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老友龔繼先

作者简介:王亚法，半空堂主，原少年兒童出版社编辑，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普作协第一屆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新民晚报》连载《彩笔风流》、《失踪的马队》等中长篇小说，並发表诗歌、科幻小说等作品近千万字，其《太空醫院》一文，曾被编入2016年五年级语文上册(鄂教版)教材。一九八八年赴澳定居，创建“澳洲上海同乡会”，旅澳期间，曾为香港《大成》杂志撰写介绍张大千、叶浅予、謝稚柳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文章，并出版《故乡演义》、《他乡演义》、《张大千演义·故乡篇》、《张大千演义·海外篇》、《半空堂记游》、《半空堂杂谭》、《半空堂谭杂》等书籍；二零一一年後，曾三度赴美為伏文彥先生撰寫年譜，并爲多位“大風堂”再傳弟子畫冊撰寫前言；二零一八年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编辑出版《摩耶精舍遗韵》画册，近年常为《澳洲日报》、台湾“中时新闻网”等港台报刊撰写介绍大陆艺术家的文章。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剛過，我和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連環圖畫家趙仁年，去無錫黿頭渚公園搞創作。趙仁年有商業頭腦，看到黿頭渚公園的外國遊客多，靈機一動，和公園的領導簽了一紙協議，借公園背臨太湖的“誦芬堂”做展廳，開畫廊，向外國遊客兜售中國畫。

不料此舉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時生意興隆，買賣十分活躍，記得那時畫家送展的作品由劉旦宅、華三川、汪觀清、顧炳鑫、龔繼先、王仲清、趙仁年……大風堂張大千的一些學生也開過幾場展銷，參加者有章述亭、陸元鼎、曹逸如、顧福佑、陳從周、伏文彥、潘貞則、郁慕娟、郁慕貞、郁慕潔、郁慕蓮……朱屺瞻先生也送來過一張四尺整紙的朱砂竹子，開價四千元，結果被一位香港的遊客買走。 

畫展開幕時，照例由舉辦方邀請畫家到場，當場揮毫，合作一幅大畫，作為給舉辦方的禮物。   

來場作畫的畫家中，要數龔繼先最年輕。他思路敏捷，畫路寬闊，花鳥蟲草，无所不能，且出筆快捷，沒有架子，誰要索畫，不管當地老農，還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幫他拉紙鈐印，暗中計算一下，他一個小時內畫了五張畫送人，可謂神筆。  

那天晚上我們在無錫過夜，住在黿頭渚公園的招待所裡，我和繼先一個房間。

我自幼通讀《內經》，繼先則是個“易經通”，儒家的醫卜星相和六藝原本同出一门。那時他的齋號叫《大易齋》，因此兩人一見如故，從“太極生兩儀”談到“八八六十四卦……”；從“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聽他解釋石濤《畫語錄》中的“蒙養”，到一起背誦板橋的《道情》……個中中歡樂，至今猶存。

繼先出身書香門第，十八歲拜國畫大師李苦禪為師，紅氍高燭，三跪三叩，是按傳統禮儀拜師的入室弟子。他考入中央美院後，和范曾、鄧琳是同學，又師從葉淺予、李可染、蔣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貞……等名家。他學養深厚，古文功底足，說是交談，實質是向他學習，使我获益不少。

在無錫黿頭渚的相遇，我和繼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我和繼先認識後，一來二去，他巨鹿路260弄13號的家，成了我常去談天說地的去處。那時我年輕，騎著一輛13型自行車，轉令一響，穿過巨鹿路小菜場熙攘的人群，轉進橫跨晾衣桿的弄堂，然後進入一個堆滿雜物的大廳，蹬上黑黝黝的樓梯，穿過一間間門口堆滿廚具器皿的走廊，在門簾外喊一聲：“龔兄!”

