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少回忆录（下）
时间：2021-09-29 10:46:38 来源：书艺公社 作者：
陆俨少回忆录（下）
此文是陆俨少先生亲手撰写的回忆录，
着重谈了他的绘画生涯与沧桑身世。 作者的本意是总结自己攀涉艺术道路中的甘苦，以此无保留地昭示于后来者，拳拳之意，披卷可会。 文章读来清朗上口，咀含多味，堪称文意两茂。
回想我初从冯超然先生学画，第一次他拿出他所临的戴醇士水墨山水卷叫我临。在三十年代，人们对戴醇士的评价极高，其卖价竟与四王同值。四王画价也不在普通宋元画之下。我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也从四王入手。宋元画不易见到，四王画终究多些，容易看到。所谓“正统画派”就是从四王而上溯宋元。平心而论，四王还是有它存在之价值，有许多宋元遗法，赖四王而流传下来，如果食古不化，那么及其末流陈陈相因成为萎靡僵化，这是不善学的缘故。所以学四王必须化，化为自己的面目，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也有人说我学石涛，我对石涛在四王笔墨占据整个画坛之时能独出新意是有好感的。但我从未临过石涛画。石涛学元人而加以放，我也学元人，师法相同，学而能放也相同，所以我戏言和石涛是师弟兄，而不是师弟子。我对前代大家，一向不是无条件崇拜，我认为即使是大家，一定有所长，也一定有所不足，即如石涛，一种生拙烂漫的笔墨，新奇取巧的小构图，有过人处。但其大幅，经营位置每多牵强窘迫处，未到流行自如，左右逢源的境界，所以他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而他的率易之作，病笔太多，学得不好，会受到传染。我认为自己要有定力，不为他名高所慑服，要心中有数，何者宜学，何者宜改，何者宜化，以我为主，目标既定，勇猛直前，罔计有他。
我的老师冯超然先生对山水、人物、花卉三者均所擅长，而我在他门下，以前只学山水。解放以后国画要为人民服务，当时的形势，只有画人物，可以发挥所长，于是我改学人物，主要画连环画。我到上海和同门汤义方共画连环画，学习作现代人物。一九五○年，我四十 二岁，秋，母亲亡故，哀痛逾时，家庭担子直压肩上。过了两个月，土改开始，我回到乡间。前在四川，我是一名小职员，胜利回来，一家八口，以卖画为主要生活来源，所以没有划上地主，是一个非农业户口。土改结束，我回到上海进行连环画创作工作。为了深造计，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上海文化局举办的连环画研究班，毕业以后，全体同学要求工作，于是文化局长夏衍同志接见了我们，问起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致要求工作。于是办起连环画学习班，三个月后结业，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私营同康书局任绘图员之职。这是一家皮包书店，老板只是父子两人，没有另外职员，产业只有一只皮包，老板在四川南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子开张营业，当时只有我被派到这样一个不成样子的单位工作，看到大家都分配到国营企业，不胜羡慕 。后来一直到公私合营，我也没有得到正式工作安排，只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但因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不比在解放以前，画卖不出去，就要饿肚子。
解放初期，一般连环画创作水平都不高，所以我也可以应付。自一九五三年起至一九五五年同康书局公私合营期间，我画过近十部连环画，其间主要画过一部《牛虻》，印数很多，人家说这部连环 画挽救了将倒闭的同康书局。当然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在此期间，我也画年画，以国画形式出版了一张《读报》的年画，同时也参加上海的新国画研究会，创作一些新国画 。一九五三年在上海举办的解放以后第一次大型画展中，我展出《雪山勘探》一图。此画得到好评，经美协收购，并印刷出版。一九五六年在合肥画了一幅《教妈妈识字》，《美术》杂志用为封面。
我不善处世，做人戆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当时在上海讲了一些刺痛某些人的话，于是前后得到一连串可怕的后果。一九**年我画了一幅《沸腾的黄浦江畔》新国画，反映吴泾化工厂的实景，参加华东美展。我想突破国画传统技法，和题材的限制来表现工厂。此画展出以后，上海有人诬告我画内有反动标语。深幸公安部门予以否定，否则 我将锒铛入狱。于此深感世路崎岖，不寒而栗。也靠党的英明，使我得免于难。
但在此时期，我在社会上有了些影响，也有些人知道了我。有位青年名诸葛瀟垲，想从我学习山水画，他准备请一次客，举行拜师礼，我主张一切从简，和他两人到复兴岛一家小饭店里，化两块钱，吃了一顿，就算拜过师。诸葛潇垲那时在中国银行任小职员，后转至北新泾一所中学任图画教师。人品很好，也有才华，他在一九五五年上海青年美术竞赛时得过将，刻苦好学，孟晋不已。惜正当中年时，于十年动乱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死去 。未展所长，不免可惜。
一九五四年四月间，冯超然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在弥留时，他对我说，“画画不能太象”，于此可见他念念不忘对我的教导，希望我成材，这使我极度感动，永志不忘，这也是我以后创新变法的动力。
一九五五年冬，安徽省文化局长到上海物色画家到合肥去工作。我和孔小瑜、徐子鹤、并约了宋文治四人应聘前往。到了合肥，安排我们做些展览会布置工作，又到梅山水库等地参观访问。两个月后，指派我在一个艺术学校绘画系当主任，孔小瑜任教师，徐子鹤在博物馆，宋文治在群众艺术馆（后来他因学校不放，没有到安徽去）。工作分派好，让我们回上海家中处理家务。我回到上海，去看吴湖帆，吴湖帆一见我，就说上海将成立上海中国画院，希望我留在上海，不要去安徽。刘海粟一向看重我，记得在一九五三年间，我为刘定之画了几开册页，刘海粟一见惊异，说要来看我 。我说应该我去看他。遂由刘定之介绍到他家，从此相识。他在背后总向人说我好，甚至说当今五十岁上下的一辈画山水，以我为第一，我是受之有愧。他也帮吴湖帆做我 的工作，我因此心动，不去安徽了。后来安徽几次派人来上海动员我去，说安徽工资每月二百元，上海只有八十元。一个人对待工作，不能不想到待遇问题，二百元和八十元，我当然知所抉择，但我想到冯先生的教导，要有徇道精神，对名利要看轻些，想到国画院是国画最高学习和研究机构，在其中我可以提高水平，作出贡献，因之说服了家里人，始终不为所动，没去安徽，毅然留在上海，后来刘海粟几次向我表示歉意，说把我留在上海，让我以后吃了苦头。
不久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成立，这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国画界的大喜事。我一生学习中国画，全部精力，灌注其中。但在反动政府时期，政府不提倡，让画家自己挣扎，画家的命运操持于资本家手里，画家必须迎合他们的心理，才能得到生存的权利。如冯超然先生是当时在上海最红的画家，理应志满意得，无所怨艾 。但有一次他和我一同坐车时，叹苦经地说：“我形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出钱的买主只要这个面目，不能改动，如果想创新，换了一个面目，就说是代笔，或是说假的，就不肯出钱 。”他指着我说：“不比您可以自由创新，为所欲为，不断摸索，开创面目。”冯先生也知道画要创新，但在旧社会他没有创新的自由。不比解放以后，领导上鼓励创新，越能创新越好。但冯先生还是走运的画家，我们虽然可以自由创新，但是画不易卖出去，生活无着落 。那时，我只能放弃作画，住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国画活动，艺术生命早已完结。解放之后，成立了中国画院，让我专心一致拿起画笔，从事国画创作，这是我艺术生命的再生，我是衷心地感谢党。我同上海六十位老画家一起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每月国家发给固定津贴，生活得到保障，可以不必依靠并非学所专长的连环画来养活自己了。
画院刚一成立，即组织画家到生活中去，我参加了去浙东的一组，计有孙祖勃、俞子才等五、六人。我们带了画夹，前往奉化，在四明山区下生活，实地写生，想到这是党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油然兴起对袓国的热爱。我从溪口登上四明山顶，俯视千丈岩瀑布，又住在雪窦寺里，领略到山中的幽深静美，再循着三隐潭而下，乘竹筏随溪流归来 。画院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家，一个国画工作者的家，我总说国画院是我们的“命根子”。回想起这段日子，充满着愉快、幸福和希望。我与同行时常相互探讨、作画，日有所进境 。这时我又被光荣地选为南巿区人民代表，我走访城隍庙一带画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带到上面去。我将一颗真诚的心，献给国画事业，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国画事业前进。那时国画院在高安路，画师是可以不坐班的，但我总是每天到画院，早出晚归 ，风雨无阻。我又得到领导的信任，去闽西搜集素材。画革命历史纪念画，我到过漳州、永安、龙岩、上杭等地，听到不少老根据地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受到极深的教育。
