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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绘画的“四美”特征

陈洪绶绘画的“四美”特征

时间:2019-10-23 14:12:22 来源:月雅书画 作者:贾关法

陈洪绶绘画的“四美”特征

文/贾关法

在明清画坛上,陈洪绶是一个怪杰。他性格怪僻,画亦怪异,无论人物、花鸟、山水,皆能突破前人成规,自创独特面目,尤其是人物画,更是大放异彩,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陈洪绶的作品在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颇受追捧,屡创佳绩。他的一幅《执扇仕女图》,在上海朵云轩2004年秋拍中,以1300万元成交;他的10开《花鸟册页》在中贸圣佳2004年春拍中,以2860万元的天价落槌,创造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的最高纪录。
陈洪绶(1598一1652),字章侯,号老莲、悔迟、九品莲主等,生于浙江诸暨枫桥的一户平民之家。他少有奇才,酷爱绘画,据说4岁时就在墙上画过八九尺高的关羽像,令人大感惊讶。10岁时即拜杭州武林画派领袖蓝瑛为师,有“出蓝”之誉。14岁,他的画出现于市面,便有人购去。18岁时又拜了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刘宗周为师,在其“独慎”学说的影响下,立志做一个具有独立坚强人格的人。21岁中了秀才,不幸爱妻病故。于是离家北上,在京津逗留,不久无功而返。虽有报国之志,但科场屡屡失意,仕途落魄。1639年,陈洪绶再度进京,总算进入了国子监。因皇帝赏识其画,召为舍人,为皇宫临摹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并有机会得观内府藏画。“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陈洪绶,自此技艺大进,驰名京师,一时间王公贵族皆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然陈洪绶深感朝廷政治腐败,风雨飘播,毅然决定南归。返乡后,寓居绍兴青藤书屋(徐渭故居)。1646年,绍兴沦陷,陈洪绶拒为清人作画,逃至山中,一度皈依佛门,改号“悔迟”“云门僧”。晚年在杭州等地以卖画为生,驰骋画坛,名冠一时,与前辈画家崔子忠齐名,时称“北崔南陈”。清顺治九年(1652),卒于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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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擅长人物、花鸟、山水,尤以人物、肖像画声名最盛,清人张庚评其为“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
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效法吴门者,从刻画细丽流于柔靡,细眉小眼、弱不禁风的仕女,千人一面,生气渐失。而浙派人物画亦面于两宋藩篱,继承多于创造,渐入粗简陋略。针对画坛现状,陈洪绶不趋时流,独辟蹊径,锐意创新。他的人物画以历史故事、社会风情为主,同时还从汉代石刻造像、民间艺术中吸取精华,融会众家之长,师古而不泥古,形成了自己奇古、别致的风貌。他所绘的《离骚》《九歌》《水浒叶子》《博古叶子》《西厢记》等绣像插图,均由名工镌刻成版画,付梓刊印,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洪绶的花鸟画有两种画法:一种由宋代画院工笔重彩发展而来,勾勒精细;另一种则受晚明徐渭大写意花鸟画的影响,渗以水墨,用笔洒脱灵动,兼工带写。他的花鸟画注重造型,运笔圆润,傅色古雅,曲尽花鸟虫草之生趣。
陈洪绶的山水画,笔法苍老润洁,树干殊形异状,倚斜交错;山石多用水墨皴染,层次分明;又以细线勾画浮云、流水,更强化了画面的装饰效果。
陈洪绶的绘画,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审美价值,其美学品格可概括为:构图的寓意之美、笔法的韵味之美、造型的夸张之美和设色的古雅之美。

一、构图的寓意之美
陈洪绶的作品,布局经营不落俗套,打破常规,求新、求奇、求变,于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善于别出心裁地安排和处理描绘对象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完美的艺术整体和“有意味的形式”。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女仙图》、《杨慎簪花图》,是陈洪绶人物画中的杰作。前者采用的是一种近似直角三角形的构图方式,图中山石之顶与女仙、侍女发髻在视觉上连成三角形的斜边,作为主体形象的女仙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整体给人以稳重、坚实之感。而物象的大小、高低,在变化悬殊中达到和谐统一,将天地之精灵意蕴其中,令人肃然起敬。后者采用类似“一江两岸式”的构图,在古代人物画中实属罕见。画中的杨慎是明代一位奇才。嘉靖时,因聚众哭谏获罪,谪戍云南。此图写杨慎被贬后,用胡粉敷面,在头发上插满鲜花,携妓招摇的情景,将这位失意文人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近景为山石、野草,中景为主次人物,背景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画家为赞美主人公的高风亮节,有意在近景和中景之间以空白相隔,造成画面的深邃感,大大增添了画面的无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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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洪绶的画中,梅花、莲花、水仙等具有中国传统情结的自然物象,往往通过构图的巧妙安排,赋予其独特的美学品格,蕴含深层的寓意。南京博物馆所藏的《荷花湖石图》册页,是一幅借物抒情、强烈表现自我的佳作。写湖中奇石,形质诡异倔强,傲然屹立;石旁探出几株老莲,蓬勃向上,迎风舒展,绰约如仙。此图以垂直取势,却不为成法所圃,莲花主茎透过石洞或藏或露,形不连而意连,给观者留下联想余地;而奇石与莲花的掩映、莲花与浮萍的呼应,使形象主体蕴含的“内美”,令人更加神往。

