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堂堂在 一足抵十夫 ——回眸邓散木艺术人生的最后八年
时间：2020-12-23 16:43:06 来源：荣宝斋 作者：梁 鸿
霸气堂堂在 一足抵十夫 ——回眸邓散木艺术人生的最后八年
《荣宝斋》期刊| 物华天宝
霸气堂堂在 一足抵十夫
——回眸邓散木艺术人生的最后八年
文/梁 鸿
邓散木像
作为学者和艺术家，邓散木不仅在诗、文、书、画、印等方面造诣非凡，且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公益精神、他的书生仗义、他的爱憎分明等都具有独特性，也时刻彰显出人性的光芒，具有垂范后人的积极意义和榜样作用。本文试以“‘霸气堂堂在’之成因”“‘一足抵十夫’之贡献”和“研究邓散木之现实意义”为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以重温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家之风貌。
一 “霸气堂堂在”之成因
邓散木（一八九八——一九六三）名铁，字钝铁，三十岁后改为“粪翁”，抗战胜利后改为“散木”。其号一足、夔（因病截去一足而得号）。斋号为厕简楼、三长两短等。
邓散木之所以有着“霸气堂堂在”之豪迈气概，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他拥有开明进步的家庭环境的支持和特立独行的倔强性格；二是他早年已有“北齐南邓”“江南祭酒”之誉的卓越成就，以此为基础，自然会底气十足。
（一）邓散木出生于富足的书香门第。父亲邓策早年留学日本，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供职，并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因才干出色，被委任为上海支部闸北区会长。父亲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为十二岁的邓散木考入英人开办的华童公学读书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原本从此校毕业后可公派英国留学，前途无量。但邓散木在十六岁那年写就了一篇不错的英语文章，被英国教师怀疑不是华人学生所写故而拿戒尺敲打他的脑袋。邓散木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愤然把英文教科书付之一炬，从此休学在家自学中文、书法和篆刻。他后来写诗回忆道：“教师碧眼胡，贱我如奴星。埋首故纸堆，无师自钻寻。”同时，父亲邓策的开明和支持对邓散木艺术事业的成功也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因其父是同盟会会员，所以邓散木也受到进步思想的直接熏陶和影响，少年时便立下爱国之志并贯穿其一生。
邓散木文稿
邓散木的书法启蒙老师是韩不同和李肃之。据记载，邓散木早年所居上海的弄堂口有个成衣摊，摊主韩不同能文能武，写得一手何绍基体的好字，还有站桩功的绝门。邓散木便每日向韩不同学书练武。渐渐地，他的指、腕、肘、臂都有了力量，可以单手握住核桃并将核桃“握”得粉碎，这无疑为他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得知韩不同病故的消息，邓散木痛哭不已，发誓努力练字以表报答。从此，他除临习韩氏留下的字帖外，还专心临摹书房里父亲好友李肃之写的书法四条屏。不足两年，邓散木的书法大有进步，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李肃之看出邓散木的书法禀赋，认为“孺子可教”，故在离开上海之前，将邓散木引荐给好友赵古泥。
邓散木跟赵古泥是投缘的，自入赵门后，愈发痴迷书法、篆刻，朝夕不辍。赵古泥为吴昌硕弟子，注重从封泥、砖文、古陶中吸取养分。邓散木随之学习篆刻不过五年，但赵氏的艺术风格却影响了邓散木一生。他评价赵氏说：“先师古泥先生刻印师苦铁，苍头突起，别立门户，当似陈涉之启汉高。”邓散木与赵古泥一样，多瞩目封泥古陶，他曾说：“封泥须平处能险，险处能平，方得逋峭真意。摹封泥须从巧中求拙，拙中求巧，巧三而拙七，始得之矣。”除与虞山赵氏学习篆刻外，邓散木还向虞山萧蜕学习书法，因此有着“虞山弟子”之称。可以说，优质的家庭背景、人脉关系及高人的引领都为邓散木的艺术之路做了良好的铺垫，加之其自身的勤奋，使他更为自信且底气十足。