自福建回来不久，反右开始，画院几次开会，领导一再强调“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一次会上，我谈了一些对上海美协 的意见，遂以大家知道的原因，戴上右派帽子，沉沦了二十余年。从此，我每天到画院劳动，后在业余用了半年时间，画了近两百多张的一套课徒山水画稿，把各种树法，石法以及屋宇桥梁 、人物点缀，逐项画成小张，上加说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到的技法，记录下来。那时我没有别的想法，一切置之度外，只是潜心钻研山水画，认为如果将来能够对后学有些小贡献，也算了了我的心愿，不枉学画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五十三岁，国庆节时摘去右派帽子，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情况好了一些。此后我去广东参加侨乡写生，到过新会 、台山、开平。再到湛江参观新建港口，接着到茂名，参观油页岩矿以及炼油厂，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建设。归途取道南宁、桂林、衡阳、株州以至上海。我常同刘旦宅同志一起写生，出入相随，情好无间，从此建立了友谊。他擅画人物仕女，功力深厚，夫人王微粼与我老伴也颇相得，所以后来有好几次和他们夫妇同去名山胜地下生活，我老两口在旅中也得到照顾。
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国画系山水科教师顾坤伯生病不能任教，极需补充一位山水画教师。院长潘天寿素来主张画画的人，兼应有文学修养，又能写几笔毛笔字，所以用此标准来物色山水画教师。前此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姚耕云来上海进修山水画，领导上指派由我教导。一年之后，他回浙江，临行我送他一部我画的杜诗册页。他回去后，请潘天寿先生题字，潘老看到我的画，读到我册后的长跋，以及写的字，不觉首肯。后来聘请山水画师，多方物色，没有适 当的人，因而想到我。我和潘老素昧平生，无一面之雅，只因看到我送姚耕云的一部册页，就不顾我在政治上有“问题”，特到画院指名要调我去工作，可是画院坚决不同意，要另派别人，但潘老不要，指定要我去。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想出折衷办法，一半对一半，即一个学期我去浙江教两个月，再两个月在上海。一九六二年起我在浙江美院兼课，教国画系山水科四 、五年级的学生。
我逃难到四川，只带了一部杜集，闲时讽咏，其中在夔州篇什，描写峡江景物，与我眼前所亲自看到的景物相同，使我得到启发。我好杜诗，更爱蜀中景物，二者天下无双，堪相匹配，遂多画杜陵诗意图。前后计有十余册，每册自八幅至二十幅不等。
一九六二年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我准备画杜甫诗意册四十幅，把这个意愿和吴湖帆先生淡了，吴先生鼓励我画成一百幅，他说这是画史上前所未有，唐六如有一部一百幅的册页，但不全是山水；华新罗有一部一百幅的册页，也是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合凑而成。因为册页必须幅幅变异，笔墨章法风格设色应不一样，才不致令览者意倦，而有逐幅新鲜引人入胜之妙。一部册页完全是山水，作者必须掌握多种笔墨，具备各种技法，展示面目，层出不穷，而后可以胜任，这是不容易的。他怂恿我不妨一试。于是我着手动笔，先成二十五幅，用正楷书款，后又续成一百幅，用隶书书款。此一百幅杜甫诗意册，先在画院展出，后又拿到浙江美院展出，续又拿到苏州展出，均得到好评。******开始，我上交到工作组，后来造反派准备批判我，说我“借古讽今”，用尽无限上纲的手段，但抓不到把柄，结果批不下去，因而作罢。此一百幅一直在画院内，闻后期还有人借去观看，但不知几个转手，只剩下六十五幅，而且较精的都没有了，可知是懂画的人拿去了，几次催问，均无下文。从前是“毒草”，一变 而成香花，至是某些人乘机捞一把。
一九六三年，我五十五岁。春天，我随同浙美学生去雁荡山。出发前夕，进行体格检查，验出我患肺结核，右肺上部有空洞，学校写信到雁荡山，要同去的助教童中焘好生看护我，不让我多走路。当时我自己尚未发现有病，而组织上已为我妥善安排，得以及早治疗，使我万分感激。此次去雁荡山，老友程景溪结伴同行，我因身体不好，只到过灵峰、灵岩、大小龙湫、三折瀑、开元洞、古竹洞等处。景溪老友直上雁湖，经西石梁赋诗而归，足称壮游，愧我不能相从。回到上海，我到医院检查，果真肺部有空洞，而且是在活动期 。经过服用特效药雷密风，打链霉素针，以及滴剂疗法等等，均不见效。后有好友任书博兄送我“抵百粉”药片，大见疗效，以至钙化。书博兄为人醇厚真挚，与人交，终始如一，他善画松竹，是吴湖帆的学生，亦以余力，从事篆刻，我蒙其厚惠，心感无既 。写成感惠册相赠，不足言报，聊以略表心意。
是年秋天，我还是照常到浙江去兼课。在兼课期间，认识了南艺教师罗叔子，他也在美院兼教绘画理论。两人相见，商讨艺事，所见略同，至为欢洽。我写图赋诗以记此事。后他于十年浩劫中，长才未竟，不得其死，思之怆怀。
一九**年，我五十六岁，春，参加画院组织去皖南写生，先至合肥，取得联系，然后下至芜湖、歙县等地，参观芜湖铁画厂 、歙县墨厂、砚厂。于休宁登齐云山，即世所谓白岳者是也。其年秋，我咳嗽不止，画院领导带队再去皖南，我因上半年去过皖南，又病咳嗽，不欲往，强之而行 。由桐庐至白沙，参观新安江水库大坝及发电机组，此皆我国自行建造，看到宏伟的建设，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自力更生，振兴中华，富强昌盛。旋乘船去淳安县治，观渔水库中，饭于生产队。又深入山区商於大队，观其筑堤拦流，利用河滩移土造田，改造环境，战胜自然，发展生产的一派新气象。然后上溯至深渡，沿江皆移民点所造新屋。经歙县，在练江边写生，一日下午约二时许，我看到山上丛林边缘，日光斜射，显出一道白光，甚为好看，归与西画家言及，说是轮廓光，我遂由此创为留白之法，后来在新安江水库、井冈山等处，看到同样的现象，又加以改进，丰富，用到创作上，效果很好。遂多用之，形成我的独特面目。在歙县住了几天，旋去屯溪。主人咸曰既来此，不可不上黄山，领导心动，遂至黄山宾馆，我因咳，不欲上山，谓将在山下等候。讵知胜景在望，欲罢不能，又以二十余年前登黄山，颓垣败屋，道路未通，徒行一百二十里，所见不全，今则堂宇轮奂，磴道修整，文殊院改建为玉屏楼，山林盥沐，气象一新，益欲往见之，遂咳嗽登黄山，未及半山寺而咳嗽顿愈 。前次来黄山，天都峰路坏不能上，此次遂登鲫鱼背险峰，下过蓬莱三岛，经一线天而至玉屏楼住宿。此时文化局有规定，出外下生活写生，不准游山玩水。我队领导在枕上思及此戒，深觉不妥，于是翌晨即下山，不及去北海。
是年秋，高教部新作规定，取消兼课制度，我遂不再去浙江美院。前后兼课，历时三年。有人说我教的学生象老师，我说学生不象老师有两情况：一是老师太差，学生不想学他 ；二是学生智过于师，老师不能框住他。如果老师平平，学生也无突出才能，那末很容易象。而发现一个突出的人才，也不容易，所以孟子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一乐也”，诚为至言。于此同时，我在京剧院学馆，以及上海巿青年宫等处辅导国画山水。
上海青年学画山水，有人受我影响，拜我为师。有些人自己跑来，叫我陆老师，于此，不能一一列举。我的孩子陆亨，笔性甚好，沉着而松秀，轻灵而不佻，我认为有发展前途，而功力不够。一因他工作忙，业余时间不多，二因家中只有一只桌子，我占住了，他无法画。每有人问我，后辈中有否继承我业的，我说没有，他们总说，有此条件，不学可惜。我认为他如果专心一致，用功勤学是可以学好的。
一九六六年，我五十八岁。******开始了，人们当时真是莫名其妙，即使是老革命，也是碰到新问题而不知所措。接着紧锣密鼓，画院造反派中两派鏖战方酣，我们处在“台风”的中心，四面狂飚，而我们却尚未触动，在夹缝中犹有安闲。我在家加紧作画，画成毛主席诗意画二十四图，装成两卷。并于闲中将往时所题画诗文，集抄成册。为之序曰：
“予自髫龀，未知读书，即好涂鸦。书墙涴壁，狼藉画图。初无新故诱掖之助，而有章侯外家之奇。稍长意志益坚，而鲰尔小邑，无丹青名宿、收藏世家、可资以进业者。年十八，苏州王胜之丈移寓南翔，因与相识，又丈介，获从武进冯超然先生游。丈谓予曰，使子如石谷，则超翁可无愧于廉州，而予其为烟客乎。予遂慨然思自振起，以上踵前贤之遗躅。每见一图，形诸梦寐，心摹手追，寝食俱废。间亦务为游览，穷历山川高下，此其志固已不在明清间矣。既探六法奥旨，透网之鳞，孓焉自奋。比来政四十年，前后作画无虑数百千幅。又好缀小诗短文，每盘礴初就，兴到点笔，随意数行，以摅写性灵，叙述缘起，前后亦无虑数百千条。顾不自爱惜，随手散落，未尝录副。岁壬寅，儿子亨始就箧笥所存，或图亡而题稿偶在，或借诸他处，或一图甫毕，有所跋语，随即录出，积日得若干条。今诸图迹，已等云烟，而是编也，每一翻阅，则南塘晏起，不无秋江之想。因重抄一过，以自省览。追念去日，立足未正，耽情闲逸，悔疚实多。存其谬误，亦以自警。”这篇序也可略见我的学画过程。