在應答聲中，撩開門簾，進入他那具有客廳、睡房、畫室、飯廳多功能的居所，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張亦弘和愛女小磊磊的家。

進門左邊牆上的一個鏡框裡，掛著陸儼少爲他題的“大易齋”齋名。

“大易齋”狹長而逼仄，因為是頂樓，靠窗的一邊是個斜坡，能見到裸露屋頂的椽子，他的畫案就臨窗而設。至今想來，真不可思議，當初許多美不勝收的丹青，就是在這個斗室裡誕生的。 

就是在那張畫案上，那次他當場揮毫，給我畫了一條肥碩的鱖魚，並題了“桃花流水鱖魚肥”幾字。為了那張畫，我還特地去舊貨店買了一隻紅木鏡框，掛在我“半空堂”的書齋裡，至今還保存著。想到這幅畫是在那個環境裡誕生的，每每念及，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對著牆上鱖魚歎息：“魚兒啊，英雄莫論出身低呀！”

一次我進入“大易齋”，沒等說話，他就告訴我，剛才受了一場虛驚，原來上午大風堂的糜耕耘先生來作客，帶來一幅張大千的自畫像，有謝稚柳畫的松樹補景，一起欣賞，賞畢，糜耕耘將畫巻好帶走。誰知他到家，打傳呼電話來，說那畫忘在“大易齋”沒帶走。急得繼先有口難辯，滿室尋找，幸虧不一會糜老又來電，告訴說畫找到了，是自己帶回家的，放忘記了。以後才知道，那時糜耕耘已經得了老年癡呆症。

一次他從敦煌回來，請我去“大易齋”小酌，酒酣時，從櫃子裡取出一件小東西，剝開層層紙片，最後露出一塊銀元大小的泥團，上面塑著一尊菩薩，他小心翼翼地送給我說，這東西藏語叫“擦擦”，是去敦煌途中泥巴堆裡撿到的，為防止風化，他已經塗上了清漆，送給我當禮物。為此我當時寫過一篇小記，翻檢舊篋，附之如下：

得敦煌泥印佛像小記

吾友龔繼先兄，大易齋主，為當代畫師苦禪之高足也。君年前赴敦煌臨摹，得千佛洞泥印佛像一枚，贈予。佛像大似銀元，形似瓦當，上有趺座佛一尊，惜面目漫漶。以予見，此物乃木刻印範所鑄，蓋當年信徒所為也，佛像以泥沙為質，因攜之南方易潮風化，大易齋主以膠漆塗之，可見其用心良苦也。予得此瑰寶，欣喜不已，聊以記之。乙丑十月初十。

（陰曆的乙丑，是西曆的一九八五年）。   

這是一次記憶最深刻的對酌，那天他請我去“大易齋”，一壺黃酒，一碟油氽花生、兩個皮蛋加紅腸，這是那時代窮知識份子餐桌上常見的下酒之物。他認真地告訴我，局領導有意要讓他當人美的總編，是受還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問其究竟，他說，從小就立志做個畫家，當處士，無意仕途，而且有了官職會議多，要影響創作，想聽聽我的意見。我們又聊起明朝的高啟和徐渭，又從徐渭聊到鄭板橋，最後作出一個既不拂逆上意，又不拗違己志的決定——“學得板橋走馬任，濰坊縣衙滾一滾，”暫當一任，屆時辭職。

這就是龔繼先為什麼幾年後，堅辭不繼續當總編的幕後故事。

說完“大易齋”的故事，提醒後人不要忘記上海巨鹿路260弄13號，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職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艱難日子裡，這裡曾經蝸居過許多著名畫家，孕育和誕生過許多傳世精品。他們的名字是：龔繼先、胡海超、陳家聲、賀友直，還有馬寅初的女兒馬仰峰……聽說改革開放後，許多畫家們紛紛遷入新居，人去樓在，另換新主。

可惜當今社會重畫輕文，沒有人去記載這幢樓的歷史。

我出國前，辦手續忙碌，好一段時間沒去“大易齋”聊天，那天登門，繼先不在，亦弘嫂見面，劈頭就問：“亞法你出國的事辦得怎樣了？”我說：“去澳洲本來不需要經濟擔保，現在突然要經濟擔保了，所以還缺些錢，在奔忙呢。”亦弘嫂不假思索地說：“一位香港客人剛向繼先買去一張畫，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在當時是幾個月的工資。我雖然立即辭謝，沒有要，但她這句話，暖人心腸，叫人沒齒不忘。以後我曾經寫過一首詩，抄在我的《張大千演義·大陸篇》樣書的扉頁上贈送他：