（二）邓散木年轻时即有“北齐南邓”之重要地位，且绝非浮名。他治印以磅礴的气势、多变的章法和苍劲的刀法示人，其结体与章法能够别开生面。除艺术修养高之外，更源于他谙熟“六书”，懂得文字的演变和由来，不然无法“因字制宜”和增损参差。邓散木自治印起，便以书为本，精研六法，先书后刻，做到书法与刀味浑然一体。他专注于篆刻的历史变迁，以秦汉为主，辅之以皖浙，多方参鉴，遂集大成。他临刻汉印和借鉴古法从不保守，反对“不可秦篆杂汉”以及“各朝之印，当写各朝之体”的呆板规定，且从文字源流论证小篆与古文、秦篆与汉篆杂用的合理性。对书法和篆刻，邓散木既追本探源又师古而化、入而能出，临神不临貌，取长不取短，即所谓的“遗貌取神”。这种高水平的研习，需要有深厚的功底、广博的学识和自觉的胆识及能力，这是邓散木的过人之处，非一般的临摹者所及。
邓散木十分注重章法。他认为篆刻要讲篆法、章法、刀法，三者缺一不可，而最关键的是章法：“治印之必须言章法，犹之大匠建屋，必先审地势，次立间架，挨胸有全屋，然后量材兴构。”对于章法，他总结出临古、疏密、轻重、增损、屈伸、挪让、承应、巧拙、宜忌、变化、盘错、离合、界画、边缘等十四项，论述详尽并刻印作为例证，令学习者受益匪浅。邓散木的高超能力表现在：无论印文的疏密、繁简多么不同，也不管印材的大小、方圆有多少差异，他都因文字或材料“因地制宜”，印章边缘也因印文的虚实、疏密而全盘考虑，能做到游刃有余、不拘一格而自然天成。例如：“‘风灯吹阴雪，云门吼瀑泉’一印，是一方朱文多字印，邓散木认为：‘多字印务求字体笔画错综，令逐字成章，合章成印。’此印四周稠密，中心疏朗，由于四周的各字都留以零星空白，而中心之‘云’字以盘曲的线条斜置处理，使全印密而不塞、疏而不空；而方折线条构筑成的四边文字，又与中心‘云’字的圆转线条相衬，形成一种互补、照应的和谐之美。此外‘吹、吼、瀑’三字中同时又有变化的圆形部件与‘云’相呼应，全印方圆相杂，动静结合，体态团聚而灵动。”
“江南祭酒”之誉是指邓散木的书法地位及影响，说明他的书法造诣并不逊于其篆刻成就。尽管据邓散木女儿邓国治回忆：“白蕉评价邓散木艺术是’篆刻第一，诗书第二；学力第一，天资第二。‘非常中肯。”白蕉作为理解邓散木艺术成就的同道大家，他的评价是极有水平的，但邓散木的书法造诣也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不然不会有“江南祭酒”之美誉。他的书法是名副其实的真、行、草、篆、隶各体皆精，不是时下空泛标榜的“通用标签”。他的小真书既有欧字的谨严劲健，又有颜书的疏朗大气，笔笔精到，力透纸背。邓氏也兼写北碑，但帖意浓于碑意。其隶书于汉碑多有涉猎，结字谨严且饶有飞动之致。他的行草源自“二王”又归于“二王”，中间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与吴玉如的学书历程相似。邓散木学习“二王”，从结体到笔法都不是简单地临摹，更不以临摹相像为能事。他精研各体，善于博采旁糅，使他的行草作品韵味醇厚且意趣横生。邓氏晚年虽因病截足，但仍自强不息，期间书法成就更多在篆书。其篆书早年学萧蜕，而萧蜕学习的是昊昌硕。邓散木的篆书数十年间一直走吴氏书法之路，晚年别开生面，融合大小篆、甲骨文、竹木简等，横不求平，竖不必直，结体开张，布局新奇，随心所欲而气韵生动。他自题：“非篆非籀，非古非今，是自己家数，不自门入。”这是邓散木篆书日臻醇熟的体现。无奈的是，邓氏的书法成就随其生命而过早地戛然而止，甚为可叹、可惜。正如他的老友沈禹钟所言：“纵横才气老不衰，能事工书印犹独。书兼四体溢池墨，印综皖浙建旗鼓。”
邓散木在江南不仅得到了沈禹钟的欣赏和与白蕉合作的机会，也赢得了章士钊的“慕名而来”。一九四三年，邓散木在上海举办了“粪翁金石书法展览”。章士钊观后评日：“粪翁所书各体书法皆精妙。”章士钊起初并不知粪翁为何许人也，只是偶然路过展览馆顺便一观，他认为世上有此善书之奇士而不为人们所知，“似是读书人之公耻”。如此评价，可见邓散木的艺术成就之高、艺术魅力之大。章士钊说他是“奇士”，可谓评价得入木三分。邓氏一生有奇言、奇行、奇作，亦有奇才，其超凡脱俗之奇，令人望其项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书法家金松岑曾说：“明代无篆隶，清代无草书，民国草书人才亦稀如晨星，而邓纯铁却是此中铮铮者。”