一九六七年以后，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画院的造反派们在我的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我被打成地主分子，是专政的对象，这种毫无根据、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精神、肉体多受折磨。画笔被缴械收去，更不要说铺纸作画了。但我不能忘记国画事业，活一天，我要画一天。我用拾得来的破笔，蘸了清水在桌面上勾划，练习基本功，使之不致荒废。因为用清水干后无痕迹，如用墨写，查出来就是天大的罪行。那时，我早上出门，不知晚上何时到家。在这种日子里，我的爱人朱燕因，给予莫大的安慰和力量。我和妻子，加上岳母、儿子陆亨、小女陆音（此时儿女尚未工作）一家五口，靠我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过活，至是每月减至五十元。二十多年来，她就是靠这点钱，支撑门户，东西补缀，度过这漫长的艰难岁月，而从无怨言。每在穷窘，典质衣物，也从不告诉我，以免伤我的心。我受批斗后，拖着疲惫的步子捱过家门，她总强为言笑，来安慰我，使我增加活下去的勇气。这样度过十个寒暑，真是一言难尽。有一次，造反派硬说我是什么逃亡地主，我坚决不承认。画院里一名最著名的造反派专门单独审问我，一连好几日，疲劳轰炸，百般威吓，用尽逼供信的伎俩，我还是坚决不承认，最后他火了，一拳 打在我脑门上，这种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拳打得我眼睛发黑，天旋地转，差点昏死过去。事后我萌发轻生的念头，预备前往淀山湖，自投清流。后在车子上想到自己决不能这样不明不白 地死去，所以终于没有走上这条绝路。回来之后这个造反派还责问我为什么不去死，看来他不逼死我，是不甘心的。批斗我时我坚持说自己家中几口人的生活决不是靠这几亩田的田租来维持的。抗战期间，我逃难到重庆，当一名小职员，根本没有收过一粒租米，抗战胜利回来后，我是靠卖画来作为我的主要生活来源的，所以我根本不是地主。这样就触怒了他们，开大会批判我，当场给我戴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寒冬腊月，要我到河滩边，在一条跳板上敲冰担水，板窄冰滑，随时有跌下河的危险，而且我是有气喘病的，时常发病，他们当然是不管我死活的。但这样做不能压服我，相反更使我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决心。
******后期，我摘去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帽子，但还是拖着一根尾巴：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据说矛盾可以“缓和”了，画院也允许我参加到新安江下生活的行列。同行有陈佩秋、孙祖勃、张守成、朱梅村等人，副院长汤增桐领队。到了杭州，浙江美院派我的学生姚耕云随同出发，他对浙江熟悉，俾多照料。我们先至富阳，参观发电站，登发子陵钓台；又至芦茨参观。旋至桐庐，登桐君山，上溯至建德，登乌龙山，乃至白沙，参观新安江发电站大坝，换船去淳 安。此时在五月中旬，适值黄梅季节，淳安连日大雨，后我建议乘船由新安江上溯至安徽歙县属街口镇，再由原船回至淳安。临窗眺望，新安江两岸，群山奔赴，连续数百里不断，云气流转，时开时闭，瞬息万变，蔚为奇观。得饫览云山之美，令人不能忘怀。归后我发展了留白法，蜿蜒曲折，因势缭绕，创为新面目。后来在井冈山，见云山绵貂、长林如带，飞瀑四垂，清气流转，结合在新安江水库所见雨景、歙县写生所见白光，互相补充，于留白法，益臻完善。此种留出之白条条，既可表现为光、为气，亦可表现为水流、为云走，画面上似不可少此一物，览者自能辨之。
我自解放以后，迁来上海，住在复兴中路马当路口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只有一间前厢房，约二十五平方米，前后一隔为二，一家三代七口人，前半间为我卧室和画室，后半间没有窗户，暗然无光，是我岳母及孩子们的卧室。日间一代活动都在这十二个平方米的前半间内进行。一床之外，放下一只写字台，这只写字台，既是画桌，又作饭桌，其他如拣菜、缝衣，以及孩子做功课等，穿插互用，都在这桌子上面。窗子正对大门，来人一进大门，一目了然。客人来了，环立四周，无处就坐。他们不去，我也不能遂此停止工作，所以养成了当众挥毫的习惯。我不打草稿，一支笔画到底，中间不换笔，墨也很省，画完后笔洗内水还是清清的。我的绘画工具简单，画碟笔砚，皆极粗陋，与此环境十分调 和。面东一排窗子，天井靠南是高墙。夏季满室太阳，无移案处；一到冬天，太阳从不光顾，室内比室外还冷。上面没有天幔，楼上擦地板，下面下大雨。地板全坏，潮湿腐烂，半夜起来，总可捉到蜒蚰一、二十条，有时爬到枕上，冷冰冰的吓人一大跳。加之鼠患猖獗，终夜不宁；跳蚤肆虐，爬搔为苦。在这种环境里，我前后住了整整三十年；在这张桌子上，我创作了千数的作品 。来人都说我居住条件太差，我总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认为只要把思想集中在创作上，一心搞好国画事业，其他都可以不在乎，也就忘其为差了。我生活简单，对衣食住行要求不高，随遇而安，从不计较，觉得不值得在这方面化多大的心力。
自四凶当道，是非颠倒，功罪不分，广大人民不知何以为生，以至国将不国，元气大伤。赖中央领导，当机立断，一九七六年一举粉碎四人帮，阴霾尽扫，白日重光，开始拨乱反正，前途重现光明。
一九七八年，我七十岁，画院宣布我当时是错划为右派，恢复原每月八十元的津贴费。一九七九年一月，经过复查得出结论：“关于在土改时定为地主成份、不接受改造等问题，现经查明，已予否定，当时以此给予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为此经报请徐汇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撤消原徐汇区革命委员会清队审批办公室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给陆俨少同志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不过又拖了三年多，至一九八二年十月才迟迟在画院一次大会上当众宣布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四人帮既经粉碎，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到井冈山写生。于此知道了当年革命斗争之坚贞激烈，而瞻顾遗迹，怀念先烈，徘徊不能去。那时赵丹同志因排演新电影，到井冈山下生活，和我相识，他作画劲头很大，可以说天天在我房内，用我笔砚作画。他说将来老了，戏演不动，就要专门作画，我也以有此画友而引为高兴。后来回到上海，他总惦记这段因缘，时常提起我。他身体强健，讵料忽患癌症，遽致不治，言之痛悼。
井冈山当时正在南山顶上筹建革命纪念馆，需要几幅大型布置画，要我执笔。于是向上海画院调来郁文华等二人协助工作。我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于九月初回到南昌，准备上庐山，而此时上海有人造谣言，说我“再不回来，要出事情了”。我奉公守法，坦然处之，但家里人心有余悸，打来电报、长途电话，说庐山决不能上，催我速回。我于是回到上海，所谓谣言，毫无根据，不攻自破。其时北京邀请一批上海画家前去创作，据说名单上有我名字，上海方面说我在井冈山，不在上海，遂由别人顶了我的缺前去北京。于此我深深体会到某些关系的复杂。一九七八年二月北京外交部再次邀请上海画家前去作画，谢稚柳、唐云、陈佩秋和我四人应邀前往。我们在外交部画些驻外使馆的布置画。一个月后，任务完毕，他们三人回上海，北京要我一人到文化部国画创作组继续作画，住在友谊宾馆。不到一个星期，上海打电报来，说有紧急任务，要我速回上海。文化部感到奇怪，一方面与上海联系，一方面要我继续作画。我于是一直到五月中方才回来。其实，上海并没有什么事。在北京我受到领导的关怀，除愉快地工作之外，还游颐和园、上长城、参观十三陵地下宫殿，遍览故宫名胜古迹，也认识了北京书画界人士，得到切磋之益。并去中央美术学院讲课示范，因我不同于中央美术学院的一般山水画法，绘画风格新颖，受到了欢迎。
一九七八年我把名山图十六幅，裱成卷子之后，托宋文治带至南京，请林散之、高二适两先生题字。高二适先生看到我的卷子，大为赏识，并说我画上小跋，高洁隽永，一定对《水经注》颇有研究。实际我对《水经注》只是粗粗地翻过一翻，哪里说得上颇有研究，这是高先生鼓励我。从此我和高先生虽未谋面，而神交在怀，书信互通。一九七九年春节前，高先生吟成《人日感怀》诗二首，要我写意成图，图未成而高先生突然逝世，后高先生的女儿高可可写信给我，说他父亲弥留之际，呼我名字，至死不忘。因此要我补作此图，以竟父亲之志。我感念存殁，其何能辞。遂画成高先生吟诗之图长卷。我未尝拜谒过高先生，亲其音容笑貌，高可可寄给照片一帧，我依样画在上面，识者都说极象。难道我和高先生夙世有缘，遂致精诚相通，有如此者。此次在南京，我特地去看望高夫人，并和高可可相识。
这次在南京我游览了燕子矶、莫愁湖。又到梅园新村，瞻仰周总理故居，缅怀在白色恐怖中，周总理坚持真理，和***相周旋，取得一连串胜利的丰功伟绩。我为故居画了一幅四尺整张梅花，并题句：
勋业盖天地，哀思动岁时；
年年寒蕊发，长与万方期。
一九七九年，我七十一岁。四月底，我回上海。五月中领导让我参加上海书法访问日本。团长沈柔坚，团员顾廷龙、谢稚枊、胡问遂、方去疾、叶露渊和我六人。上海和日本大阪巿结成友好城巿，前此日本大阪书法代表团访问过上海，为了互访，我们去日本。我们一行乘飞机由上海出发，先至东京，继乘中干线快速火车去大阪。大阪书法界举行盛大欢迎会、座谈会、以及书法交流会等与我们进行交流。日本书道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学习书法的多达几千万人，在大阪以村上三岛和梅舒适二人为宗师。村上三岛书法宗王觉斯，功力深厚。梅舒适工篆书，并善金石篆刻。我们到他们家中，观览其所收藏金石书画。旋至京都、奈良，参观皇宫和寺院；又至东京、横滨，得观现代化工业城巿的面貌；最后至箱根，游览名胜，遥望富士山，时隐时现。此行前后为时两星期，所至之处，无不秩序井然，整洁干净。日本在四十年中，以一个残破的战败国，一跃而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大国，其中有许多足为我人学习之处。