贈繼先、亦弘兄嫂七律：

兄才識高古，畫藝精湛，不與時人爭，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贈舊作《鱖魚圖》、《梅花蜜蜂圖》，視若拱璧。尤感予去國前令嫂之誠言，其誠也，猶如親兄嫂也。光陰荏冉，弟與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舊簾攏，小樓談藝嘆時窮，

桃花鱖魚起漣漪，梅蕾蜜蜂細嚶嗡，

不與時人爭高下，欲在身後比雌雄。

難忘最是令嫂話，濁世還存上古風。

註：《桃花鱖魚》和《梅花蜜蜂圖》是繼先兄贈我的墨寶。

繼先和鄧琳、范曾、周思聰乃中央美院同學，但他從不吹噓自己的學歷。

他卦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畫的好壞是眾人評述的，不用自己吹噓。一九八二年嚴冬，我去葉淺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號的居寓所採訪時，接連兩個下午，聽他談畫《王先生》的故事，聽他談關押在秦城監獄裡的苦楚；聽他談和老一輩畫家張大千，謝稚柳和黃苗子的交往，當談到小一輩的范曾到龔繼先時，他從鄙夷不屑的口氣中轉過來，誇獎龔繼先：“這青年誠懇，不浮躁，肯下苦功，愛讀書，畫路也廣……”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總不免對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當政時期的懷念，懷念那時候的學術氣氛活躍，言論寬松，思想自由，人們對金錢的追求也沒有今天這麼強烈。書畫愛好者聚在一起，會不約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經放在案頭，愛不釋手的《藝苑掇英》。

文革撥亂反正後，百物復蘇，《藝苑掇英》也應運而生。該刊創刊時，是一本介紹古代書畫、瓷器、石刻、壁畫等內容的綜合月刊，出版後讀者反映內容比較雜亂，出版到到第七期時，決定改版，專一介紹中國古代書畫，並由繼先擔任總編。

當時《藝苑掇英》的稿源主要來自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和抄家歸還後的藏家，為了尋找作品，繼先和編輯們上窮碧落下黃泉，幾乎走遍了全國博物館。

每當繼先談到，編輯《藝苑掇英》的往事時，會不無感激地提到謝稚柳先生對他的幫助和指導。謝老是他來上海工作後第一位結識的老一輩藝術大師，在以後十餘年的日子裡，交往從未間斷，可以說繼先是謝老未拜門入室的弟子。我曾有次在“壯暮堂”的畫案上，看見謝老面前放著一卷“懷素苦筍帖”的複製品，在和繼先談論個中的妙處。

那時我因幫《新民晚報》副刊，寫關於張大千的連載小說“彩筆風流”，常去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閒聊，久而久之，成了那裡的常客，謝老和我除了閉口不談政治之外，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一次談到《藝苑掇英》時，話題轉到繼先身上。謝老說，現在既能作畫又懂得鑒定古畫的人不多，繼先眼光不錯，今後要看他的了。至今我還記得，謝老說這話時臉上露出“後有來者”的欣然。

我和繼先在一起，也經常閒聊張大千的軼事，繼先也說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為《藝苑掇英》去某博物館采稿，看到一張清初四高僧漸江的山水長卷，空靈瀟灑，筆墨精到，但稍有疑點，卻難否定，經過同仁們反復的否定和肯定後，決定採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現感覺上的彆扭，總覺不妥，後來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中，專家們反復論證，斷定此畫是張大千的臨摹之作。通過此事，編輯們接受教訓，以寧缺毋濫為原則，嚴格挑選作品，以致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以《藝苑掇英》作為對照某些古畫的藍本，成了一本甄別古畫的字典，可謂惠澤後世，功德無量。