邓散木不但各体皆精，且大小由之。大至擘窠书，如杭州黄龙洞的“鹤之亭”为二尺大的篆书横额；杭州“净慈”佛殿二字，字大盈丈；其丈四狂草长联和八尺中堂隶书等，无不笔酣墨饱，力透纸背；而小字至蝇头细楷，又字字工整，一笔不苟，熔潇洒与沉厚于一炉，很见工力。邓散木凭借自己卓越的金石书法成就早已名扬海上。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觉林首次举办金石书法个展；自一九四八年起，他先后在上海等地举办个展及师生合展十二次。一九三八年，邓散木在上海与白蕉、马公愚等一批上海爱国书画篆刻家联袂举办“杯水书画篆刻义卖展”，展名取“杯水车薪”之意。邓散木和白蕉将义卖所得全部捐给抗战，以示爱国之志。捐款虽然有限，但依然体现出他们作为艺术家所具有的民族大义与情怀，并坚决拒绝为日伪做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与操守。
邓散木的“霸气”还体现在他鲜明的个性和令常人不可思议的“怪”上，这也正是他的独一无二之处。他一生特立独行、落拓不羁。据记载，“其时尚有两位名书家，商店素不请教，一‘邓粪翁’，这粪字太不顺眼；一‘钱太希’，商店唯一希望是赚钱，这个姓和赚钱有抵触……”某富商求邓散木写字，润笔颇丰，只求落款不用“粪”字，邓散木听后当即拍桌大骂。当时国民党一名“中委”，仰慕邓散木书法，托人送来巨资请为亡母撰写碑文，只是“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更易”。邓散木愤而答曰：“公厌我名耶？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宁肯饿饭，不能改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他痛感自己无能为力，遂借用《庄子·人间世》“散木”之喻，改名“散木”以自嘲，犹如沈禹钟诗云：“我友邓散木，病废支一足。读书破万卷，嗜酒论斗斛。”邓散木的确嗜酒成瘾，也为此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据其夫人张建权回忆：“邓散木好酒，且酒量惊人，曾与人打赌，一下子喝了一坛黄酒，足足有五十斤，吓得别人目瞪口呆。家中院子里分两边放酒坛子，一边是满的，一边则是空的。他买酒从来不是一瓶一瓶地买，而是一次进好几坛黄酒，放在院子里，喝完就扔在空的一边……性烈如火，喝醉后常常针砭时弊，破口大骂，旁若无人。有诗记录‘酒色才气是真人，雕虫小技也成尊，纵有千杯还不醉，人间不复邓粪翁。’”
被视为“狂人”的邓散木取斋号为“三长两短斋”。“三长”是指诗、篆刻、书法；“两短”是词和绘画。沈禹钟评邓散木的“三长两短”最为言近旨远，沈氏诗云：“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生平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邓散木也自言：“我的诗首首有感而发，不作小女子忸怩之态。”如：“西来白浪打征帆，独抱银筝迸泪还。十万骚心留不住，漫天风雪过横山。”邓散木的诗句多是寄兴寓情，字夹风霜，大气浩荡，不同凡响。
二 “一足抵十夫”之贡献
邓散木“一足抵十夫”的气魄，不仅来自他豪放的性格，更来自于其卓然的成就与杰出的贡献。他以惊人毅力和时不我待、以一当十的紧迫感忘我工作，令人叹服和敬佩。
一九五五年，五十八岁的邓散木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赴京从事推广简化字的工作，参与编写《小学语文读本》等多种字帖，用简化字书写和镌刻中小学语文课本及学生字帖，以简化字写展览会序言、条幅……他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简化字。邓散木在《六十自讼》中写道：“国家百政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庶。招我来都门，书苑备熔铸……”邓散木以诗词的形式进行自述，由此可见其修养之深厚。