由于开放政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外宾来者日多，常到各地文物商店选购中国画；中国代表团到国外，亦多携带国画作为礼品 ；国内大建筑、大饭店，也须要大型布置画，以壮观瞻，于是国画家的任务多了，国画创作也日趋旺盛起来。我在此时为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创作雁荡山大幅布置画；又为上海虹桥 飞机场候机室创作“大好河山”大型布置画，此画高约三米，阔七米，这是我生平最大的一幅创作；还为上海科技会堂、北京民航局等处创作了不少布置。
七月中我到广西柳州，为柳州饭店画布置画，游览了柳候祠，以及近治诸山洞壑，如都乐洞、龙潭等处，回忆旧时读柳宗元的文章，心爱之，至是益想见其为人，为之钦慕不置。
久耳桂林山水名，归途得一赏览，于城中畅游七星岩、芦笛岩、象鼻山、叠彩山等诸胜，洞壑之奇，海内第一。放舟漓江之上，平波如镜，水清见底，两岸群峰矗立，无所依傍，各自挺立，千册一貌，上耸云霄，洵为奇观。沿流至阳朔，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者，诚不为虚誉矣。
八月初，我和燕因偕同刘旦宅、王微粼夫妇去北戴河。我们乘飞机先至北京，天津巿委书记李研吾，与我有旧，到机场来接，当日即至天津 。我们参观了杨柳青年画工场以及泥塑工厂，不三日，即去北戴河，住工人疗养院。北戴河滨临大海，凉气自海上来，虽在三伏，而似深秋，诚避暑之胜地。傍晚或清晨，小立海滨，缓步沙滩，惊涛拍岸，流 沫溅履。有名鸽子岩者，乃傍海小山，石角崚赠，其巅一亭翼然，危栏四匝，遥望大海，一片汪洋，罡飚骤起，卷人欲堕。其山多黑松，亦因风故，枝皆内偃，为北戴河胜景 。东至山海关，城垣周缭，外尽于海，关隘险峻，一门才通，榜曰“天下第一关”，字迹雄健。又有孟姜女庙，庙踞一石堆上，古时当系海中小岛，沧桑变易，今在陆地，拾级百步，至庙门，内塑孟姜女像，殊粗陋，庙后大石，题曰梳妆台，此皆后人附会而成，无足观者 。在北戴河，少人事干扰，可以安心作画，不久北京美协组织画家吴作人、李苦禅、肖淑芳、阿老等人也来此，虽不同住一处，而相距不远，时常来往，颇不寂寞，我和刘旦宅夫妇住至秋凉，乘火车回北京。
抵京后，我至颐和园藻鉴堂国画创作组小住，间亦住至我大儿陆京家中。他自解放前参加共青团，解放后，被派至北京，入外语学院专学俄文，毕业后在共青团对外联络部工作 。一九五四年去苏联留学，回国后，仍在共青团工作。******中，去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打倒四人帮后，回至北京，转在人民出版社专管马列著作工作。他一自解放，即离家远去，在******前，或陪同外宾来上海，偶乘余暇，来家省视，不过一二小时即去，除此之外，不常见面，我们父子接触极少。******中，因我被冤栽为地主分子，他亦被牵累，受尽磨难，我和他不通书信，音耗全无，直至******后，方才得知情况。一九七八年春，我因单身来京，未及去他家，他率同妻子方以清，以及一女名平，一儿名凡来台基厂外交部看我 。方以清在中学任教，******中，大串联时来上海，匆匆一面。今其儿女皆已长大****，首次见到我这个爷爷。
一九七七年，我在国画创作组，住友谊宾馆，一开始写《山水画刍议》，为了下妨碍创作，每日晨起写一、二条，积得若干条，一九七八年冬在藻鉴堂继续撰写，遂得脱稿，加入附图，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付印出版。在此书中，我总结了几十年学画心得体会，不欲拾人牙慧，抒发己见，自作体例。前部泛论，涉及学画识辨 、用笔用墨、经营位置、创新自运，以及入门径路、各种应知常识等等。后部具体画法，凡我不同于别人通常画法，刻意自创，别具面目者，皆举图例说明之。还有附图近百幅，最后附我近作数十幅。一九八○年出书，在上海新华书店才上架，不二日，一抢而空：杭州、北京也是如此。为最近山水画技法之畅销书。边隅各地的读者因买下到书，写信给我，要求代购，我也无法应付，只有转至出版社处理。于是于一九八一年再版，加印二万五千册，不数月又告脱销，可知近今青年学画山水渴求技法书的迫切心情，一九八三年又第三次印刷四万册。
当四凶气焰嚣张时，我受到委屈，不能自明。因于1974年作图题其上曰：“予先世本浙江桐庐人，高大父力田不能自存，行贾江南，遂著籍嘉定。丁丑违难，予自桐庐登舟，溯江而西。山川云树，恍如旧识，中心固已藏之。自解放来，往来浙东西，不一至江上，于桐庐也益爱之。而自愧背叛贫农阶级，猿猜鹤怨，恐不复为乡中父老所爱矣。顾予于桐乡之感情，日增月积，未尝少替。桐乡不能爱我，而我则爱桐乡綦切，即横遭阻力，其志弥坚，誓不稍夺。清泉白石，实闻斯言。偶读王临川集，有‘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之句，虽荆公指舒城而言，予用其意，则不啻为予咏 之也，而又岂桐乡已哉。”实则我家远祖在安公，当南宋时，在岳飞幕下，飞被害，归隐南翔。南翔当地有谚曰：“先有陆家厅，后有南翔镇。”故予世为嘉定人。而在此时，不敢明言之，因假托先世桐庐人，高大父行贾江南，著籍嘉定云云，以证实王安石桐乡诗句。此图曾收入《山水画刍议》中，恐后世不察，聊记于此。
自古画家大都自起斋名，以表达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面貌。我在此半个世纪以来，也自己起了好几个斋名。第一个是“万安草堂”，因为这时我住在南翔南市老宅，屋后百步有一古寺名“万安寺”。屋南二百步有一拱形石桥，名万安桥而得名。而且这个斋名，也是王同愈先生帮我起的。希望此生无灾无难，万事安吉之意。第二个斋名为“骩骳楼”，我自觉为人戆直，少婉转圆美的习性，以致时常碰壁。骩骳涵义屈曲，我警戒自己做人不要太直，要圆转些，是佩韦佩弦的意思。第三个斋名是“穆如馆”，是取汉书楚元王传穆生所说“醴酒不设，可以行矣”的含义，我佩服穆生见机而行，而我自己就是一生不见机，弄得头破血流，警戒自己也要象穆生那样见机行事。第四个斋名就是“就新居”，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新事物、新思想不能坐等他来靠拢我，必须我主动去靠拢它，改造自己；第二层意思是撷取韩昌黎“趋营悼前猛，敛退就新懦”诗句的意思，警戒自己不要 名利心太重，冲在前面，要退后一步，凡事谦让的意思。第五个斋名是“自爱庐”，我深知解放后党给我第二次艺术生命，因而深深感谢党，但在十年文革中，四人帮横行，我被当为阶级敌人看待，横被摧残，即使 是这样，我还是坚信***，还是热爱党，始终不渝。为了表明心迹，我借用了王安石诗句：“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不敢明言之，还自诳称先世桐庐人，以证实桐乡诗句。第六个斋名是打倒四人帮后取的，叫“晚睛轩”，取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诗意。自打倒四人帮后，拨乱反正，于我晚岁，重见太平，心情舒畅，好比雨止天晴，可以享受愉快安乐的生活了，引为庆幸。
我在北京，才及一个月，因浙江美术学院招收山水画研究生，延我为主导老师。任务在身，遂遄至杭州。研究生共五人，为期二年毕业。浙江美术学院为全国重点学校之一，一向 注重国画，自潘天寿，黄宾虹以来，有一个良好的传统。自从这两位先生亡故后，国画系老先生已没有几位，十分凋零，亟需补充。而我在此三十年来，不习惯于上海的环境，尤其空气污浊，生活其间，颇觉气闷，深感不能适应 。我有气喘病，更需要新鲜的空气。自到杭州，有湖山之美，空气新鲜，学校中有敬老之风，处世酬应，可以少动脑筋，对我有利。此时我之为研究生主导老师，乃是兼职，组织关系，还在上海画院。浙江美术学院领导表示欢迎我调来，我也想把组织关系调过去，但是上海方面坚决不放。后因我在上海画院，是一名编外人员 ，只拿津贴，不拿工资，这样上海没有理由留我，但我在画院仍挂兼职画师的名义，和上海保持些关系。在杭州我被正式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杭州夏季闷热，春秋两季，气候宜人，园林处处，花香鸟语，致足怡情。记得在六二、六三年间，我在浙美兼课，上午上课，下午无事，带几本书至虎跑或石屋洞等处，香茗一杯，以消永昼，得清闲之趣。今则游人杂沓，到处喧器，非复往时
一九八○年我七十二岁。夏天，我和燕因以及刘旦宅夫妇去庐山，会学生万青屴自北京来，遂亦同行。乘长江轮循江西上，中经南京、安庆，以达九江 。我在南昌的学生傅周海夫妇来轮埠迎接，住南湖饭店。翌晨循庐山山麓行，至海会，仰眺五老峰，巍然高峙，上及云际。继至秀峰，看香炉峰瀑布，自高崖直下数百尺，李白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者，依稀见之 。瀑布下汇于潭，清澈见底，余波沦涟，于石罅中溢出。游人甚众，或浴于潭，或赤足嬉水，少年人兴趣不浅。旋至白鹿洞书院，堂宇宽敞，犹可想见当年士子四方来集，讲学之盛。大门前一涧围抱，上多古木，凉荫满地，遂忘炎暑。最后至东林寺，少时读虎溪三笑故事，今至其处，缅想晋贤高风。徘徊久之。寺几经兴废，规模不大，已非旧制。闻经十年浩劫 ，佛像破坏无遗，于今重塑，寒伧可伶，和尚数辈，在卖香烛茶水。一塔尚存，犹见古制。翌日至湖口，登石钟山，亭榭新修，丹碧烂然，遥望江流，与鄱阳湖水汇流处，清浊判然。少读苏东坡石钟山记，扁舟夜泊其下，鞺（革答）之声，犹似乐作，而知石钟之名所从来，一扫愚妄猜测，亦知事必躬亲而后可知其究竟。继驱车前行，至柴桑，游龙宫洞 ，洞极深广，首尾十余里，而中间为堂者三，皆可容千人。导者言此洞之大，为海内第一。惜少钟乳，不若桂林芦笛岩之富丽堂皇，琳琅满目，令人有身入仙境之感。