至於繼先離開《藝苑掇英》後，讀者對以後出版的《藝苑掇英》的非議，當然是另當別論了。

欣聞在二〇〇五年的一場拍賣中，一套七十冊的《藝苑掇英》，竟然拍出十六萬五千的天價，這在現代書刊拍賣中是罕見的，也是對繼先和他的同仁們辛勞工作的肯定，為之欣然。

繼先在編輯《藝苑掇英》期間，每期都寄我樣書，一直到我出國為止。

和他道別的那天，他將托過的五幅畫送給我，說在外可以送朋友結結緣。記得其中有一張是《梅花蜜蜂圖》，九隻蜜蜂，圍繞幾朵梅花，振翅盤旋，靜心細觀，仿佛能聽到細微的嗡嗡聲，令人神往。我剛到澳洲的日子裡，曾經把它掛在臥室的牆上，陪伴過我思鄉的歲月。我知道，這是他從苦禪老師處學來的絕活。可惜那畫被一位學畫的老華僑借去臨摹，我幾次催討，回說弄丟了，一直沒有歸還。

因寫本文需要，剛才翻檢集影薄，找出一九八八年我出國前，我和繼先在上海揚州飯店告別宴上的合影，那時他年輕，我比他小七歲，更年輕，一晃間，我倆都步入老年了，對歲月真有說不出的無奈。

 一九九五年，我在澳洲辦妥居留，第一次回國。

那時繼先已經遷入長寧區華陽路的新居，這時他的居所裡掛著陸儼少先生題的匾額“枕流堂”。

老友重逢，有說不出的喜悅，那天繼先和亦弘嫂做了一桌好菜，還特地把亦弘嫂的老母，和已經長成大姑娘的小磊磊，以及未進門的毛腳高婿都請回家，一同歡聚。我們像一家人一樣，其樂融融，樂不可支。

老友久別，談這些年各自的經歷，世事的滄桑變幻，歲月的無情流逝，不勝感慨。那時他已經從總編位子上辭了下來，我看他談及辭退總編時的一臉淡然，對名利世俗的輕視，心中不由念叨，眼前的繼先還是那個繼先，在當今世俗的紅塵裡，能保持那份出污泥而不染的繼先。

那次閒聊中，我們談到了施大畏。我和施大畏不熟，但是我們是同代人，文革後期我和施大畏、朱金晨、韓碩幾乎同時調進出版系統。我和朱金晨是多年的老朋友，與韓碩是少兒出版社的同事，所以有時候朋友們談起，總會有一份間接的關顧。

繼先當總編時，施大畏來找他，說上海中國畫院想調他去當專業畫師，希望我能成全他。當時單位有個別領導不同意，認為單位剛出資送他去培訓回來，沒為單位作貢獻就走，有點說不過。繼先從全域觀念和施大畏的個人發展考慮，覺得他進中國畫院工作，會有更好的前途，於是充當說客，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領導，讓施大畏順利調走。嗣後，施大畏創作了許多作品，並一度擔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說明繼先當時的伯樂做對了。此事聯想起當年徐悲鴻送畫給江西省長熊式輝，向他推薦傅抱石，為中國畫壇發掘一顆新星的舊事。也使我想起自己的遭遇，我一九七六年初調入少兒出版社，不久恢復高考，我也曾向總編提出過自己的志向，可是我的總編只從本單位的利益出發，認為我去大學讀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得最好，也是回新聞出版系統工作，弄不好還會分配去中學語文老師。以致我失去了那次高考的機會，如果那時候我碰上繼先這樣開明的編輯，也許會改變我的人生軌跡。

繼先善飲紹興酒，煙癮也大，他是“555”香煙的老相好，那天我不知他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煙。