一九五六年，张伯驹、徐石雪等倡导成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邓散木积极参加书社的各种活动，主持书法讲座，并筹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书法展。其参展作品尤为引人瞩目，据梁志斌回忆说：“自己当时还是年轻人，看过此展，印象最深的是秦仲文和邓散木的小楷。邓散木用蝇头小楷在洒金小册页上写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精美绝伦，观者如堵，莫不惊叹！自己从此更是追慕书法，刻苦研习了……”
邓散木与曾任北京书社副社长的张伯驹惺惺相惜，二人常常诗书唱和。作为同龄人，邓散木赞赏张伯驹的德高义厚和才华横溢。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邓散木替张伯驹感到憋屈，认为这是乱扣帽子的无稽之谈，他甚至挺身而出为其鸣冤，还以中国民盟盟员的身份，作《书法篆刻不是艺术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两份书面发言稿，希望书法篆刻艺术得到重视。没想到此番言论之后，邓散木自己也成了“右派”，正如梁志斌咏邓散木诗云：“正义难申气不平，激扬文字笔生风。书生哪晓阴谋阵？一样沉冤文网中……”在人人自危的特殊形势下，邓散木的仗义之举的确令人钦佩与慨叹。
即使在艰难时刻，邓散木依然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和胆识作《六十自讼》诗八首，完成《京华续咏》百余首，书《厕简楼临汉碑》四十五通。一九五八年，六十一岁的邓散木书就《分书急就》，填词《多丽一咏·首都绿化运动》，出版《书法学习必读·读书谱图解》。一九六〇年，六十三岁的邓氏患血管堵塞症，以致不得不截去左下肢，故取号“夔”“一足”“六六残人”等。一九六一年，邓散木右手腕受伤，不能握笔，此后间或以左手作书，刻印有时以锤凿成。“谁云病未能”即是用左手凿刻而成，印面透出一股奇崛之气。印款云：“病腕作书亦有神采来之，因攘王右丞句，琢此以记，一足，时年六十又五。”其中体现出邓散木达观的境界，非常人所及。一九六二年，邓散木又因胃病切除掉三分之二胃部，同时发现其患有胃癌，他遂刻朱文印“白头唯有赤心存”，以章草书就《急就篇》。一九六三年五月，邓散木在北京和平画店举办个展，完成《一足印稿》，出版《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草书写法》等，同年十月八日因癌症去世于北大医院。
从邓散木人生最后八年的足迹大致可以看出，在这悲苦的八年中，他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承受着接二连三的毁灭性打击。同时，他在雪上加霜的痛苦岁月里，以“一足抵十夫”的进程前行，为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严谨治学，著述丰厚，著有《篆刻学》《中国书法演变史》《书谱序译注》《一足印稿》《粪翁印稿》《怎样临帖》《书法百问》《草书写法》等十六种，《钢笔字范》《钢笔字写法》《四体简化字谱》等字帖近三十种。其中，《邓散木印谱》收录篆刻一千五百余方。诚如所刻“孺子牛”一印，于方寸之间展现出大爱的境界与大家之风范。
《篆刻学》是邓散木几十年间创作经验和心得的总结。这本书详尽地介绍了古印的沿革、种类、流派以及各种入印的书体、篆法、章法、字法、刀法、印材等，以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地书就了共八万字。此书不仅在中国书刻史上举足轻重，而且还远及海外，日本东方书店以及港澳地区先后出版了此书，惠及了几代书法篆刻人。邓散木不仅是二十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法篆刻大家，而且是在东南亚书法篆刻领域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邓散木卓越的艺术成就颇具典型性，他是后天功夫与天资的统一，是广博与专精的融汇，最终达到自然天成、高度契合的境界，同时也为推进中华传统文化事业做出了“一足抵十夫”的杰出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散木作为早已闻名的书刻大家，为给青少年练习写字打下良好基础，使他们能够快速达到写得既正确又美观的要求，他参与编写了《初级小学习字帖》《高级小学习字帖》与《汉字写字本》等，这在今天看来是难能可贵且功德无量的。