体息一天，继续出游，登山公路屈曲盘旋，不劳跬步，而至其巅。当年公路未通，游人自好汉坡上，洵非好汉，不能登山。傅周海任职南昌工艺美术研究所，先来安排宿舍，否则在今旺季，游人麕集，一榻为难。我和旦宅两家，合住一幢小院，绿树四周，繁阴蒙密，仰不见天日。本拟来庐山避暑，过一夏天，安心作画，可少干扰，而今室内光线殊暗，又伙食不惯，似难久住。出游含鄱口、植物园，龙首岩、三宝树、仙人洞、人工湖、花径、绵绣谷等处。庐山开发时早，名震宇内，骚人墨客，诗篇游记，在人耳目间，尤以交通方便，舟车易至，其得盛誉，固非偶然。实则云山奇丽、风景之佳，逊黄山、雁荡远矣。畅游归来，中途经小孤山，陡削奇秀、特立江中，惜不能一登临之，陆放翁《老学庵笔记》记其地甚详。
回到上海，万青屴住我家凡一阅月，每与闲谈，因得知我的身世，以及学画本末。青屴好学，学间不辍，撰文作画，每至夜分。彼欲为我作传记，谓近尚有不相知闻者，用以告之。他后于一九八○提冬中央美术学院校刊《美术研究》上撰登《陆俨少的艺术》一文，详记我的经历，以及艺术观点、创新面目等等，述及面颇广，称道亦至，我既心感其意，然亦自惭，盛誉之下，倘不能至，及是一种鞭策，当勉力以求。他后又撰文于香港出版的《美术家》杂志，虽内容相近，然从另一角度论述我的绘画艺术。他说以俟他年，积聚资料，当成一本专论我的著作，俾后世有所考览。正因他人的揄扬，妄窃时誉，我应有自知之明，努力学问，庶不为识者所齿冷 。
盛暑已过，倏又秋凉，我到杭州，其时调动工作事，虽经周折，顾已冲破阻碍，得告如愿。学院配给新建套房两间，与姚耕云对门，共一楼面。我时不在，可得照顾，我感谢院领导为我安排得周密妥当。我每星期一到研究生处，看他们的创作，以及询问学习情况 。他们的教室在四楼上面，我有气喘病，中间心须歇息几次，学员们知道情况，所以除去星期一我到教室外，其他时间，他们常到我家，好在同在学校范围之内，极为近便。
我为研究生们讲述气韵、南北宗等问题。历来对“气韵生动”，解说不一。我认为首先要把概念搞清楚，即何者为气韵。中国画主张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以一幅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具象部份，即所谓“似”，摄取形象，令观者看懂所描写者为何物；另外一个是抽象部分，即除去具象部分以外，其它一切，都包括在抽象部分的范围之内。即所谓“气韵”是一幅作品完成后的整体效果，气韵包括气息、气质、品格、韵味、韵致、气势等等。以上种种，首先要生动，即要有生气，以及灵动的感觉。中国画应和书法一样，点划要能独立存在，画上一点一划，除了为形象服务之外，要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气韵之高下，大 部分是通过点划显现出来的。点划用笔必须活，如书法讲求一波三折，以及龙飞凤舞、高空坠石、渴骥奔泉等等，简言之，也不外一个活字，都是要达到生动的境界。所以不仅仅其中气势要有动感，即如韵味、品格、气质等等，也无不要有生命力。有生而后有动，有动而后不呆板，而后有高格调、好韵味。所以不是先有气韵而后生动，而是生动而后气韵出焉。所以有人认为有了气韵，再论生动与否，这样本末倒置是错误的。实则天下没有不生动的气韵，有了气韵，一定生动；生动的对面是死板，既是死板，哪里还有高格调、好韵味？更说不上有气势了。我一向主张画要有动势或流动感，也即要有生气，这样开创了一个面目。即使如以前论画，主张贵有静味。但我们知道静不是死，静和动是内涵和外拓的两个方面，都要有生机，死了也就一切都完了。
再有南北宗的问题，历来也是纠缠不清。董其昌倡为是说，有其宗旨，但中间掺杂他个人爱好，以致概念不明确，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我认为把画法分为两大派系，有其方便之处。其一披麻画法，表现土山，即董其昌所说之南宗常用之；其一为斧劈画法，表现石山，即董其昌所说之北宗常用之。斧劈用侧锋，勾斫之中有挑的笔意。披麻有中锋，排比而直下，两者方法各异，界限清楚。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山水画史，唐代而下，以至北宋而画法大备。其时荆关画法，馀波犹劲，而董巨崛起，有取代之势，及至江贯道已成强弩之末，于是刘、李、马、夏，一统南宋画坛，变披麻画法而为斧劈画法。及其末流，笔过伤韵，于是赵松雪主张复古，即 复北宋董巨披麻画法。黄、王、倪、吴是元四大家，其中倪瓒旧说出自荆关，我认为他的皴法，下笔中锋，而落笔是侧锋，但无勾斫上挑的笔意，尤其早年纯学董源，所以还是一家眷属。下至 明初，浙派兴起，远绍南宋画法，下及仇、唐，皆用斧劈。即如文、沈，其皴法亦有斧劈上挑之意，但不甚明显，故皆可拦入北宗的范围之内。及其末流，干巴枯瘠，无有余味。于是董其昌倡为南宗之论，实即恢复元代董巨披麻画法，四王恽吴，翕然宗之，即四画僧亦受其影响。一千年来，其间消长过程，大致可见。当今国画中兴，山水画必有高潮之到来，以致超越前人。所以不必斤斤于南北宗之论，而受其限制。土山石山，皆在表现对象范围之内，尽可因对象之不同，以斧劈披麻，加减穿插互用之。
一九七九年春，荣宝斋王大山写信给我，说荣宝斋推荐我去香港办个展，要我早作准备。到一九八○年秋，已积得画八十幅，全部裱好。先在上海画院大厅展出，因场地窄小，共挂四十幅，而匆促之间，少作准备，不及发请帖，又为期只有四天，也来不及作报导宣传。但来观者络绎不绝，室为之满 。画院每隔若干日，举行个别是画师作品展览，他们都说我之画展盛况空前，也得到普遍好评。因我在上海，从未举行个展，虽在各次展览有零星一幅、两幅展出，从未见有集中数十幅者。加之二十余年沉沦，剥夺了与群众 见面的机会，稀见为贵，此其故也。
上海展后，画幅全部带至杭州，于浙江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在展出期间，举行座谈，亦以好评居多，此皆同志们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浙江军区一位解放军同志知道我将去香港举行个展，撰文交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说明大陆对老知识分子的重视。杭州个展结束，即装箱运至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叶浅予先生知道了，欢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展出。事出仓猝，我一点没有准备，也不及印请柬，草草展出，好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馆在王府井大街，地处闹市，故来观者甚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和学校相近，中央美院学生有带 笔砚来临摹者，闻有接连来看十余次者，各杂志社有来照相者，以后有些杂志发表我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此。
其年九月下旬，荣宝斋举行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我有请帖见邀，因和燕因前往。举行纪念仪式的一天，盛况空前，港澳同胞，来贺者不少，其中赖恬昌先生，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任，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友谊商店买过我画的一部花卉册页，草草墨戏，蒙其选中买去。他初未耳我名，而十分喜爱此册。他著有英文版《画法要论》，竟将我画印入书中作附图，并把书寄给我。从此相知，但不过神交而已，至此一见如故，互道钦仰之怀。
北京故宫博物院例于国庆节陈列宋、元名迹，我知闻已久，此心驰念，而无缘得见。这次来京，适值国庆，机会难得，遂即往观，得饱眼福。陈列中我所 心爱而可资学习者计有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阎立本《五牛图》、张择端《清河上明图》、赵伯骕《万松金阙图》、李唐《采薇图》以及元代钱舜举《花卉卷》、王叔明《水墨山水册页》、倪瓒《墨笔山水》 轴、王绎《杨竹西像》等，此皆希见之物，只有解放之后，公诸人民，买张门票，得恣观览。
山水画自乾嘉以后，趋入低潮，及至清末，无可观者。只因宇内名迹，尽入内府，庶民无缘得见。又印刷术尚未昌明，学画者仅能接触木刻本，见地不广，何能提高？初学作画，得见名迹，揣摩其笔精墨妙，所见既高，手亦随之。解放之后，国画水平渐入高潮，其故之一端在真迹公诸于世，辅以印刷昌明，可下真迹半等，一编在室，朝夕摩挲，取法乎上，不致在下，必然之理也。
是年即在北京过冬，藻鉴堂以及大儿陆京家，两头兼住。虽远在郊区，东西相距数十里，而往来尚便。我不乐市尘，安于郊居，故有人不惯住颐和园藻鉴堂，住久有寂寞无聊之感。而我则反是，虽经月不踏城市，亦无所苦。此地山明水秀，甚饶野趣，临窗作画，可闻鸟语，工作生活于其间，自是享受清福，回至陆京家，孙女孙儿，皆已长大，得叙天伦，亦是人生一乐。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回到杭州。去香港个展准备就绪，画亦已交由荣宝斋运至香港。五月中，大儿陆京来杭陪伴我去香港。办好护照，于杭州乘飞机直飞香港。