二、笔法的韵味之美
中国画以线造型,“六法”中将“骨法用笔”置于“应物象形”之上。早在魏晋隋唐时期,铁线描、兰叶描、游丝描和琴弦描等技法已十分成熟。陈洪绶的画在线描、勾勒方面,善于从篆、隶书法中提炼出极富表现力的因素,线条的运用,或若行云流水,或若春蚕绵绵吐丝,或若折铁顿挫方硬,真实而美妙地展示了所绘物象的质感、量感、空间感、运动感和韵律感。在人物画中,他以刚劲、曲折的铁线表现武士,以飘逸、洒脱的笔法描绘隐者,以淡雅、细柔的描法画仕女儿童;在山水、花鸟画中,他以凝重苍润的用笔画山石、树干,以细劲流畅的笔法描绘花卉虫草,浓淡疏密,各臻其美,气概成章,意蕴无穷,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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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倚薰笼图》作于1639年,其时老莲用笔由粗壮、流畅而多方折转变为以细柔、圆劲、凝练为主。图中那些描绘不同形态的圆弧线、波纹线、蛇形线等,通过起伏、流动以及粗细、疏密、快慢、曲直、干湿等变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超乎时辈的装饰意匠,创造出古典东方女性美的经典。线条所蕴含的如水柔情和悠悠思绪,令观者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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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修沽酒图》和《达摩禅师图》是陈洪绶两幅个性鲜明的力作,在线条的运用上,高度概括,“一笔转处,有数笔之意”,表现了不同韵味的美妙。《阮修沽酒图》用笔柔中含刚,轻重各异,层次分明,将阮修手提酒壶顺风而行、衣衫随风飘起的质感、动感和节奏感表现得十分清晰,生动地展现了这位饮中名士桀骜不羁、潇洒自由的风采。而《达摩禅师图》用笔粗犷、简练、有力,以枯笔勾袈裟外皱,又以细笔画出内折,曲笔画禅杖,用无数精细的圆圈组成须发,写出一种苍古之感和禅者之韵。

三、造型的夸张之美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陈洪绶正是这种“移形”(即改变事物的原形)的高手。如他画荷花,往往把花头勾勒得特别大,用墨叶相衬,形成黑白的对比;画桃花,把叶子画得细小如点,而将花瓣进行“放大”,显得特别清晰,犹如美人娇艳欲滴的面容。陈洪绶作品的这种美学品质,在其人物画中表现得尤其出色。他善于夸大人物的个性特征,以衬托、对比等手法将其进行大胆的变形,产生相貌奇峭、身躯伟岸,乃至可畏等效果,形成他的人物画造型奇异的特征,从中反映画家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情感,画风奇古,“如三代鼎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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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陈洪绶早年在杭州涌金门府学临摹李公麟的《七十二贤画像》石刻,开始临得很像,几与原刻不差毫厘,可是不久就走了样,越临越不像了。旁人不解其意,他却心中窃喜,因为他在临摹中摆脱了窠臼,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终于悟出艺术的真谛,开始了创新之路的跋涉。他常常把儿童夸张成“大头娃娃”,童心烂漫,稚态可掬,更加逗人喜爱;至于他笔下的美人,更是奇骸怪形,或头大身小,或眼小眉短,人物形象以及画面气氛亦因此而超凡脱俗,极为耐看。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罗汉图》册页之一,写千年菩提树下,一罗汉席地坐禅,面色冷峻,目光睿智。作者在造型上大胆取舍,精心提炼,以极富抽象意味和装饰效果的夸张变形,使树身变成化石,衣纹犹如古木年轮,蕴含一种禅的意味。诚如一位哲人所言: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主宰上帝。个性的古僻、仕途的失意以及明王朝的覆灭之痛,都是形成陈洪绶固有意志的因素,画家借塑造画中的形象,表现自我性情。

四、设色的古雅之美
恽南田曾说:“画至着色,如入炉鞲,重加锻炼,火候稍差,前功尽弃。”陈洪绶作画极为重视傅色,竭力追求一个“古”字,于简洁、淡雅、清润中透露出高古的格调,兼魏晋之长,又得李公麟之妙,体现了宗古求变的大家气质。他不趋时流,摒弃艳俗,以墨为格,“以笔为帅而色从之”,强调笔与墨化,墨与色化,在色与墨的交互运用中,营造出古韵盎然的画面。
陈洪绶的不少仕女图用“三白法”傅色,仅在嘴唇处轻点朱红,其余颜色若淡若无,显得十分丰韵、纯洁。清人评曰:“章侯所作仕女图,风神衣袂,奕奕有仙气…令人销魂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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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并用,以彩显素,以艳托雅,是陈洪绶常用的设色之妙。《蕉林酌酒图》描绘一位隐居的高士采完菊花之后,在蕉林饮酒的情景。全图以淡彩为主调,却在某些人物的衣衫及古器皿上,又略施重彩,草色与石色并用,于清秀中显得分外古雅。由此产生的艺术趣味,与其内容、笔墨相呼应,形成统一的整体,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陈洪绶画花卉亦如画美人,傅色由淡渐浓,不露痕迹,恰到好处。他绘树也以淡雅的青绿点叶,渲染多次,然后加以浓墨,深浅分明,沉郁苍古。
综观陈洪绶绘画艺术的审美诸要素,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相互协调,相互影响。陈洪绶以其毕生勤奋和非凡才情,演奏出一曲震撼中国画史的动人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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