邓散木是具有赤子之心和公益精神的真正的“大家”。他还在《初高级小学习字帖》中配有写字姿势图与执笔图，字体则根据结构进行分类练习。《汉字写字本》是小学一年级专用的练字本，共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七种基本笔画以及由此演变出来的各种笔画的练习；第二单元是七种基本笔顺；第三单元是部分偏旁字的练习；第四单元是形近字的练习。汉字里有不少形近字，字形相差极微，容易写错，需要练习时用心记住。在此基础上，他还参与出版了《初级语文小学课本》等书，为小学生学好简化字起到了指导作用。其中，《简化汉字小楷字帖》共分两册，第一册录入革命烈士诗抄十七首，第二册录入革命烈士诗抄二十二首。每首诗都用隽逸秀雅的小楷书写，详细介绍了每一位烈士的个人背景并配以诗文注释。《简化字楷体字帖》则是为帮助初学书法者提高书写技巧、快速学好书法而编写的。帖里共列一百七十六个简化汉字，包括三十四种基本笔画。每种笔画基本都画出写法示意图，用箭头标示笔尖在点画里的运动方向和次序，并举列四至八个示范字供学习者练习。《写字练习本》是为针对注音扫盲而出的，内容分三层，由浅入门，层层递进。凡此种种，邓散木一概用小楷写就，其功德之大、功力之深、用心之苦，令人敬佩。他为书法普及事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让如今某些所谓功成名就的“大师”望其项背。
邓散木为方便人们识别、练习简化字并熟练掌握简化字的结构，还专门编写《四体简化字谱》，字谱中用真、行、草、隶四种字体书写简化字，依照音序分类排列，并用较小的字注明原先的繁体字，繁简相互对照以方便对比记忆，足可见其良苦用心。邓氏是深谙草书的资深书家，为让学习者易于辨识草书与楷体的区别并保持草书的实用性，邓散木特意将草书写得更为清晰、规范，让观者一目了然。而这种“亮相”，恐怕也是如今所谓的“大师”不敢轻易尝试的。诚如萧劳诗云：“金文石刻俱高古，今日京华鲜此才。”
也许单纯成为书家不难，只需独善其身即可。就个人造诣而言，邓散木书法气雄力健，浑厚遒丽，富金石韵味，尤精于小楷。其篆书写得浑厚圆转，神完气足；隶书用笔舒展潇洒，气韵生动，既有汉碑笔意，又有竹木简之意趣；行草书出入于“二王”书系，潇洒秀逸，不激不厉；其篆刻沉雄朴茂，老辣奇倔，清新古拙。达到上述各体皆精的邓氏，当之无愧地成为书刻巨匠。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邓散木还在书法教育与研究中甘于付出辛劳和智慧，从基础做起，乐于助人，甚至为学习者“事无巨细”地提供了所能想到的书写指导，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他以“霸气堂堂在”之十足底气、“一足抵十夫”之突出贡献和鞠躬尽瘁的艺术精神照亮了诸多学人的求学之路。
邓散木的“一足抵十夫”还体现在他异乎寻常的勤奋上。他一向以惊人的毅力和严苛的计划发奋读书、写字、治印。他曾用一个半月临写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四十五遍，用两个半月手写全部《篆韵谱》，用三个半月手写《说文解字》六册，每天还要刻印数方……甚至在去世前几日依旧伏案工作。为节约时间研习书法篆刻，邓散木曾设计并请友人加工制造了磨墨机。磨墨机以手柄连接拉杆和齿轮，可以夹住四块或数块墨，摇动手柄就可使齿轮带动墨块在墨海中迅速转动研磨，省时省力。邓散木一年四季寒暑不辍，黎明即起床研磨，从不懈怠。
邓散木曾深感时间紧迫，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起实行日光节约法，将时钟调快一小时。”为杜绝松懈，他制定了《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期六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散木用如此紧凑的时刻表，严格约束，自勉自律，直至晚年。晚年的他依然自强不息，如同齐白石常说的“不教一日闲过也”。勤奋是每一位成就卓然者的共性，也因此才会有其“一足抵十夫”的自信表达。