到达后，香港博雅公司经理王桂鸿以及张玲麟女士、莫一点先生等来机场迎接，住九龙美丽华饭店。三日后个展于香港富丽华饭店 正式展出。裙屐咸至，花篮拥簇，可称盛况。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我来港情况，以及学画经过，流派特点。会上记者们提出问题互相交谈。这次共展出八十幅画，拍了小电影、电视。此后各报陆续报道我的个展情况，还有评价我画的文章，前后共四十篇左右，我和撰写者素不相识，都是他们主动执笔，揄扬我的艺术。大家都说这是几年来大陆画家到香港展出最成功的一次。他们分析来港的成功与否，端在二者 ：其一能卖，其二影响大。而尤以后者最为重要。因为能卖，只要有后台大老板，全部买下来，也属容易。至于有影响，观者说句好，那必须作品拿得出，深入人心，过后还有人谈论提及，就不那么容易。我在展览会场上，有不少群众看过之后，说我可惜不在香港，否则他们将从我学画。而报纸发表文章说，这次画展的成功是大陆上来开画展前所未有的。我不善交际，到香港以后，既没请过客，也从未拜访过一个人 。当我未来香港之前，有许多朋友，出于好心，劝我不要去香港，说近几年来到香港办个展，极少有成功者，如果不成功，还是不开为好。当时我想我已准备了这批画，都已由荣宝斋收购，展出之后 ，卖与不卖，在经济上与我无关；我也没有崇高的声望，即使个展失败，也无所谓。而乘此到香港一次，开开眼界，领略一班，有何不可？但是香港的生活状况，我极不习惯。我每天来回于展览会场与住宿旅馆之间，夜间绝不出去，也没有逛过街和参观所谓夜总会。香港人生活紧张，一刻无休暇，处处动脑筋，一切为了钱，我极不适应，所以当两个星期签证期满之后，有人劝我申请延期，再耽一个时期，我谢绝他们的好意，到期之后，即回杭州。
我在香港期间，到中文大学艺术系参加过一次座谈会，观看了师生的作品，交流了意见和经验。又到海洋公园去参观，承黄蒙田先生 、张玲麟女士等作陪，坐了缆车，登上高山，看了海底的丰富资源，以及海豹表演等等。
我的老友彭袭明，一九五○年去香港，相别三十余年，他住在香港跑马地，病足，不良于行，久不出门，所以我的展览他不能前来观看，此次来港，我特地去看他，他今年七十五岁，生平未曾娶妻，孤老头独自生活。他能画，书亦美好，尤善书札，有文墨，在港以教授国画为生。多年不见，一见惊喜，互相拥抱，他盛宴请我，临别还将巨然《秋山问道图》巨幅复制品赠给我，我归后装裱成轴，见画如见人也。又有万一鹏先生，少予数岁，嘉定人，在港教授国画山水，相见于数千里外，互话乡情，倍感亲切。
此次在港个展是有影响的台湾出版之《艺术家》杂志，第十三卷第二期，载梅创基撰《香港展出陆俨少山水画》一文，他说：
“近代山水画，有人只主张继承传统，讲求笔墨功夫和出处，又大多流于因袭，缺少面目和现代感。另外也有人主张创新，并提倡写生之类的真实，因欠缺笔墨和学问修养，形成某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注解，变得浅薄乏味。陆氏的作品，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取得统一或协调，形成今天的自家面目，为现代画家别树一帜。就作品先入为主而言，他的风格很突出，一看就知道属于他的。利用了面、线、点的组织和安排，即画面中的墨块和空白，疏密不同的勾勒的阳线，和留出的阴线，造成了阴阳交替和黑白跳动，线条同面的配搭，形成了强烈的流动感 ；赵无极的抽象作品中，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陆氏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并不是借助于洋房之类的现代符号，而是如潘天寿作品一般的节奏鲜明，不同旧传统平稳的垂直与庄重。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局部使用浓厚的墨色，云和流水用线条勾勒，亦为其他画家极少采用。
他又自称喜用硬笔作画，树的造型很拙，线条的变化之中又有圆和厚的感觉。这固然是长期磨炼的结果，似乎用笔的方法上吸收了‘金石派’的特点。用色方面，除了少数浓烈的点使画面格外醒目之外，基本上是淡淡的冷暧交替，令主要的 墨色更显得明朗。
一位成功的画家，其作品要生动和自然之外，也需要学问修养好，才能精、深、广、博，境界才能高。再说陆俨少的作品，画本身很生动，有气势，字和画很配合，也很统一。从画中的题词内容来看，他的学问修养很好，这点足以考起许多现代画家。”
后来在黄山，遇到香港中文大学赖恬昌先生，以及他们同来游览黄山的几位香港文艺界人士，都说我个展在港颇有影响，香港文艺界至今还在提起我。一九八一年冬，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之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台湾画家刘国松先生，应邀来北京，参加成立大会，他说香港青年画家都买了我的画册，在临学我的画 。我在举行个展时，经办单位博雅公司为我出版了一部《陆俨少画集》在港发行，此画册共收画五十幅，一半有彩色，由李可染先生题签，张仃先生作序，启功先生题字，据说发行之后，影响很好。我带回若干本，国内学画者，看到之后，有托国外亲友带来者，也因之引起国外画家的注意。
二、正因为此由小到大的方法，必须在用墨上不是由淡入浓，而是由浓入淡。随浓随淡，一气呵成，可使口子生辣，精神顿起 。但其难处，在于浓墨既下，不可更改，应浓应淡，要有把握，用墨不当，或失之黑气层层，或失之虚弱无力，变成废品。或笔墨空疏，形象单调，无融液映带之致。总之何处宜浓墨，何处宜淡墨，要心中有数，然后循理成章，自然凑泊，得尽佳致。
从香港回后，于七月去黄山。燕因、姚耕云、亨儿、亶儿同行。我以前两次上黄山：第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歙县到黄山之间，公路 未通，山中一片残破，毫无建设；第二次在一九**年，只到玉屏楼，一宿即循原路下山，未及到西海北海，一觇新建之北海宾馆，引以为憾。近年因肺气肿痼疾，一动即喘，艰于登陟，山灵见拒，常谓此生已矣。最近得知黄山在特殊情况下，允许雇轿上山。遂有重登三上之愿。
我由杭州出发，循杭徽公路经歙县直抵黄山山下。再换车至云谷寺，由此上山，尽是石级，行十五里至北海宾馆。燕因等步行，我因体弱气喘，乃雇轿上山。这是特殊情况，一路上行人注目，加之抬轿人气喘如牛，汗流浃背，我虽是年老体弱，但总觉不是滋味。因之下山，我坚决不坐轿。下山不比上山，可以坚持，在山上住上十天之后，由亶儿搀扶，徒步走下。到达云谷寺，两脚酸痛，不能举步，勉强到达，极为狼狈。
暑假开学不久，九月五日，潘天寿先生纪念馆在其故居开幕，杭州西泠印社内有吴昌硕纪念馆，栖霞岭有黄宾虹纪念馆，这是杭州第 三个纪念馆。三位大师，标志着浙江国画水平的三个高峰。高峰的出现，先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昌出顶尖。基础越广阔深厚，顶尖也愈高耸特出，反过来又带动一批人，增植群众基础 。浙江美术学院自黄宾虹、潘天寿以来，有深厚的国画传统，怎样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这个责任落在我们后来人的肩上。我们不能躺在前人的传统上面，无所作为，只有不断前进，发扬光大，才是最好的继承 。这副担子不轻，我们每个人必须竭尽全力，作出贡献。
我代表浙江省，画了一幅山水画赠送美国新泽西州，作为友好往来的礼品，由省长李丰平赴美亲自赠送，这在电视上有较长时间的播送 。后来美国新泽西州代表团来杭州，到西湖艺苑要买我的画。我的画不足道，但由此可以看到文化必须交流，才能得到相互的了解，我们以前对此工作做的太少 ，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画，他们好坏不懂，真伪难辨，不能太欣赏中国画，以致在价格上和西画相去悬殊，无形中贬低了中国画的地位。以后必须在此一点上多做工作，主要通过交流，增加了解，扩大影响，让东方艺术之花，开遍全世界。
为了参加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我于国庆前夕去北京。四方名画家都来了，济济一堂，热闹非凡。假北京饭店大厅开大会，中央有三位副总理到场 。谷牧副总理讲了话，大意要大家团结一致，把国画研究院搞起来。李可染任院长，蔡若虹、叶浅予、黄冑任副院长。委派二十六名院委，我亦代表浙江，忝为院委之一 。翌日笔会，乘兴作画，大家兴会淋漓，各尽所长，我亦参与其内画了几幅合作画。国画研究院之能否办好，关键在于团结。研究院是国画研究最高机构，诸公惨谈经营，加之中央领导支持，打破重重阻力，得来不易，我以一个国画工作者的立场，极盼由成立而巩固，进而发扬光大，在国画事业上作出贡献，以无愧这个名称 。会后有六、七位非北京画家到钓鱼台宾馆休息并作画。其间我到故宫看古画，大部分是去年见过的几幅宋元画。虽是熟面孔，但不厌重复再见。我是从不放过看古画名 迹的机会，觉得看一次有一次的长进，温故知新，不厌其多。我在上海也常去博物馆，观看古画，但每次去，很难得碰到相识的青年人也在看，于此可见一些青年人对古画不感兴趣，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好条件。在解放以前，哪时有买了一张门票，就可以尽情观看宋元明清画，今天看不足，明天可以继续看的好事？所以青年画家来上海，我必介绍他们到上海博物馆去看画。
八一年我自揆年事日高，腰脚日退，而海内名山，可资描绘者至多，而今老大，更欲上蹑危岩，恣情眺览，已不可能。顾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再更数年，欲如今日之舟车奔驰，岂可得乎？一个山水画工作者，长年不出，闭户冥索，而欲老年变法，创立面目，终属虚语。及今未甚耄老，当抓紧时间不放过一切机会，故在此一二年中，我西去关陕，东浮沧海，南踰岭峤，北及幽燕，劳薪卒卒，万里往来，略记行踪如后。十二月中旬，乘飞机去广州，及至下旬，刘旦宅夫妇也来广州，同住南湖宾馆 。该宾馆距广州巿区十公里左右，一水环山，堂宇新建，平台近及水面，地极幽静。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许麟庐、陈大羽、秦岭云、周怀民等同住，颇不寂寞 。当时朱屺瞻、应野平、钱君匋等人亦联袂南来，住东方宾馆，时或集合，得相聚首。八一年为广东近年邀请画家最多的一年，故极难得。我们即在广州白云宾馆度过春节。传闻广东花会，盛极一时，至则竹棚席舍，连接里许，摊户林立，花木阗堙，游人杂沓，肩摩踵接，路为之塞。广东人民皆有花癖，及至春节，家家养花，瓶 插盆栽，皆取给花巿。实则花巿之上，并无名种，皆自顺德、番禺、诸郊县运来，桃花一枝，含苞未放，高与人齐，干如臂粗，索价五十元；金桔一株，结实数十枚，价亦十元以上，花农皆得厚利，故致殷富。又邻近港澳，舟车易达，一日可以往返，签订合同，日致蔬果禽鱼，获利益溥，故非他处可比。