那天說定，我寫了兩首新詩，他給我畫兩幅四尺整張的大畫，以資紀念，我寫的詩是：

當年傖楚出鄉關，搏擊天涯雷十萬，

試問倦鳥幾時歸，結巢故里好清談。

他畫了一隻大蒼鷹，伸出利爪，沖天而下，向莽莽大山撲去，大有搏擊天涯之勢。在畫的下款題道：上錄亞法兄新詩一首並畫，繼先寫。

另一幅畫的是三條肥碩的大鯰魚，那一陣繼先迷戀畫鯰魚，牆上掛滿鯰魚的畫稿。

鯰魚，諧音“年餘”，九十年代末，他的鯰魚在社會上頗為流行。我的詩句是：

正是新荷初開時，大易齋裡魚滿紙，

乞得三尾補寒壁，半空堂裡作淺池。

那兩幅畫，我視若拱璧，前幾年兒子在澳洲買了新房，要討我這兩張畫，說掛在新房裡，好向外國朋友炫耀。當時就被我直言回絕：“不行，等老頭子玩幾年再傳給你！”

我告訴他一件軼事：九十年代初，我在悉尼華文報上看到一條“畫家龔繼先畫展”的新聞，我以為他來悉尼開畫展了。那天我約了幾位朋友一早趕到展廳，發現收藏者是一位姓蔡的女士，她不認識繼先，但有眼光，她欣賞繼先的畫有氣勢，認為時下在中國畫壇中，能達到這樣高水準的畫家不多。從交談中得知，她離異獨身，並不富有，是靠多年節衣縮食的錢，從各個渠道收藏了八十多幅繼先的作品。我認出其中有幾幅，是繼先在無錫開畫展時，送給一位叫姚琦的朋友的。

繼先並沒有為有這樣的粉絲而感到意外，聽罷，只是噴了口煙，淡然地說：“我不認識你說的那位女士，但我曾送給姚琦許多畫。”

我再次回國拜訪繼先，他已經搬到華東師範大學附近的大渡河路的新居了，進門的牆上依然掛著陸儼少先生題的“枕流堂”匾額，畫室也比以前大了許多，沿牆一溜書櫥，整齊地排滿名家的和他自己的畫冊，特別顯目的，是他參與編篡的那套《中國美術全集》，藍布精裝，非常氣派，全卷六十冊，版權頁上他的名字，排在老一輩書畫家啟功、謝稚柳的後面，我為他的成就感到高興。

繼先輕鬆地告訴我，現在他有足夠的空間作大畫了。我看了他許多近作，越發精湛，

大渡河路的“枕流堂”，在六樓，樓下住著另外兩名畫家——胡振郎和黃阿忠。

記得那天繼先請我在社區門口的小飯館裡小酌，他只陪我喝了少量的黃酒，煙癮也退了不少。

望著繼先臉上新增加的老人斑，我心裡暗暗思忖，世界上最難攀的，也許就是藝術高峰，艱險，曲折，崎嶇，陡峭，當到達這個境界時，無奈人生已進入了老境。

高人必有絕活，天津泥人張的開山祖張明山，他的絕活是，只要見過一眼，就能在袖筒內捏出那人的容貌來；吳昌碩的絕活，是在袖筒裡操刀，瞬間治出一方完美的印章;張大千的絕活是從兩個點先後起筆,中間匯合，最終天衣無縫，了無痕跡，他畫大幅荷花的莖杆就是這樣運筆的。

龔繼先也有絕活——他的絕活是“指畫”。

“指畫”者，顧名思義，是用手指作畫。關於此畫種的由來，傳說眾多，最可信者是，康雍年間，鐵嶺畫家高其佩，晚上做夢，來到一個山水旖旎的風景之地。他掏出墨水匣，鋪開紙張，正想作畫，忽然發現出門匆忙，忘記帶筆。正躊躇間，身後出現一個手拄拐杖的仙翁，指著他的手說：“汝可以指當筆乎？”一語驚點化夢中人，於是世間誕生了第一張指畫，高其佩也成了中國手指畫開宗派的創始人。嗣後，指畫一度盛行，揚州八怪中的李鱓、黃慎、羅聘等都曾以指掌濡墨，以代畫筆，但作指畫難度極高，因此逐漸式微，到了近代，只有潘天壽先生敢嘗試外，幾乎乏人問津。 

