的生活状况，才让她们回去（《陈克文日记》，1943年2月6日）。
过了两天，陈克文乘行政院开会之便，面见了陈立夫、谷正纲两位部长，郑重托谷部长为滕固两个女儿想想安顿的办法。
没有多久，有天傍晚，滕固两个女儿又来陈克文家探听消息，并问是否可进广益小学。陈告诉她们用费太高，还是进社会部之育幼院比较合适。陈克文并主张滕家大女儿美莉将来应学看护。美莉当时年已十四，深感自己身世凄凉，说话不多，已啜泣不能成声。二妹则年幼无知，尚娇戆不懂人事。陈克文夫妇目睹这一对幼弱孤苦女孩，心酸不已，为之泫然（《陈克文日记》，1943年2月14日）。
过了三四个月，有一天陈克文在车站候车，与滕固长女美莉不期而遇。陈上前问话，她也不大搭理，而和站中一群不三不四的野孩子反见厮熟，有说有笑。他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非常担心青春期的女孩将来不走正道（《陈克文日记》，1943年6月9日）。
陈克文一家对亡友遗孤真是尽心尽力，抗战胜利前不久，陈家还把滕固幼女欢莉接来暂住了一段时间。看着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陈克文悲喜交集，“喜者故友竟有此宁馨儿，悲者幼孤如此，前途不知能否有所成就。当时余默默注视此天真烂漫之孤儿，室中往来跳跃，不禁心中起无限之感慨”（《陈克文日记》，1945年7月14日至18日）。
原来滕固遗孀自从丈夫死后，不久就与人姘居，两年后大腹便便，结果被姘夫老婆发现，赶了出来。陈克文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感慨万端，认为滕固一生下场，实在是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苦头：
“若渠生前受伊折磨，以至于死，死后犹复蒙此耻辱，言之殊可叹。余谓此乃五四运动之流弊，若渠适身受之也。五四运动对于传统制度攻击最甚者莫如家庭制度，婚烟制度尤为众矢之的，当时所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者，为婚烟自由、恋爱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固须根本推翻，门第之见，更所鄙夷。若渠夫人乃一婢女，而若渠竟乐与之结婚，盖即受此种思想之影响。不知门第世系对于婚姻实极有关系，不容随便抹煞。若渠一生蚀亏，即在不明此理。”（《陈克文日记》，1943年8月5日）
莫非正如郁达夫所说，“变乱时期，男女离合，本无所谓”。对滕固遗孀的行为，我们也同样无法做任何指责，只是叹息。
行笔至此，也许还得说一下徐芳。
滕固和徐芳的恋爱，弄得两败俱伤。女诗人徐芳的两次恋爱，好比飞蛾扑火，均以失败告终，为此她自是伤心不已。
她从此绝意文艺圈，不再从事写作。从昆明回到重庆后，1940年底，就在滕固病倒住院期间，徐芳动用各种关系，面见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孔当时兼任中央银行行长），请他帮忙批条子进入银行界工作，从此在文坛消失（见《陈克文日记》，1940年12月10日）。
也许徐芳天生就是位“大叔控”。两三年后，她终于如愿和大她17岁的陆军将领徐培根（1895—1991）结婚。徐是浙江象山人，军事理论家，左联烈士作家殷夫的长兄。这次徐芳学乖了，订婚前她和家人要求徐培根在各大城市遍登离婚广告，看无反响，才同意嫁给他（《吴宓书信集》，页266，三联书店，2011年）。说起来圈子很小，徐培根当年在德国参谋大学进修时，和滕固、朱偰等人还挺熟的呢。婚后徐芳一心相夫教子，从此不再抛头露面，销声匿迹。
一直到垂暮之年，女诗人徐芳被人在台湾重新发现，尘封七十多年的诗文著作整理出版。2006年，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三次访问95岁高龄的徐芳，做了一个访谈（收入李又宁主编《胡适和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老太太思路依旧清晰，依旧那么健谈。这篇访谈，徐芳回忆起当年许多人和事，洋洋洒洒，娓娓道来。
惟独对滕固，徐芳只字未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