长堤花草映清流，春色全归波海楼；
最是游人看不足，星湖湖外雨初收。
食文庆鲤鱼，平生所未尝。据闻此鱼食茡荠长大，长七、八寸，无大小参差，肉殊鲜嫩，入口而化，产量不多，只限一处，秋冬之间，捕捞仅数次，以馈港客。此日适值捕捞，可谓口福不浅。
继至鼎湖，山中古木成林，一入片原始森林，周围数十里间，枝柯轇结，葱茏郁茂，无有空间，这在人口稠密地区附近，极为难得 ，为今重点保护区。庆云寺掩映林木之间，殿宇宏敞，阶前山茶一株，枝干奇古，数百年物也。又有瀑布一悬，迂道不及往。
肇庆巿有端砚厂，遂往参观，陈列室中成品甚多，式样不一，虽各具异态，而刻工未能尽美。厂领导嘱留字为念，遂书一纸，临行赠我端砚一方。
又至南海县西樵山，山不甚高，闻上有水眼，故瀑流甚大。房屋如蜂衙，曲折而上，幽邃可喜。县长乞诗，遂书以留念：
自到西樵合有诗，山光塔影两相宜；
亭台曲折缘云上，迳路盘迂引步迟。
不信顶容千斛水，长教树发万年枝；
更言六月清凉地，重到殷勤订后期。
县长言此地六月凉爽，殷勤订约要我暑期重来，情殊可感。归途顺道参观石湾窑厂和祖庙。
从化以温泉著称，遂往就浴。又有高瀑一悬，可资观览。广州自十一月至一月间，室内室外，温暧如一，匪若北地室内暄燠，出门则凛冽难忍，故避寒者群至，但至二月下旬，气候转变，日日阴霾寒冷，至三月更甚，加之空气潮湿，墙壁皆“流汗”当地人于此时皆紧闭窗户，以防湿气入侵，故殊不适。一九八二年三月底遂乘火车回杭州，车行英德一带，铁路循北而行，凭窗眺望，山重水转，目 不暇接。可惜昏黑时经过韶关，不见金鸡岭之雄姿，引以憾事。
四月中我在杭州，将前在香港所得日本精印画册，计《宋画精华》三大册、《元画精华》二大册、以及《故宫名画三百种》全套，捐赠浙江美院国画系。此皆印刷精良，可下真迹一等者，内多宋元剧迹，为外间所罕见。遑论宋、元精华诸册，为他处所无，即如《故宫名画三百种》学校图书馆虽有一部，但不轻易出借，要借须由系的名义，约日归还，教学为之极感不便。我今将此三种画册赠给院内国画系，供学生阅览，其中《故宫名画三百种》我主张逐页拆散，可便临摹。学画以提高识见为第一，不见佳作，不知高的标准，何来提高？我视学校如家，故尽其绵薄，为学生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虽极微小，但我衷心希望国画日益发展、繁荣，下一代要胜过上一代。我能够做到的事，应该尽力去做。此举得到了学校的嘉奖。
五月中回至上海，接西安美协和陕西省国画院的邀请，乘 飞机前往西安，住人民大厦。游览了西安巿内古迹，如大、小雁塔，华清池、秦俑坑、半坡村、碑林等处。又游汉唐诸陵，如茂陵、乾陵等。北至黄陵，观古柏，一路阡陌纵横，古迹林立，想到远祖先民，辛勤劳动，开辟山林，遗留后世灿烂文化，我作为炎黄子孙，更曾进了对祖国的热爱。又东至禹门口观黄河之汹涌浩瀚。旋谒司马迁祠堂，归又至少陵塬，谒杜甫祠。两公诗文，对民族文化艺术贡献极大，皆平生所酷嗜，归后我联合写成一卷，以自览观，而寄敬慕之情。此行也，得见黄土高原之结构面貌，作为此卷背景，前所未备，可算是创立新法。又值得一提者，秦岭山脉的雄伟高大，范华原之所自出，而又不劳登陟，循入川公路向南行，不必下车，即可恣览饱观。其入山孔道约有四、五处，以丰峪口为最胜，巉岩峭壁，上接云汉，高华重实，觉东南诸山，皆出其下。陕西国画院院长方济众同志为东道主，他是汉中人，约我作汉中之游。少读杜陵入蜀诸诗，甚欲蹑其故迹，一往游之。归途乘火车过华山，遥望云峰，思虑万千，终以老迈，腰脚不济，望岩而兴叹。归后在上海晤谢稚 柳，备述胜概，他于秋季往游，归后语予曰，秦岭风光，前所未见，信推首屈一指，当之可以无愧。
甫到杭州，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派我学生金林观来迎我去宁波作艺术交流。后至天童、育王两寺游览，渡海至普陀。前后五日，畅游诸寺，以潮音洞最为奇伟，乱石崚嶒，伸入海内，两崖并峙，穹然中空，潮水涌进，回荡撞击，訇然作响，令人目眩心悸。又至溪口，登妙高台，观千丈岩瀑布。上隐潭在其下，而水势亦可观，至宁海浴于南溪温泉，而于冠庄访潘天寿先生故居，于其屋旁，瞻仰久之。潘先生之侄媳引入室内，稍坐而去。
回至上海度夏，作画准备个展。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计划出版我大型画册，收集早、中、晚三期作品，于其发展过程中，可觇我写字作画源委，上海书画出版社也定下出我课徒山水画稿并催促写出自传，以上三者，我即着手准备。
十月中，浙江美协在京举行浙江中国画展，要我前去北京，参加开幕式 。在京住了一个星期，中间到故宫看古画，即回上海，参加上海画院经办的金山宾馆的布置画创作，我分配到一幅大型布置画，计共三十平方公尺，这是我第二次画这样的大画 。我满怀***画了一幅《雁荡泉石图》，从中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以后画大型布置画将更有把握。
兹山山石秀，岌业各异态；
层叠相负上，似欲塞两戒。
岩窦疑人为，迳路穿自内；
松桧翳其下，因风发虚籟。
前詑北雁奇，而今知非最。
天设两雁荡，特立南天外；
各自擅胜场，无愧可相对。
胜游未可秘，归将语侪辈。
赋诗恨不尽，兼欲施诸绘。
后有来游者，知予非私爱。
在温州为工艺美术者示范作画。游江心寺，驱车至乐清县，重游北雁荡。大龙湫未能重到，显胜门亦以汽车不能直达，相距不及十里处，而我行路气急，废然而返，每于斯时，始叹老之已至，不获从少年之游履，心有余而力不足，引以为恨事。
其一
重到名山记昔游，廿年如梦剧沉浮。
铁城嶂下梅花石，犹带斜阳一树秋。
其二
合掌高峰仰面看，流云驭气接天寒；
石开洞壑岩悬瀑，信是东南第一山。
其三
灵峰游后更灵岩，尚见当年夹道杉。
我与龙湫旧相识，临流青竹不曾芟。
其四
青山叠叠埋忠骨，万古英名不可攀。
好与比邻三折瀑，长流恩泽在人间。
世人多重黄山，故黄山画派，大行于世。我独爱雁荡，认为远较黄山入画，它的雄奇朴茂，大巧若拙，厚重而高峙，似丑而实秀，为他山所无。故我多画雁荡，一以山之气质与我性格相近，二以不欲与人雷同，可以多所创意。因之此二十年来，我多写雁荡风貌，大小几至数十百幅，而黄山则十不及一。画山当得其精神面貌，所谓典型是也 。得其典型，虽不能指名为何峰何水，而典型具在，不可移易，使人一望而知为雁荡，这是最难。我反对到东到西，不管何山何水，只是一种笔法，即使形体相象，可以指名何处，而典型不具，也属枉然。世上千山万水各具异态 ，不相雷同，所以我们每到一处，应有一种与之相适合的笔法，要创出一个新的面目，否则空往徒劳，入宝山而无所得，实为可惜。
由雁荡乘车至天台，宿天台寺。得诗以寄意：
乌桕丹枫一样红，车行数转路西东；
不知何处隋朝寺，梵呗声随落叶风。
连朝劳顿，又撄风寒，至天台寺中而病发，卧床二日，延医诊治，错过看石梁飞瀑的机会，虽在三十余年前去过，重游不果，终感遗憾。翌日晨，病少瘳，即回杭州。
以上勾稿和对写两个方法，各的不同的目的：前一个方法，是记录山川形势，以利构图；后一个方法，是找寻新方法来表现对象，以利创新。但不管怎样，在下生活之前，要有一定的基本功，这是前人实践经验的积累，有此基本功，进而不断探索，才能创造出新面目。否则即使有好的设想，也不能表达出来，所以传统的基本功和创新绝对不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当年冬天，我回上海，住进和平饭店，为饭店创作巨幅布置画《迎客松》，经及《南雁荡》等。又为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创作《雁荡泉石》， 以及西大厅创作山水和梅花两巨幅布置画。以其余睱，又创作丈六大幅《三峡》和丈二大幅《南雁荡》、《北雁荡》，用为自己个展之用。在此时期，我前后画过多幅大型画，积累了些经验。画大幅画和小幅要求有所不同：大画挂在大建筑内，必须远看，第一要有气势，看整个画面，所以构图最为重要，用笔要壮健，设色要明亮，虚实相生，突出主题；同时，也要顾到四周环境，与之相统一。目今大会堂，大饭店，以及交通枢纽，人群集中之地，均需要大型置画，而这些画尤以山水画为宜，所以画时必须注意这些方面。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应深圳发展公司的邀请，我偕同燕因、亨儿前去深圳。才别一年，气象迥异，故我有“曾经蔓草荒烟地，多少楼台一望中”之叹。参观了依山傍水、利用天然形势曲折有致的西丽水库度假村。及正在营建、略具规模的香蜜湖度假村，我为发展公司和香密湖各画布置画一幅。
此时六届全国人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我不自意，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于是遄返杭州，六月初自杭州出发，乘飞机到北京。大会六日开幕，自揆才德未至，膺此重任，感到莫大荣幸。开会期间，大会分小组讨论国家大事，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我心情激动，莫可名状，有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我更要谦虚谨慎，刻苦学习，敏求神会，尽一己之绵力，庶无愧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给我的荣誉。
六月底回杭州，学校配给我教授楼一套，宽敞舒适，此皆人民所赐予，益思所以报答之者。暑假中返抵上海，八月中应嘉定故乡父老之邀，前去嘉定，觞于新建凌云楼，是日大雨，即席赋诗曰：