繼先自小就著迷指畫，空余時常閉門自習，遊戲指墨，聊以自娛。

不料這愛好，在關鍵時刻還真派上了大用處。

一九八九年，繼先應邀赴新加坡舉辦畫展，因為行李多，托運時把部分展品和常用的毛筆裝在同一個箱子裡，偏偏那件行李在機場出了差錯，不能按時運抵。而離展出時間只有兩天時間了，更急人的是報紙廣告和請柬已經發出，時不待人。情急之下，繼先使出了平時聊以自娛的看家本領，在華僑朋友送來的一刀宣紙上，手蘸墨汁，指爪齊使，五指跳躍，連塗帶抹，在眾人的叫好聲中，一幅幅精美的圖畫脫穎而出。

沒想到絕處逢生的無奈之舉，竟然別出成果，臨時的急就章，歪打正著，竟受到觀眾的額外好評，畫展結束，凡是指畫均被搶購一空。去年冬天，筆者去新加坡參觀藝博會時，順便拜訪一位在烏節路東陵坊開畫廊的佘先生，他是當年目睹繼先作指畫的觀眾之一，與我談起此事，還不忘當初情景，連連稱讚：“真是紙上搔出乾坤來，絕技！”

梅花香從苦寒出，繼先的指畫絕技並非憑空而來，他八歲入迷丹青，到一九八零年，在藝術殿堂裡已經苦鑽三十二年，憑他的天份和勤奮，應該說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藝術化境了。

自古至今，關於藝術化境的故事很多，唐伯虎當年走在街上，見一婦女責打頑兒，問其究竟，婦女告曰，頑兒食畢楊梅，亂扔核子，將白色蚊帳汙成斑點，唐伯虎聽罷，取出畫筆，在蚊帳上三二塗抹，頃刻出現一幅斑斕奪目的“紅梅圖”；齊白石畫蟲草，了然於胸，信筆拈來，自成天趣，張大千六十年代旅美時，眼疾嚴重，以心代目，作畫如常；余叔岩晚年目瞽，但上了舞臺，胸有方寸，瀟灑自如，舉步不亂，觀眾說是假瞽，孟小冬則解釋說，老師雙目雖瞽，但舞臺方寸，爛熟於胸，此乃化境使然。

化境是熟能生巧之技，化境是手揮五弦，目送紅鵠之功，繼先指畫，信手塗抹，即是一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整理張大千資料時，謝稚柳先生告誡我：“你不光要寫老一輩的畫家，要多介紹中青年一代的畫家，繼先是很有前途的。他不光會畫，這幾年編輯《藝苑掇英》有機會看到不少古畫，鍛煉了眼力。”

那時我就留意繼先的為人和作品，蓄意籌集資料，準備日後為他寫傳。可惜造化弄人，一九八八年，一陣出國潮的巨浪，把我巻進浪濤，遠離了藝術圈朋友的海灘，漂浮多年，再度回來，時過境遷，當年海灘的砂器，已不復舊觀。

二零零零年，繼先又喬遷往長壽路達安花園新居，取齋號“半閑草堂”，過着你若上午來，可上我居所，下午找來，可上我畫室的半日瀟灑作畫，半日會客把壺的悠閒生活。

繼先的藝術成就，就像他從“大易齋”的陋室，走向“半閑草堂”的高層居所那樣，蒸蒸日上，走向輝煌。我為他這些年的藝術成就慶賀高興。

無奈的是我們都已步入老境，生命的光陰已經不允許我們像年輕時那樣盡情抽煙，盡情喝酒，盡情搶着說話了。

祈禱老天多假我們一些時日，讓繼先多畫一些傳世之作，讓我多流覽幾處世界風光。

最後感謝文友陸其國兄代我實現了當年的夙願，他寫的《龔繼先畫傳》，使我讀之欣喜！

時間過得真快，綜前所述，我和繼先兄已有四十多年的友誼了，翰墨之交，我們必須留些文字，可惜拙文已晚，只能添作狗尾，附之陸其國兄《龔繼先畫傳》的驥後，贅之而又贅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