邓散木“日夜兼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书法事业的普及和弘扬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是二十世纪不可被遗忘的人民艺术家。但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出生于上海、病逝于北京的书刻巨匠，其近两千件的遗作却收藏于黑龙江省的“邓散木艺术陈列馆”，可谓耐人寻味……启功题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赵朴初书：“书卷长留东北，堪称曙后星随”，算是告慰。
三 研究邓散木之现实意义
邓散木的书法各体皆精，总体呈现出既雄浑沉实又隽逸精妙的风格；篆刻上以出色的才华和出奇的章法驰骋于方寸之间，犹如自然天成。其功夫之深湛，力量之强悍，令人惊叹，加之其学养深厚，使其作品内涵丰富，令观者回味无穷。如今邓散木已去世五十五周年，于当下而言，重温其艺术成就意义非凡。
第一，邓散木的公益精神当垂范于今，永不过时。
邓氏是二十世纪书法、篆刻成就卓然的巨匠，也是最早出版钢笔字帖的大家。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邓散木就与白蕉共同出版了《钢笔字范》一书，为钢笔字的规范写法提供了范本。此书一经推出便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成为临摹的典范，并不断再版。当代文学家谢啼红曾评价道：“海上书家中有精于钢笔书法者二人，正楷、行草无不如意，并能作于寸中楷。一为云间白蕉，一则厕简楼主散木年兄也。”“散木之技尤惊人。”此书堪称是硬笔书法之鼻祖。当时的上海艺坛称白蕉的书画与邓散木的篆刻为“双璧”。邓散木书写的“民生主义”通篇石刻至今依然屹立于南京中山陵。
邓散木的钢笔、毛笔字帖对当代书法的普及、规范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意义和示范作用，甚至影响了几代人。他的历史贡献已载入史册，他的公益精神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和榜样力量。他与郑诵先等书法大家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书法普及式弘扬上脚踏实地、鞠躬尽瘁、功不可没。
往往越是高水平的大家，做基础性工作时越是认真且越深入浅出，恩泽后人。邓散木在人生的最后八年里，为简化汉字的普及与传扬不遗余力，贡献毕生。他身兼数职，集原创、编写、美编等“一条龙”工作于一身。翻看其手书的艺术品般的中小学生教材，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赞佩不已。现如今，不论物质条件还是科技手段都大大弥补了当年的种种缺憾，但却缺失了艺术大家所共有的敬业精神、深湛造诣、扎实功底和底垫态度，而这些正是成就事业、造福后代的核心所在。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东西越难说明白，即所谓故弄玄虚者易，深入浅出者难。邓散木的各种简化字帖与郑诵先的《怎样学习书法》等普及读物，都有着永不过时的可读性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时光过去多久，他们留下的字迹都具有日久弥新的艺术感染力，这便是“经典”的魅力。反观当下，当代艺坛貌似繁花似锦、热闹非凡，但真正能留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还需岁月的沉淀与淘洗……
第二，邓散木有着鲜活的个性。他的自律与任性并存，他的书生仗义最为难得。
……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课题《二十世纪北京文人书画家研究》（立项号：2016-2-29）中期成果论文)
（节选自《荣宝斋》2019-04 总第1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