故乡重到隔年期，又见高楼卓酒旗。
对景君看非旧日，凌云我欲赋新诗。
崇朝霪雨晚晴好，向夕斜阳幽草宜。
余热犹堪驱使在，及令筋力未全衰。
予违嘉定三十年，蒙故乡父老厚爱见招，并期岁一再至。去夏曾到，杯酒话旧，不觉尽欢。今又重来，建设日进，又改旧貌，凌云楼此其一也。登楼四眺，霪雨乍霁，晚晴独好，效原绿净，民生乐事，观感所及，因赋并书。
我近健康有所好转，熟识者咸谓两颊加胖，气色红润，大非昔比，因此想趁此条件，不断努力，而至耄老，以期更进一步开创面目。
八月中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院来信，谓国务院中南海紫光阁有一批布置画要我参加创作。这是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我遂于八月底前去北京。这次要画一幅七米长，二米高的大型布置画，以前我有一些创作大画的经验，所以比较顺手，旬日之内，画成巨幅 《层峦叠翠》青绿山水画。人家说我画得快，效果也好。但我自己总觉工作做得很不够，当竭其余热，为人民多做工作，做好工作。
八三年九月在北京，于香山饭店看到赵无极水墨画屏。回到上海又看到赵无极大型画册，以及读到在香港《美术家》杂志上发表的郁风所撰 《赵无极——在东西方之间》一文。可惜我没有看到他在杭州的个展，未能观摩他的原作。而此大型画册，引起我的兴趣。我一向主张画应在似与不似之间，即具象和抽象应该有机地结合。如果抽去抽象部份，走具象的极端，当然不好；但如果抽去具象部份，使览者看不出所画为何物，也不是正确的创作方法。赵无极的画，看不出所画为何物，所以完全是抽象的 。我认为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方向，但我们也不应该一概排斥，如果其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还是值得拿过来，为我所用。例如他的设色调子，可供借鉴，次之他的构图虚实相生，有大空白，不同于其他西洋画的构图。加之他的意境、情调，也有接近东方的地方。郁文所谓“在东西方之间”，我想就是指的这些。也即是和中国的山水画，有些相通之处 。赵无极是由西方走向东方，也就是在西洋画的立场上，吸收一些中国画的东西。我们应该在中国画的立场上，适当地吸收一些西洋画的东西，但决不能舍本就末，或本末倒置。东西方绘画是有相通之处的，例如赵画有动势，我也主张要有流动感，在这点上也可说是并行不悖的。
十一月，应福建泉州华侨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节届初冬，杭州已有寒意，而在泉州，暄暧如春，初意闽中可以避寒，在泉州住十日，遂至福州，而寒潮骤至，冷气入侵，几不能耐，当地人亦谓数十年所未有。适北京国防科委画布置画，及至厦门，稍事游览，转至北京，住远望楼。
一九八四年三月中回至杭州，五月中全国人大开会，其时浙江美院开办中国绘画学习班，有美国人士近三十名来学，大部分有绘画基础，不少人且在美术教育岗位上工作，故年岁不齐，年轻者二十余岁，而年老者有至六十余者。当时在美国招生时， 以我为主导老师，所以开学时不能远离，只有向人大请假，不去北京。所有学员，皆对中国绘画有浓厚兴趣，故学习认真，两个月后，结业展出，成绩斐然。总结此期学习班，可以加深相互了解，而对文化交流，起到积级作用。以后 似可继续开办，当然还须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七月下旬，台湾籍画家刘国松来杭州举行个展，主要是山水画，我忝为浙江山水画研究会会长，应尽东道之谊。他在南京个展时，刘海粟为之题诗，今来杭州，当有对等的接待，浙江美协要我题诗，勉成一律：
混同有日知非晚，游子回归报好音。
海峡春风吹两岸，画屏彩笔重千金。
丹青所贵标新意，顾陆从来共此心。
变法早怀今白首，我将君处恣追寻。
刘国松绘画展出，有些人不能接受，但我认为他能锐意革新，独辟蹊径，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不能一笔抺煞。我认为当取其意，而不必学其迹。如果依靠笔墨运用，能够达到象刘国松那样的抽象效果，那 末画中点线，出之于指腕，是作者性灵的直接反映，则远非水拓乾擦等特技所能及。所以第一步要承认刘国松的抽象效果，第二步将何以运用笔墨达到同样或相同等的效果，但是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我于此得到启发，所以诗中说我将恣意追寻，绝非酬应之谈。
当年初在福州时，约定今夏与刘旦宅在福州举行联展。八月下旬，去福州，画展开幕。翌晨即去武夷，住山中半月，畅游九曲之胜，上登天游，磴道依石壁而上，极为险峻。近望接笋峰，壁立千仞，径路斗绝，石级几不容足，奇险恐不在华岳之下。我常恨武夷不入画，自登天游，奇石嵌空，危峰回合，尽多粉本，而向之观看电视，参阅照片，皆不足据。在武夷日，为福州海山宾馆画丈二布置画一幅。
九月中旬，我将平生早年、中年、近年有代表性作品十四幅献出，上海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授将仪式。我以作品能入藏于国家博物馆引为殊荣。旋即应四川省文特处邀请，前去成都，游览了杜甫草堂、武候祠、王建墓等名胜古迹。继至灌县，观都江堰水利工程。上青城山，于天师洞宿二宵。北至新都，游宝光寺。当地文化馆陈列出土汉画像砖，可以觇见汉代造型水平，令人向往。再北至绵阳，宿。明发至江油，参观李太白祠堂。迂道经梓潼，登七曲山，参观大庙，犹存明代木结构建筑，于古驿道处，老柏成行，连绵不断，所谓翠云廊者是也。再北经剑阁而至剑门关，山势迴抱，石角皆北向，关门如崇墉积铁，雄姿特胜。于广元观千佛崖，皇泽寺，上溯嘉陵江上游，至清风、明月两峡，古栈道遗迹尚存。此唐李思训、吴道子于大同殿壁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处也，今公路凿壁附山而过，览今怀古，为之徘徊久之。
我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乘木筏东归，中经三峡，得谙水势，故历年以来，多作三峡险水图，此亦可说我在山水画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此次来四川，主要拍摄 《上海中国画》要我以三峡为背景，准备归途在奉节、巫山上溯大银河，取景小三峡。而在成都，气压低，终日雾气濛濛，我极不适应，以至肺气不顺，咳嗽不止。据小山峡回来者说：峡中风大，于今天气日冷，非我体力所能支，不宜昌险从事。我遂电告上海科教电影厂，其摄制人员如未动身 ，可勿前来。即日我遂乘火车去重庆，转船经三峡，葛洲坝船闸而东下武汉、上海。四川是我旧游之地，此次到过一些新地方，开了眼界，所遗憾者，未能重到乐山峨眉以及大足等地，而南北奔驰，疲于道路，有感于老之已至。到家以后稍事休息，病体即获平复。我有自信，一竢春暧花开，健康日进，余热尚堪使用，绝不应该服老。
九月下旬，接到杭州来信，谓日前省委宣传部有文下达学校，批准浙江画院班子人选，我被任命为浙江画院院长云云。自揆才德未至，而膺此荣任，恐有负付托之重，深滋惭惶。浙江自宋元以下，画家辈出，有声于时，画院之设立，必 能提高国画创作水平，培养一批绘画理论作者，为四化服务。
最近台湾出版的《雄狮美术》一九八四年第四期，重点介绍我说：
“中国绘画发展至今时，很明显地看到有两种趋势，一是走传统路线的，一是走新派作风的，这两路画家，似乎互相对峙，各不通融。走传统的经常骂走新派者为旁门左道，作品毫无可取。而走新派却不断讥讽走传统者为老古董，作品墨守成规。
然而有一位画家的作品，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绘画既包涵着浓厚的传统精神，又具有使人耳目一新的抽象意味。传统画家们认为他是 位承先启后的巨匠，而新派画家亦赞誉他为胆色过人，深具创见的现代画家。这位左右逢源的画家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就是近年来颇受艺坛瞩目的人物——陆俨少。
走传统路线的人喜欢他的画，原因是他保留了许多中国绘画所特有的传统精髓于创作中，他曾深入地去钻研前人的创作技巧与心得，又融会贯通地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简单地说他是位能入能出的画家。他的笔墨功夫，实际是将宋元之法集于一身，他学宋人以取其法度，而归宿于元人以尽其变。
搞新派作风的人对陆俨少的绘画也大感兴趣，原因是被他的画幅中所具的‘抽象意味’吸引着，说实在有些作品，如果不加上房子与点景人物，根本就看不出究竟是何物，与赵无极的绘画一样，抽象得很。从大处去看陆俨少的画，首先看到许多的白面块与白条子，又看到许多黑面块，这是黑白对比，互相交织成一幅幅奇特的景象，使整幅画充满了‘动荡之势’在其艺术创作中，的确创立了前人没有过的新技法，而且又能呈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我觉得上面的介绍，未免有些称誉过份，是不敢当的，但是也写出了我的心愿，这半个世纪来，我就是孜孜兀兀朝这个方向追求探索而前进的，以做到来自传统而又无悖于创新。中间也曾想摒弃旧习，彻底改变面目，有人说这样是步子跨得太大了，我自己也感到生搬强扭不是自然的变，所以也不能肯定是正确的办法，这样走过去又回过来，徬徨不定，苦闷万端。变法是第一义的，不过也不能空想冥索，一夜之间，突然变异。必须培养情操，加之深入生活，有新的意境，从而生发出新的技法，当然也不妨吸收外来的东西，这个变才是有源有委，而不是从空而降。
我今年七十六岁，方诸黄宾虹先生，还可再创作二十年。我不能满足过去，总想老年变法，为适应时代要求，要继续有大变。我深信只有根植在祖国的土壤上，我的艺术生命才能获得无限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